丘吉爾對華政策與蔣介石之態度

 

丘吉爾對華政策與蔣介石之態度：析論

夫二戰之時，英首相丘吉爾其對中華民國與蔣中正之策與態，蓋由數端交織而成：一則戰略之權衡，二則地緣之考量，三則其人本有之歐羅巴中心觀，兼之大英帝國之利害所繫也。雖彼時英之資源拮据，其戰略要務亦異於美利堅，然丘吉爾之所爲，實亦見其對華軍力之疑慮，其心之所注乃在歐陸與帝國之事，及其人複雜之性情使然也。茲詳剖之如下：

一、戰略之先與歐羅巴中心主義

丘吉爾於二戰之際，首要之務乃擊敗納粹德意志，彼視之爲大不列顛及西方世界最迫切、最攸關存亡之大患也。此歐羅巴中心之視角，主導其戰略之思維，遂使太平洋與亞洲戰場退居其次。於丘吉爾而言，歐洲之戰事與大英帝國（尤以印度與中東爲要）之防衛，皆重於扶助中國抗擊日本。

• 視中國爲次要戰場： 丘吉爾認爲，較之歐洲與地中海諸戰線，中國於戰事中所扮演之角色甚爲邊緣。彼深信，日本之敗亡，主要繫於美利堅之海軍力量及英國於東南亞（如緬甸與馬來亞）之努力，而非中國之陸軍。此與美利堅之觀點迥異，尤以羅斯福總統治下爲甚，彼視中國爲牽制日軍之關鍵盟友，亦爲戰後潛在之強國也。
• 疑慮中國軍力之價值： 丘吉爾對蔣中正麾下國民政府軍之戰力甚爲懷疑。彼認爲中國軍隊組織渙散，貪腐叢生，無力對日軍發動有效之攻勢。此種疑慮，亦因英國軍事顧問之報告及中國戰局之混亂所加深，蓋其時中國內部分裂（如國共之爭），後勤亦多掣肘也。
• 殖民利益之優先： 丘吉爾既致力於維護大英帝國，此亦深刻影響其對華之態度。彼以保衛英國之殖民地（如印度、緬甸、馬來亞及香港）爲先，而非增強中國之抗日力量。例如，一九四一年十二月香港陷落於日本之後，丘吉爾甚少關注其收復，亦不願以此作爲加強與蔣氏關係之籌碼。反之，彼更重視確保印度（「帝國王冠上之寶石」）之安全，並維繫英國之帝國聲望。

二、丘吉爾對蔣介石之態度

丘吉爾其人對蔣中正之觀感，多有輕視，甚或帶有居高臨下之意，此既反映其歐羅巴中心之世界觀，亦見其對蔣氏領導之不滿。

• 缺乏個人之尊重： 丘吉爾未將蔣氏視爲盟國領袖中之平等一員。異於羅斯福之視蔣爲潛在強國之領袖，及「四大強國」（美、英、蘇、中）之關鍵人物，丘吉爾則視蔣爲弱且不可靠之盟友。彼私下以輕蔑之語稱之，並質疑其能力及其政府之凝聚力。
• 文化與種族之偏見： 丘吉爾之世界觀深受其時殖民主義之影響，彼時常將非歐洲國家視爲能力較遜或「未開化」之邦。雖彼未公開表達對蔣氏之種族歧視，然其論及亞洲之措辭，及其不願優先考慮中國需求之態度，皆暗示其存有某種程度之文化偏見。此可見於彼不甚支持提升中國於盟國會議中之地位，如其對中國成爲聯合國安理會常任理事國之態度便不甚熱衷。
• 與羅斯福理想主義之對比： 羅斯福對中國之支持，部分源於其理想主義——即期盼戰後之中國成爲民主之現代國家，以制衡亞洲之帝國主義與共產主義。丘吉爾乃大英帝國之堅定捍衛者，並無此等願景。彼對中國能否崛起爲穩定之現代強國持懷疑態度，亦覺大力扶持蔣氏政權並無甚戰略價值。

三、資源之窘迫與能力之差異

雖丘吉爾之態度受其優先考量與偏見所左右，然相較於美利堅，英國資源之有限亦爲重要因素。

• 英國資源之捉襟見肘： 不同於擁有龐大工業與後勤能力之美國，英國於一九四〇至一九四二年正爲生存而戰，其資源分散於歐洲、北非、大西洋及東南亞諸戰線。以大量物資或軍事行動（如在緬甸）支援中國，於後勤上極具挑戰，且與更爲緊迫之要務相競。
• 對美國之依賴： 一九四一年後，英國極度依賴美國之租借法案援助，此亦限制丘吉爾於亞洲戰略上發號施令之能力。美國遂成爲支援中國之主力，尤以經由滇緬公路及飛越喜馬拉雅山之「駝峰航線」運送物資爲甚。丘吉爾樂於讓美國承擔支援蔣氏之重擔，蓋英國實無足夠之能力爲之也。
• 緬甸戰役之齟齬： 英中軍隊共同作戰之緬甸戰場，凸顯丘吉爾不願優先考慮中國需求之態度。丘吉爾初時抵制美國施壓，不願發動大規模攻勢以重開滇緬公路，視此戰役爲消耗他處所需資源之舉。此令視該公路爲補給生命線之蔣氏甚爲沮喪。

四、殖民心態與香港問題

丘吉爾之殖民心態，尤以香港問題爲甚，更使其與中國之關係趨於緊張。

• 香港之象徵意義： 香港，乃英國之殖民地，實爲爭議之焦點。香港陷落於日本後，蔣氏及其他中國領袖皆期盼戰後能重新談判其地位，或可將之歸還中國，以示盟國之善意。然丘吉爾則堅決反對任何放棄英國殖民地之討論。其維護英國帝國領土之決心，與蔣氏之民族主義抱負相衝突，遂加劇彼此之不信任。
• 抵制中國民族主義： 丘吉爾對中國之民族主義甚爲警惕，視之爲對英國在亞洲殖民利益之潛在威脅。彼憂慮過度支持蔣氏，或將助長印度及其他地區之反殖民運動。此與羅斯福較爲同情民族主義運動之觀點相異，後者視之爲更廣泛之反帝國主義戰後秩序之一環。

五、丘吉爾之性格與「強橫」之行爲

丘吉爾其人性格，常被形容爲專橫、固執且好爭辯，此亦影響其與中國及蔣氏之互動。

• 輕慢之外交： 丘吉爾常以其自身之戰略眼光爲先，故有時會輕視或邊緣化其認爲不甚重要之盟友。於重要之戰時會議（如一九四三年之開羅會議），丘吉爾甚少與蔣氏互動，反更專注於與羅斯福及斯大林之會談。其粗率之態度及缺乏外交之溫情，令覺被冷落之蔣氏甚爲不悅。
• 重列強之互動： 丘吉爾視戰爭爲「三大強國」（英、美、蘇）間之角力。彼更關心確保英國在此三強鼎立中之地位，而非培養與其視爲次要角色之蔣氏之關係。此種態度，於中國領袖眼中，實乃傲慢之舉。
• 非有意之「強橫」： 雖丘吉爾之行爲或顯強橫，然其本意並非惡意，而更多在於其一心一意關注英國之生存與帝國之利益。然其直率與缺乏圓滑之處，卻加劇其與蔣氏間之緊張關係。

六、何以丘吉爾之策略異於美國

美國之所以更積極地支持中國，乃因其兼具丘吉爾所不具備之戰略、意識形態及實際考量：

• 戰略之遠見： 美國視中國爲牽制日軍之關鍵戰場，可減輕美軍於太平洋戰場之壓力。羅斯福亦視中國爲戰後制衡蘇聯在亞洲影響力之潛在盟友。
• 意識形態之承諾： 羅斯福政府受一種近似傳教士般之信念影響，即相信中國有潛力成爲民主之現代國家。此種理想主義於丘吉爾身上則付之闕如，彼對中國之前景更爲務實與懷疑。
• 資源與地緣之便利： 美國擁有支持中國之工業能力及面向太平洋之後勤體系，而英國之資源則囿於歐洲及其殖民地。美國國內亦有更強大之遊說團體（如「中國遊說團」）主張援助蔣氏，而英國之公衆與政治輿論則更關注歐洲之戰事。

結論

丘吉爾對華政策與蔣介石之態度，實由戰略之必需、資源之窘迫及其歐羅巴中心之殖民世界觀所驅動。彼對中國軍力之疑慮，對歐洲與帝國戰場之優先考量，及其不願與中國民族主義（尤以香港問題爲甚）有所牽扯，皆使其對中國之支持遠不及美國。雖其專橫之性格及對蔣氏之輕慢態度亦加劇彼此之緊張關係，然此等因素實居其次，其更根本之動因乃在於彼務實（雖則狹隘）地關注英國於一場全球戰事中之當下生存與帝國利益，而在彼眼中，中國不過一邊緣角色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