歲次戊子（一九四八年），時維仲秋，董公浩雲正值壯歲，其業方興未艾。旗下天龍、通平二輪，劈波斬浪，遠涉重洋，肇啟華夏通達歐美之航路，洵為我國遠洋航運史冊，添注嶄新篇章。同年，復奉政府之命，膺復興航業公司之重任，遠赴美利堅，司接收船隻之責。
董公藉此良機，遍訪歐羅巴及美洲諸邦，躬親考察寰宇先進之造船技藝與科學管理之法。歷時半載之考察，宏其襟懷，益勵其志。歸國伊始，即擘畫鴻圖，擬向英倫購置精良海輪，以宏其航運事業。
夫戊子之年，於中華民族而言，亦為多事之秋。廟堂之上，政綱頹圮；沙場之內，兵戈不利；尤以財經困頓，通貨惡性膨脹，致使國民政府治下之華夏，深陷重重危機，難以自拔。迨至歲暮，國共兩黨之軍力對比，已然丕變；適逢財政改革鎩羽而歸，更昭示國家經濟已瀕臨崩潰之邊緣。朝廷自身尚且岌岌可危，又何暇顧及董公之外匯申請與購置海輪之宏圖？
值此關乎國族未來命運之際，董公將何去何從？此乃其人生道路上之重大抉擇，亦其亟須定奪之事。維時香港，乃英政府轄下之殖民地，遂成眾多商賈之首選。
抗戰甫歇，內戰旋即爆發。隨戰局之頹喪，國民政府復行管制外匯與通貨膨脹之策，遂致原料匱乏，市況萎靡，外銷受阻，經濟危機日益加劇。反觀香江，經濟則方興未艾，尤以其推行自由港政策，於外匯及進出口貿易皆無箝制，遂成內地資本遷徙之鵠的。申新紡織公司總經理榮鴻元，於考察香港之投資環境後，曾向記者坦言：「華北、華中實業家之遷港設廠，實乃不得已而為之。倘若政府能洞燭機先，允准開放自由外匯，俾於英美諸邦購進之工業生產器材機器得以順利進口，又何至於捨本逐末，楚才晉用，徒助香港之繁榮？」
陳光甫亦於日記中寫道：「香港有良港，有善政，捐稅不重，且處於英帝國關稅優惠之內，易於對華對日競爭，又與中國市面相近，兼之東南亞諸國，如新加坡、暹羅等，亦在咫尺。」故眾多商賈皆認為，香港乃當前資本轉移之適切之選。
香江於董公而言，亦非全然陌生之地。溯及一九四〇年前後，董公為於香港註冊成立航運公司，曾託友於九龍塘施他佛道購置府邸一處。迨太平洋戰爭爆發，中國航運公司遭封禁，董公亦離港而去，此處房產遂閒置多時，直至抗戰勝利後方才收回。值此兵荒馬亂之際，香港不啻為一可暫棲之所。
一九四八年臘月，董公率長子建華及女小平、亦平暨其他親眷，搭乘海文輪，辭別其出生及久居之滬上，舉家遷徙至香港。其妻顧善真及長女建平、次子建成則乘機抵港。與此同時，中國航運公司亦於香港金融樞紐——中環皇后大道中十二至十四號鷓鴣菜大廈四二〇室，設立辦事處。
董公雖身暫居香江，然其心仍繫故國，眷戀滬上，蓋其事業尚在內地，中國航運公司總部亦設於斯。待其安頓家室之後，一九四九年三月初，董公復返滬上。
時局至此，益發天翻地覆：繼遼瀋、淮海、平津三大戰役告捷之後，共產黨已據半壁江山，且正秣馬厲兵，欲渡長江，一統神州；而蔣公則已宣佈下野，由副總統李宗仁署理總統之位。國民黨雖冀望劃江而治，然其統治已岌岌可危，敗局已定。
滬上之局勢亦復如是。自平津及華北地區相繼淪陷於中共之手後，南北沿海及內河交通遂告中斷，不僅航運業之利益遭受重創，更嚴重影響上海市民之民生。此時於航運業而言，至關緊要者，莫過於儘速恢復南北通航。故上海航運界率先向國共兩黨提議，以麵粉三十萬袋北運，以交換煤炭十萬噸來滬。國民政府行政院對此表示允准，並批准由中國航運公司旗下之唐山號貨輪先行試辦。
故董公返滬後，主要奔走於南北通航之事。其故交、曾任通成公司船長之周啟新，更以代表之身，自上海經秦皇島轉赴天津及北平，與中共天津市長黃敬、北平市長葉劍英及華北人民政府副主席薄一波會晤，就恢復南北航運之辦法及各項具體事宜達成共識，終使通航得以實現。
為此事，中共最高領導人毛澤東、周恩來更專電上海船東代表沈琪，表示：「恢復華北上海間航運，以利生產之發展，極為重要。『大上海』、『唐山』兩輪北駛，並派員至華北接洽，極表歡迎。此間已囑北平葉劍英市長、天津黃敬市長準備接待。英商太古公司『湖南』號駛抵塘沽，係屬臨時性質，並非事先洽定；所謂華中、華南中國船舶開往華北口岸，將不使其駛返原地等，係報紙造謠，先生等不應置信。」意在打消上海船隻北歸之顧慮。
在滬期間，董公亦曾出席輪船業公會之會議及活動。三月十五日下午，董公出席上海市輪船商業同業公會第二屆第十次理監事會議，商討輪船業保安捐徵收辦法；三月二十九日中午，董公於國際飯店十四樓參加聚餐，聽取輪船商業同業公會秘書長沈琪晉京接洽有關通航一案之報告；四月二十三日中午，又於國際飯店十四樓參加同業公會第十三次會議。
恰於此日，中國人民解放軍渡過長江，攻佔南京。自此之後，於上海市輪船商業同業公會之會議記錄中，便再也尋覓不到董公之簽到。董公自此離開上海，離開大陸，直至辭世，亦未再踏足故國土地。
董公雖離大陸而去，然其公司仍留守上海，由副總經理鍾山道主持日常工作。其主要任務，除觀察及瞭解新政權之態度外，更重要者，乃尋求雙方有無合作之可能。而公司之日常運作及員工薪資，仍由董公負責。據鍾山道一九四九年十二月之來函透露，董公曾先後數次匯予上海公司員工薪津，計人民幣（舊幣）七千六百餘萬元、港幣五萬元、美金七千五百元。此筆數目不菲之款項，不僅暫解公司員工日常生活之燃眉之急，同時亦表明董公此時仍對公司未來在大陸之發展，抱持一定之希望。
《中國文化研究所學報》 Journal of Chinese Studies No. 50 - January 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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