庚寅年滬上鉅賈之抉擇

 

庚寅年滬上鉅賈之抉擇：析論劉鴻生歸返赤縣之因由

庚寅年（公元一九四九年），鼎革之際，寰宇震盪。赤潮席捲神州，舊秩序土崩瓦解。值此風雲變幻之秋，握擁鉅資之商賈巨擘，其抉擇去留，攸關身家性命，亦折射時代之波瀾。彼時，多有可遠走高飛之賈人，卻毅然決然，留駐於奉行翦除資本主義之新政權轄下。此番抉擇，委實令人費解。昔日國民政府所倚重之滬上鉅賈劉鴻生，曾將家眷與資財悉數遷往海外，構建跨國網絡，以分散風險。然其本人竟於最後回歸故土，與海外親人訣別，其畢生積累之財富，亦難逃國有化之命運。今吾人欲探究劉氏回歸背後之複雜動機，藉此管窺國共交替之時代風貌。

時維解放軍將克上海之際，年逾花甲之劉鴻生已離滬，經國民政府之臨時都城廣州抵達香港。貴為中國屈指可數之實業巨子，劉氏對於政局之劇變，早有綢繆。其奉行之生存之道，在於分散風險，正如其常掛於口之英語格言：「勿將所有雞卵置於一籃之中。」（Don’t put all your eggs in one basket.）劉氏經營之產業廣泛，涵蓋火柴、紡織、水泥、煤炭等多個領域；其教子之方亦如是，子女或負笈英倫，或遊學美利堅，或東渡扶桑，更不乏入劍橋、哈佛、帝大等名校者。

國共內戰爆發後，劉氏更將資產轉移至海外以規避風險，投資臺灣地產並開設工廠。其避難香港亦非偶然，蓋其早於香港坪洲創立東南亞最大之火柴廠，更暗令生意夥伴將鉅額資金、工業製品及原料運往香港，以為後路。

然則，縱使劉氏早有先機，鋪設後路，又擁有常人難及之資源與條件，值此一九四九年之歷史關頭，其對於去留問題，依舊舉棋不定。其何以避難香港，而非隨國民黨遷往臺灣？最終又緣何選擇重返大陸？

劉氏離滬前，曾多次召開家庭會議，與子女共商家族前程。然其千算萬算，未料及留學日本之六子劉公誠竟為中共地下黨員。據康奈爾大學中國史教授高家龍Sherman Cochran之研究指出，劉公誠曾於一九三八年親赴延安加入共產黨，此後以地下黨員之身份秘密活動。然其初亦未能消弭全家上下對中共之疑慮。

一九四九年初，中共於向上海推進之際，亦不斷向劉家傳遞訊息，保證只要劉家願意留下，其名下所有工廠皆會受解放軍之保護。劉公誠亦極力遊說其父，然劉鴻生始終對共產黨將如何處置資本家抱持戒心，甚至向家人明言：「共產黨決不會與吾輩真正交朋友。」

既不信任共產黨，則投靠國民黨似為順理成章之選擇。劉氏與蔣介石素有交情，且曾多次擔任公職，更預先派遣子嗣赴臺，以為遷臺之準備。然國民黨於一九四八年推行之貨幣改革，卻動搖了劉氏之信心。彼時，蔣經國奉命控制通貨膨脹，強令上海資本家以舊幣兌換金圓券，數名富商拒不合作後遭逮捕，甚或有人被處決。劉氏迫於無奈就範，然政府竟於數月後宣告改革失敗，金圓券遂成廢紙，令上海富商損失慘重。劉氏自此對蔣氏及國民政府有所保留，更於家庭會議上向女兒表示：「臺灣亦非善地。」

值此國共兩難之際，解放軍已兵臨城下，劉氏遂避走香港，以觀時局之變。然隨著其在港之生意受挫，國民黨於大陸兵敗如山倒，其可思考之時間已所剩無幾。散居各地之家人亦各展其力，試圖左右其最終之決定。

迨至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共產黨竭力拉攏劉鴻生。曾兩度派遣其子赴港，欲接其回國。周恩來亦派遣特使赴港，遊說包括劉氏在內之中國資本家返國，承諾凡愛國者皆受歡迎，其家庭與財產皆可受保障，甚至有機會委以國家領導之重任。

劉氏最終屈服。其向家人解釋道：「吾已年逾花甲！吾之事業皆在國內，不願滯留海外作異鄉之客。今汝等皆盼吾歸去，吾一人流落海外，又有何意義！吾決意回去。」

高家龍Sherman Cochran分析指出，劉氏之返鄉初衷實為平實，乃自覺年事已高，渴望與家人團聚，不忍捨棄國內之事業成就，與民族主義並無太大關聯。然其返回上海安頓後，卻判若兩人，言談之間皆帶有濃厚之政治色彩，措辭亦十足官方口吻，更放棄分散風險之策略，欲於共產中國孤注一擲。

劉氏抵津後，即受周恩來之邀赴京。其雖曾為英人買辦，又受國民黨委任公職，然並未被中共扣上「買辦官僚資本家」之帽子，反受周氏嘉許為「民族資本家」，先後擔任政協及人大代表。其後，其於公開演講中，亦滿口「主義」，指責「帝國主義、封建主義及官僚資本主義」壓迫中國工商業，儼然變了一個人。

此時，劉氏分散風險於海外之舉，反成其政治負資產。質疑之聲四起，迫使劉氏急召海外子女回國。其寄出之信件，皆充斥政治語言，力勸子嗣速歸。

劉氏之子劉念信堅拒其父之邀請。父子二人書信往返，劉念信批評共產主義剝奪人之自由；劉鴻生則反駁其子受美國自由理念之誤導。然其信中甚少流露個人情感，終未能說服其子。

最終，劉公誠親赴香港，以計誘其弟劉念信回國。劉念信得知真相後，怒不可遏，然已無力回天。

至於劉鴻生本人，其於共產中國僅渡過短暫之蜜月期，便接連成為政治運動之目標。其後，其名下所有企業皆改組為公私合營，其畢生之努力化為烏有。

劉氏為家人留下者，除財富外，尚有資本家之標籤，使其家族捲入一場又一場之政治風暴。

高家龍Sherman Cochran認為，劉氏之遭遇並非個例，實乃彼時之寫照。諸多中國商人皆與劉氏相似，學會投資海外以避險。劉氏於香港之掙扎，亦與其他商人相似，其最初之考慮，多為業務分佈、家庭因素等，鮮有意識形態之色彩。

至於劉氏是否曾為返回上海而後悔，吾人已無從得知。然其於一九四九年後，即便共產黨違背當初之承諾，要其奉獻畢生經營之企業於國家，文獻中之劉氏始終「非常感謝黨」，未有絲毫怨言，更遑論「後悔當初」矣。

The Lius of Shanghai,  Sherman Cochran and Andrew Hsieh