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會熵增定律：民主進程與不平等之歷史趨勢
摘要： 本文借鑒熱力學第二定律中熵的概念，提出「社會熵增定律」。該定律指出，在缺乏強大外部衝擊或內在結構性變革的條件下，民主社會的經濟不平等具有長期增長的內在趨勢。如同孤立系統的熵值自發地趨向最大化，民主進程在權力和平轉移的框架下，往往難以有效逆轉既有的財富和權力積累，反而可能在多重因素作用下，導致社會經濟結構的熵值——即不平等程度——不斷升高，直至系統面臨難以持續的狀態，最終可能需要類似於熱力學系統的「重置」機制，即沙伊德爾所指的暴力與災難，來打破既有的高熵狀態。
引言：
熱力學第二定律，又稱熵增定律，闡述了在一個孤立系統中，熵（系統的無序或混亂程度）會隨著時間的推移而自發地增加，最終達到最大值。儘管社會系統與物理系統存在本質差異，但我們觀察到，在人類歷史的長河中，特別是在民主政治的框架下，經濟不平等似乎也呈現出一種長期積累和擴大的趨勢。本文試圖將熵的概念引入社會科學領域，提出「社會熵增定律」，以解釋這一歷史現象，並探討其對民主進程的意義。
社會熵的定義：
在本文中，「社會熵」被定義為一個社會經濟結構中不平等程度的量化指標。高社會熵對應於高度的經濟不平等，資源和機會高度集中在少數人手中；低社會熵則對應於相對平等的經濟結構，資源和機會的分配更為廣泛。
民主進程中的熵增：
民主制度的核心特徵是權力的和平轉移和公民的政治參與。然而，在缺乏有效制衡和結構性改革的條件下，民主進程本身可能內在地促進社會熵的增加：
- 既有優勢的累積： 在民主社會中，先期積累的財富和權力能夠通過多種機制自我強化。富裕階層擁有更多的資源進行投資、教育、政治遊說和財富傳承，使其後代更容易維持或擴大其優勢地位。這種累積效應類似於物理系統中能量的集中，導致系統的無序程度增加。
- 利益集團的影響： 民主制度下的政策制定往往受到各種利益集團的影響。強大的經濟利益集團可以利用其資源影響選舉、遊說政府，制定更有利於自身而非整體社會的政策，從而加劇不平等。這如同物理系統中局部有序結構的形成，是以犧牲整體系統的無序度為代價的。
- 選舉週期的短期性： 民主政治的選舉週期可能導致政治家更關注短期利益和選票，而缺乏推動長期、深刻結構性改革的動力。這使得難以採取有效措施來挑戰既有的不平等結構。
- 全球化和技術變革的影響： 在全球化的背景下，資本和勞動力的流動可能進一步加劇發達國家內部的經濟不平等。技術變革也可能創造新的財富機會，但這些機會往往集中在少數高技能人才手中，導致收入差距擴大。這些外部因素如同向孤立系統注入能量，可能加速熵的增加。
「社會熵增定律」的歷史印證：
正如瓦爾特·沙伊德爾在《大均勢》中所闡述的那樣，歷史上真正顯著降低經濟不平等的時期，往往與大規模暴力、轉型性革命、國家崩潰和致命瘟疫等劇烈的「重置」機制相關聯。這些事件如同打破了高熵的社會經濟結構，重新分配了資源和權力，使得社會系統從一個高度不平衡的狀態轉向相對平衡的狀態。然而，在這些劇烈變革之後，如果缺乏持續的結構性改革，社會熵往往會再次開始增加。
民主進程的「重置」機制？
「社會熵增定律」並非預言民主社會必然走向暴力崩潰。然而，當社會熵達到極高的水平，經濟不平等變得難以容忍，社會矛盾激化時，民主制度可能會面臨嚴峻的挑戰。歷史上，高不平等往往是社會動盪和政治極端主義滋生的溫床。在某些情況下，這可能導致對現有民主制度的質疑和挑戰，甚至引發非和平的權力轉移。
在民主框架下降低社會熵的可能性：
儘管「社會熵增定律」揭示了民主進程中不平等擴大的內在趨勢，但如同物理系統可以通過外部干預來降低熵值（例如製冷），民主社會也可以通過積極的政策和結構性改革來對抗社會熵增的趨勢：
- 強大的再分配機制： 通過累進稅制和完善的社會福利體系，將部分財富從富裕階層轉移到中低收入階層，降低收入和財富差距。
- 強化社會流動性： 通過提供平等的教育和機會，打破階級固化，使得社會成員可以根據自身能力向上流動。
- 限制資本的過度集中： 通過反壟斷法規和對金融市場的有效監管，防止少數人控制過多的經濟資源。
- 提升弱勢群體的權力： 通過保障勞工權益、促進公民參與和限制政治腐敗，增強弱勢群體在政治和經濟決策中的話語權。
結論：
「社會熵增定律」提供了一個理解民主社會經濟不平等長期趨勢的新視角。它強調了在缺乏積極干預的情況下，民主進程可能難以自發地降低不平等，反而可能受到既有權力結構和多重因素的影響，導致不平等程度的上升。然而，如同物理系統可以通過外部作用來降低熵值，民主社會也具備通過有效的政策和結構性改革來對抗社會熵增趨勢的能力。關鍵在於認識到這種內在的趨勢，並採取積極的措施來維持社會經濟結構的平衡和公平，避免最終走向需要劇烈「重置」的境地。這需要持續的政治意願、深刻的社會反思和勇於變革的決心。
發表文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