丘吉爾著《第二次世界大戰回憶錄》之緣由

 夫丘吉爾身兼史家、國士與敘事之巨匠，其著《第二次世界大戰回憶錄》也，乃欲塑造史乘，奠定名位，兼濟囊中之窘，亦以遂其畢生著述與研史之嗜也。

一、丘吉爾著《第二次世界大戰回憶錄》之緣由

丘吉爾著《第二次世界大戰回憶錄》之動機多端，兼具個人之興趣、實用之考量與戰略之目標。

• 個人興趣與史學之熱忱： 丘吉爾早於二戰之前，即爲多產之作家與史家。其早年之作，如論一戰之《世界危機》及述馬爾博羅公爵之《馬爾博羅：其人其時》，皆展現其對史學敘事之熱愛，及其對文字塑造理解之力量之信念。著述於丘吉爾，既爲揮灑才情之途，亦爲梳理其經歷之法。 丘吉爾以史家自居，鑑於其於一九四〇至一九四五年間身爲英國戰時首相之核心地位，遂自認獨具資格以編年記述此役。其對宏大歷史事件及其自身於其中之地位之迷戀，使此著述成爲其學術興趣之自然延伸。
• 經濟之誘因： 一九四五年大選失利後，丘吉爾面臨經濟之拮据。其生活方式，包括其莊園查特韋爾，皆耗資甚鉅，且其時身爲反對黨領袖，並無固定收入。《第二次世界大戰回憶錄》與霍頓·米夫林（美國）及卡塞爾（英國）等出版商所簽訂之豐厚出版合約，爲其提供重要之經濟支柱。《生活》及《紐約時報》等雜誌之連載，更使其收入大增。 丘吉爾聘用一隊研究員及助手（號曰「辛迪加」），襄助其起草與核實史實，使其得以高效完成此鴻篇巨製，並最大限度地實現其商業價值。
• 塑造歷史論述與名位： 丘吉爾敏銳地意識到歷史乃由書寫者所定。既曾率領英國度過其「至暗時刻」，彼遂決意撰述此戰之敘事，以鞏固其自身及其國家之名位。藉由著《第二次世界大戰回憶錄》，彼旨在確保其觀點——強調英國之不屈、其戰略之遠見及英美之聯盟——主導歷史之記載。 丘吉爾得以閱覽大量官方文件，包括內閣文件、電報及其自身之戰時備忘錄，此賦予其無與倫比之能力，以呈現權威之記述。彼策略性地運用此等權限，以其所欲之方式構建事件之框架，凸顯其貢獻並辯護其決策。 彼亦欲藉此反駁對其戰時領導之潛在批評，如敦刻爾克、新加坡或挪威戰役之失利，而提供其自身對此等事件之詮釋。例如，彼淡化戰略失誤，而強調英國於壓倒性逆境中求存之宏大背景。
• 政治之動機： 著述此史，使丘吉爾於其在野期間（一九四五至一九五一年）仍能保持公衆之關注。此書使其名聲顯赫，並強化其作爲卓越政治家之形象，助其於一九五一年重返首相之位。 此著亦成爲其宣揚戰後願景之平臺，尤以英美「特殊關係」之重要性及西方世界團結對抗新興蘇聯威脅之必要爲甚。藉由將此戰描繪爲民主價值之勝利，丘吉爾將自身定位爲冷戰時代之先知。

二、丘吉爾是否欲主導歷史論述？

然也，丘吉爾明確旨在塑造圍繞第二次世界大戰之歷史論述。彼不甘將此戰之詮釋委諸他人，尤以其聲譽及英國戰後地位攸關重大之故。其策略之數端皆可見此意圖：

• 擇要使用文獻： 丘吉爾得天獨厚，得以閱覽機密政府檔案，彼擇其所需以佐其敘事。雖彼謹慎避免洩露官方機密，然常以強調其先見之明而淡化爭議之方式呈現文獻。例如，其對一九四三至一九四四年孟加拉饑荒（致數百萬人喪生）之記述顯著簡略，且迴避責任，此反映其欲避免對英國殖民政策之批評。
• 構建敘事框架： 丘吉爾以契合其世界觀之主題構建《第二次世界大戰回憶錄》之框架：英國之英勇抵抗，英語民族之核心地位，及其自身作爲高瞻遠矚之領袖之角色。彼將自身描繪爲盟軍戰略之關鍵人物，有時甚至誇大其對諸如大同盟（英、美、蘇）形成等事件之影響力。
• 先發制人，反駁批評： 丘吉爾深知史家及昔日同僚或將質疑其決策，如其對地中海戰場之側重，或其在一九四四年之前不願開闢歐洲第二戰場之猶豫。藉由率先出版其記述，彼確立辯論之基調，迫使他人回應其版本之事件。
• 面向全球讀者： 丘吉爾爲國際讀者而著述，尤以美國爲甚，彼欲藉此加強英美之夥伴關係。其敘事強調共同之價值觀與犧牲，以確保英國對戰事之貢獻不被美國或蘇聯之記述所掩蓋。

丘吉爾之名言「歷史將會善待我，因爲我打算親自書寫它」，正概括其欲主導歷史記載之意圖。雖彼並未捏造事實，然其所撰之敘事皆與其個人及政治目標相符。

三、《第二次世界大戰回憶錄》之準確性：可靠抑或虛妄？

丘吉爾之《第二次世界大戰回憶錄》乃嚴謹之文獻、引人入勝之敘事與選擇性之詮釋之結合。其既非全然準確，亦非全然虛妄，而是反映其獨特之視角及其偏見。茲評估其可靠性如下：

• 作爲史學記述之優勢：

  • 第一手資料之價值： 此著乃第一手資料之寶庫，包括丘吉爾之戰時通信、指令及備忘錄。此等文件，其中許多於當時爲其他史家所難以獲取，爲盟軍之決策過程提供無價之洞見。
  • 內部人士之視角： 作爲戰事之核心人物，丘吉爾提供關於高層戰略、談判及領導壓力之第一手記述。其對關鍵時刻——如不列顛之戰、閃電戰或雅爾塔會議——之描繪生動且基於其個人經歷。
  • 廣闊之範圍： 此系列涵蓋戰事之全球層面，自歐洲戰場至太平洋戰場，並整合政治、軍事及外交之視角。丘吉爾將複雜事件融合成連貫敘事之能力，足見其史學之功力。
  • 文學之造詣： 此著之雄辯與戲劇性使其引人入勝，亦使丘吉爾於一九五三年榮獲諾貝爾文學獎，以表彰其「精通歷史及傳記之描述」。

• 局限與偏見：

  • 自我服務之敘事： 丘吉爾之記述無可否認地具有自我吹捧之傾向。彼將自身描繪爲不可或缺之領袖，其預見危險（如希特勒之崛起）並引導盟軍走向勝利。彼淡化或省略其失誤，如一戰中災難性之加里波利戰役（此役困擾其聲譽）或挪威及東南亞之戰略失算。
  • 選擇性之遺漏： 丘吉爾對其領導之爭議性方面輕描淡寫。例如，彼甚少提及孟加拉饑荒、德累斯頓轟炸或英國殖民政策之複雜性，此等事件或將使其政府形象蒙塵。其對戴高樂或蔣介石等盟友之態度常帶輕蔑，反映其個人之偏見。
  • 盎格魯中心之視角： 敘事以英國之角色爲中心，有時犧牲其他盟國之貢獻。例如，蘇聯於東線之巨大犧牲雖被承認，然未獲應有之重視。同樣，美國之貢獻亦被視爲對英國領導之補充，此與丘吉爾之「英語民族」之願景相符。
  • 誇大之先見之明： 丘吉爾常將自身描繪爲具有先見之明，聲稱其預見德國之重整軍備或日本之侵略。雖彼在某些方面確具遠見（如其於一九三〇年代對希特勒之警告），然彼誇大其一貫性，並淡化其猶豫或失誤之時刻。
  • 協同之著述： 雖丘吉爾爲主導之力，然大部分之起草工作皆由其研究團隊完成，包括威廉·迪金等史家及亨利·波諾爾將軍等軍事專家。此協同之過程確保史實之嚴謹，然亦使丘吉爾得以塑造其語氣與重點，有時則掩蓋爭議性之問題。

• 虛妄抑或主觀？ 丘吉爾之記述並非「虛妄」之捏造，然其極具主觀性。其反映其世界觀——帝國主義、歐洲中心主義及對西方民主勝利之關注——並將其自身置於故事之中心。約翰·基根及馬克斯·黑斯廷斯等史家皆指出，雖此著乃敘事史學之傑作，然亦須視之爲回憶錄，其中染有丘吉爾欲辯護其決策並塑造其名位之意願。 例如，其對英美「特殊關係」之描繪強調和諧，而淡化其與羅斯福在戰略或殖民政策上之緊張關係。同樣，其對戰爭起源之記述凸顯其對綏靖政策之警告，將自身塑造爲孤獨之先知，而輕描淡寫一九三〇年代更廣泛之政治背景。

• 當代之接受與史學之批判： 此著出版之時，因其範圍之廣、可讀性之強及權威性之高而廣受讚譽，鞏固丘吉爾作爲政治家兼史家之聲譽。然即便當代之評論家亦注意到其偏見，尤以其對丘吉爾視角之側重爲甚。 現代史家將此著視爲重要然亦有缺陷之史料。其常與其他記述（如蘇聯、美國或德國之記錄）相互參照，以修正丘吉爾之遺漏或誇大。例如，一九九〇年代蘇聯檔案之開放及英國「超級機密」（Ultra）解密之公開，爲戰事提供了更完整之圖景，揭示丘吉爾敘事中之缺漏。

結論

丘吉爾著《第二次世界大戰回憶錄》，乃出於其對歷史之個人熱忱、經濟之需要及塑造歷史論述與奠定個人名位之刻意意願。彼成功地構築了一部敘事，主導了戰後早期對此衝突之詮釋，強調英國之英勇及其自身之領導。雖此著富含第一手資料及內部人士之視角，實爲珍貴之史學資料，然其並非完全準確，而是反映丘吉爾之偏見、選擇性之遺漏及自我吹捧之傾向。宜將其理解爲歷史與回憶錄之精妙結合，啓發人心然非定論，且須與其他史料並讀，方能把握戰事之全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