楊芳燕對山田賢評述日本「地域社會論」研究的回顧，重點在於探討明清時期「國家」與「社會」的關係。山田賢的文章批判性地回顧了「地域社會論」的研究取向，並以國家與社會的關係為主軸，分析了森正夫、岸本美緒、寺田浩明等學者的論點。
一、是否存在「地域社會論」的史學？
山田賢指出，「地域社會論」研究存在著研究者並未自覺從事此類研究，而評論者也未嚴謹定義「地域社會論」的現象。但他並未否定此概念的正當性，反而試圖界定、闡明並評論此研究取向。他認為，透過考察相關研究的基本預設和目的，可以重構「地域社會論」的「典型」。
二、基本預設和目的
山田分析，「地域社會論」具有兩個基本預設：
- 將「地域社會」、「地方社會」或「在地社會」視為歷史分析的焦點和基本單位，即個體成員互動並形成特定人際關係網絡的「場所」。此「場所」中，權力、支配、秩序等力量影響著社會的統合或反統合。
- 不將此「場所」限制在特定歷史空間內，而是視其為「從內部發展、柔軟可變的框架」，由地域社會內部的「人際關係的網絡及共同的認知體系」所激衍。因此，「地域社會」是一個高度流動的社會實體。
這些預設並未直接導出特定的方法論，而是揭示了「地域社會論」研究的一般性目的：注重個體反覆離合的「場所」，發現其共有規律，進而討論如何從基層統合至整個「中國」世界。
三、國家與社會之關係：從森正夫到寺田浩明
山田以「傳統中國」是一個「高度流動與開放，競爭很多且不穩定」的社群形象為基礎，探討這些學者如何研究傳統中國的社會與國家如何互相整合，形成「全體秩序」。此問題意識可追溯至森正夫1981年的報告，其意圖「克服」中國史研究領域的「國家、社會二元論」與「家族國家觀」。「國家、社會二元論」認為傳統中國的國家與社會互不干涉；「家族國家觀」則將王朝國家視為「家族主義」的擴張。
森正夫提出「全體秩序」的「有機整合」議題，對抗上述二元論。他區別了日本近世史的地域社會論（強調地域的自律性與抗爭），強調國家與社會如何有機整合。森提出兩個問題：各個地域社會如何互相連接形成大社會？在地社會的「私」關係如何透過媒介收斂為國家的「公」？
山田指出，森的地域社會論潛藏著含混性。森提出「領導類型論」，認為社會秩序的形成與維持在於領導者的領導，並概括出四種類型：家族、同族基軸論、地主領導型、士大夫領導型、國家基軸論。山田認為，森的問題在於他對地域社會的界定，即假定「國家」是社會秩序形成的可能單位之一，甚至認為王朝國家自身構成一個地域社會，這是一種「方法論上的國家主義」，忽略了社會中與國家抗衡的勢力。
後繼者如岸本美緒認為二元論僅描述了表象，她提出國家與社會之間存在「同型功能」的關係，即它們具有相同的秩序認識與維持秩序功能。寺田浩明則以「約」的研究呼應此觀點，「約」代表一種「規範的共有」狀態，由「倡導者」掌握並闡明「人心既有的齊心」而形成。山田認為，寺田的論證與岸本的「同型功能」說相當接近。
四、未來的研究議題
山田提出三方面值得進一步探討的議題：
- 地方領導權之形成的非制度性機制： 岸本的研究開啟了此方向，探討領導權形成的文化與象徵性機制。
- 國家與社會之關係： 如何驗證岸本的「同型功能」說，可透過探討危機時代（如明末清初）地域社會的秩序重整功能來檢驗。
- 做為「再生產容器」的「地域」之形成的物質性或制度性機制： 探討各種統合單位（如村、市場圈、縣、省）形成的物質保證與制度框架。
總結來說，山田賢的評述重點在於檢視「地域社會論」如何處理國家與社會的關係，並指出此研究取向的潛在問題與未來發展方向。他強調，未來的研究應更關注地方領導權的非制度性機制、驗證「同型功能」說，並探討「地域」形成的物質與制度機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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