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仰的實踐：穆斯林與基督教福利機構在英美兩國的影響力對比
雖然伊斯蘭教和基督教都強制要求廣泛的慈善和社會公正行為，但與天主教和新教同行相比，伊斯蘭教福利、教育和醫療機構在英國和美國的機構足跡明顯更小，歷史積澱也更淺。
例如，天主教會是全球最大的非政府醫療服務提供者，經營著歷史悠久、規模龐大的醫院、學校和社會服務網絡，如美國天主教慈善會（Catholic Charities USA），僅在 2013 年就花費了超過 40 億美元為數百萬人提供服務。同樣，主要的新教教派歷來也建立了具有影響力的大學、醫院和長期護理設施，這些機構已深深植根於西方社會結構之中。
相比之下，儘管穆斯林社區的慷慨程度極高—英國穆斯林慈善機構每年籌集超過 1 億英鎊，且通過 Zakat（強制性慈善捐贈）和 Waqf（宗教捐贈基金）進行了大量捐助—但這些捐贈尚未轉化為可與之比擬的、大規模、高知名度、歷史悠久的機構網絡。
造成差異的原因
機構規模上的差異源於歷史、結構和社會政治因素之間複雜的相互作用。
1. 歷史背景和移民模式
基督教的先發優勢： 天主教和新教機構在英國和美國擁有數世紀的先發優勢。它們是由殖民定居者或早期移民潮建立的，與民族國家本身同步發展，通常與最早期的福利國家模式相結合，甚至成為其先驅。
穆斯林較晚的移民： 穆斯林大規模進入英美兩國大多是二戰後才發生的。早期的移民通常專注於基本宗教設施（清真寺）和經濟穩定，而非建立醫院或大學等大規模、長期的社會基礎設施。累積建立和維持這些龐大機構所需的財富、土地和政治資本所需要的時間是關鍵因素。
2. 機構和宗教結構
集中與分散： 天主教會的特點是由教宗領導的高度集中、等級森嚴的結構，這有助於全球機構（醫院、學校、宗教團體）的協調和標準化。相反，遜尼派伊斯蘭教（最大的分支）在歷史上缺乏一個可與之媲美的、集中的、等級森嚴的宗教權威。這種分散的結構通常意味著穆斯林的福利工作是通過規模較小的、以社區為基礎的組織（通常附屬於當地清真寺）或大型的國際救援慈善機構運作，使得國內機構網絡的凝聚力和規模較小。
Waqf （宗教捐贈）的挑戰： 雖然 Waqf 是維持長期福利的傳統伊斯蘭機制，但在西方世俗的法律背景下建立和保護此類捐贈，比在歷史上的穆斯林佔多數的社會中更為複雜。
3. 社會政治和資金障礙
伊斯蘭恐懼症與不信任： 自 9/11 事件以來，穆斯林主導的非營利組織面臨著根植於伊斯蘭恐懼症和嚴格審查的獨特挑戰。穆斯林組織經常報告受到資金提供者的潛在偏見，難以獲得機構撥款（因此更依賴社區捐贈），這限制了它們在核心資金和長期基礎設施項目方面的能力。
反恐融資政策（CTF）： 國際反恐融資政策和銀行的「去風險化」做法對穆斯林慈善機構造成了不成比例的影響，導致帳戶被凍結或付款緩慢，特別是對於那些擁有全球業務的組織。這迫使許多伊斯蘭非營利組織進入**「救火模式」**（專注於緊急救濟，尤其是海外），而非長期戰略性的國內干預（例如建造醫院或養老院）。
國際與本地的側重： 由於穆斯林佔多數地區存在緊迫的人道主義需求（衝突、貧困），穆斯林慈善捐贈的一大部分被導向國際。雖然這實現了 Ummah（社區）的全球概念，但卻減少了可用於發展大規模國內福利機構的資金。
新興的格局
儘管存在這些障礙，但穆斯林機構的影響力在這兩個國家都在不斷增長，尤其是在教育和利基福利領域。美國有數千個穆斯林非營利組織，英國穆斯林主導的組織數量也在迅速增加。
教育： 伊斯蘭學校（通常是小學和中學）和週末補充教育機構正在增加，其中一些在英國獲得公共資助。
慈善事業： 大型、管理良好的國際穆斯林非政府組織（如伊斯蘭援助組織 Islamic Relief）已成為全球性的力量，並且越來越多的小型本地慈善機構專注於國內貧困、食物銀行和青年工作。
醫療/養老護理： 儘管對符合伊斯蘭原則的服務（例如，性別隔離護理、清真食品、對祈禱時間的敏感性）的需求正在上升，但該部門的發展仍最為滯後。
目前的趨勢是穆斯林非營利部門正朝向專業化和加強協作發展，以克服資金和結構上的障礙，最終目標是達到與其基督教同行相媲美的服務深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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