滬上商界百態傳

 

滬上商界百態傳

公元一九四九年，新中國成立，十里洋場滬上商界驚聞解放軍至，多懷觀望，心中疑慮不決。時人皆問：「汝等商賈何故願受共黨統領？」實則，於大時局風雲變幻之際，彼等關心者二事：一曰國家安定否？二曰商業興旺否？

徐美峰之宅

徐氏園囿宏敞，座落高安路，四層洋房巍然挺立。內有荷池玻房，外建健身大堂。徐氏乃南方水泥商業巨子，時人譽為「南京劉靖基」。徐家之命運，亦隨國運沉浮。解放軍入城之日，徐家聞「噼啪」之聲，目見天邊星火，翌晨廚役自市歸，驚言：「解放軍安睡街旁。」此情此景，令徐家上下惶惶，未知將來。

榮家抉擇

榮毅仁，滬上商界翹楚，掌管申新纱廠，家業宏大。然新政之下，榮氏亦未敢妄動。時有共黨要員陳毅與之會晤，盛康年為其引介，陳氏以「公私兼顧、勞資兩利」之策相諭，榮毅仁深感共黨誠意，遂思與之合作。後因人民銀行資助，申新生產復興，港中股東聞訊，亦有資金歸還。

劉氏觀望

劉氏家族亦滬上大戶，家主劉鴻生精於商道，所創事業涵蓋火柴、水泥、金融等行。然彼心懷存疑，未遽歸順。其子女分赴英美日求學，家業網絡廣布。然於國勢日隆之際，劉氏亦察勢而動，終攜資重返滬上。

盛氏父子

盛丕華，早年自甬鄉至滬，白手起家，歷經商界風浪，享商賈信譽。其子盛康年，雖少爺脾氣，然於解放前夕，已暗助共黨事業。盛氏父子北上晤毛主席，為解放滬上獻策。解放後，盛康年穿梭商賈之間，促使榮毅仁、經叔平等人逐漸接納共黨主張。

新中國建國初期，五反運動為關鍵政治轉折點。運動後，中共中央提出向社會主義過渡之計劃。為何此時進行社會主義改造？民族資本家為何接受改造？本文旨在探討五反運動中，由新民主主義經濟秩序向社會主義計劃經濟過渡之微觀機制，即加工訂貨政策導致「利潤計劃化」與「商業倫理政治化」。

1949年內戰結束後，中共為恢復經濟，對私營企業實行加工訂貨政策。對民族資產階級而言，此政策提供穩定市場，促進經營積極性；對新生政權而言，可充分利用既有生產設施，治療戰爭對國民經濟之重創。然而，長期實行此政策，可能導致民族資本家創新精神萎縮，形成對國家之依賴，國家亦需承擔沉重之製造市場需求負擔。但對於準備向社會主義計劃經濟轉變之中共而言，加工訂貨為國家資本主義之初級經濟形式，從國家資本主義向社會主義計劃經濟之過渡，幾乎只有一步之遙。

以上海與天津為例，兩地私營工業中，加工訂貨佔總產值之比重，分別從1949年之10.0%與19.8%，增加至1952年之58.8%與59.9%。即在五反運動結束後，國家通過加工訂貨方式，基本控制私營工業發展，調整私人工業結構，使之適合社會主義建設之需要。在此過程中，私營工業總產值亦顯著增長。例如，上海市私營工業總產值1949年為267,352萬元，1951年高達380,251萬元，增加約42.2%；天津市私營工業總產值1949年為35,284萬元，1951年為69,989萬元，增加98.4%。

民族資產階級私人工業仰賴國家之加工訂貨，獲得巨大發展，為隨之而來之社會主義改造創造條件。即使無五反運動，中共亦可借助加工訂貨之外在控制，實行私人資本主義向社會主義過渡。毛澤東於1952年9月24日中共中央書記處會議上指出：「他們已經掛在共產黨的車頭上了，離不開共產黨了。」劉少奇於同年10月20日給斯大林之信中亦寫道：「在十年以後，中國工業將有百分之九十以上是國有的，私人工業不到百分之十，而這些私人工業又大體上都要依賴國家供給原料、收購和推銷他們的成品及銀行貸款等，並納入國家計劃之內，而不能獨立經營。」

然而，隨著經濟恢復，私營企業與政治結構之間不可避免地產生摩擦。民族資產階級一方面要求自由發展，減少政府干預，回歸「守夜人」角色；另一方面，中共要求國家掌握更多資源，實現對市場之調控，擴大國營企業範圍，限制自由市場。國家與資本家之間之衝突，結構性且不可調和。在國家加工訂貨佔私人工業比重愈大情況下，資本家為實現利潤最大化，可能偷工減料、以次充好，或對國家工作人員行賄拉攏。

例如，上海大康藥房經理王康年，設立專事勾結幹部之機構，稱為「外勤部」，前後腐蝕25個國家機關之65個幹部，自稱「大康是幹部思想改造所」。協和新五金號老闆亦派小老婆勾引國家工作人員。此外，為保證資本利潤，資本家可能偷工減料、以次充好。例如，百貨公司收購梅林公司貨物，先打九八折，再打六五折，資本家稱虧損15%。根據對上海市鋼鐵加工等十四個行業從1950到1952年之利潤率統計，所有行業之利潤在1952年均出現驚人之大幅下跌。

總而言之，五反運動通過加工訂貨政策，將私營工業逐步納入國家計劃軌道，改變民族資本家之經商理念與經營策略，為向社會主義計劃經濟過渡奠定基礎。然而，隨著經濟發展，國家與資本家之間之矛盾亦日益突出，需謹慎處理，以實現經濟與政治之和諧發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