泰晤士河畔之邑與黃浦江畔之治：倫敦城公司與上海公共租界工部局之比較

 

泰晤士河畔之邑與黃浦江畔之治：倫敦城公司與上海公共租界工部局之比較

夫泰晤士河畔之倫敦城公司，其自治之基，溯於古昔，綿延至今，乃英倫諸邑中獨特之存也。其權柄之增，非一日之功，乃歷代王室之特許與國會之法令所累積而成，於其古老之疆界——方圓一英里之地，享有殊異之權。其財力之雄厚，尤以「城之現金」為著，乃數百年財富積累與審慎經營之果，使其得以不完全仰賴中央政府之資助，而保有相當之自主。其治事之構，雖有古風猶存，然亦能應對當世金融樞紐之需，可謂兼具傳統與現代也。

反觀黃浦江畔之上海公共租界工部局，則乃十九世紀帝國主義與不平等條約之產物。鴉片戰爭既終，列強於中華之通商口岸劃設租界，英美租界遂於咸豐十三年（西元一千八百六十三年）合併為國際公共租界，由上海公共租界工部局治理之。然此工部局雖亦展現出驚人之自治力，其權力之來源，並非中華之主權，而係列強國民在華所享之治外法權也。

其自治之相似處：

倫敦城公司與上海公共租界工部局皆在其轄區內行使顯著之治理權：

• 市政之責： 兩者皆掌管其所轄之基本城市事務，如警察（工部局設有上海公共租界巡捕房），基建之興築（道路、溝渠），公共衛生之維護，以及轄內商業之管理。倫敦城警察雖所轄之地甚小，亦為獨立之警力。
• 財政之自主： 工部局藉由向租界內之居民與商戶徵收捐稅（地產稅）而享有相當之財政自主權。倫敦城公司亦憑藉「城之現金」與商業稅收，而具備顯著之財政自主性。
• 利益之代表： 兩者皆以不同之方式，旨在代表其轄下之利益。倫敦城之代表，歷經演變，兼顧居民與勢力強大之金融機構。工部局初時雖由外籍納稅人（尤以英國人為多）所主導，然其後期亦納入少許華人代表，然實權仍多掌握在外人之手。

其權力與正當性之顯著差異：

兩者之根本差異在於其權力之來源與性質：

• 主權所屬： 倫敦城運作於英國國體之框架內，其權力終究源於且受制於英國議會。工部局則處於中華之領土之上，然因治外法權之故，其運作多遊離於中華之法律與行政管轄之外。此根本之異，決定了其與中央政府之互動。倫敦城以獨特地方政府之身份與議會互動，而工部局則常與地方華人官府，乃至其名義上所服務之列強發生衝突。
• 代表與包容： 倫敦城雖其選舉制度有其歷史之特殊性，然終歸運作於民主之框架內（雖亦有其歷史之遺留）。工部局，尤其在其早期，乃一顯著之殖民機構，其絕大多數之稅收來源（華人居民）卻鮮有直接之政治代表權。此內在之不平等，乃其長期緊張之根源，亦終致其衰亡。
• 財政之基： 兩者雖皆享有財政自主，然倫敦城之「城之現金」乃歷久彌新之積累，深植於其歷史淵源之中。工部局之收入則主要依賴於租界內之當代稅收，缺乏同樣之歷史深度與獨立根基。
• 長遠之願景： 倫敦城公司歷經數百年而未衰，能適應時代之變遷，同時維繫其核心職能與身份。工部局則本質上與列強在華之租界時代緊密相連，乃一過渡之存在，終將回歸中華之主權之下。

其遺產與結論：

倫敦城公司至今仍為英國國內獨特而有影響力之存在，於維繫其歷史傳統與作為現代全球金融中心之角色之間尋求平衡。其模式雖難以複製，然其所展現之歷史延續性與財政自主性之力量，令人深思。

上海公共租界工部局則代表了中華歷史上特定之篇章——列強影響與權力不均之時期。其雖主持建設了一座現代而繁華之都市中心，然其正當性始終因其殖民起源以及華人居民在治理上之缺席而備受質疑。其最終之解散以及公共租界回歸中華主權之下，乃民族主義興起與租界時代終結之必然結果。

比較此二者，可為吾人提供關於歷史上城市中心治理與財政之多元方式之寶貴見解。倫敦城公司之綿長不衰與上海公共租界工部局之終歸消逝形成鮮明對比，亦足見其權力來源之根本差異以及國家主權之恆久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