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會大學的浴火重生——從中國內地到香港與臺灣的信仰傳承

 

教會大學的浴火重生——從中國內地到香港與臺灣的信仰傳承

1949年後，中國大陸政權更迭，教會大學被全面收歸國有，外籍教師被迫離開。這些原本由美國、英國與歐洲宗派創辦的學府，如聖約翰大學、燕京大學、東吳大學、金陵大學與輔仁大學等，曾是近代中國教育、醫學與社會思想的重要中心。隨著局勢劇變，美國的「中國基督教大學聯合董事會」(United Board for Christian Higher Education in Asia) 為了保存這些學校的人文精神與教育使命，於五〇年代初在臺灣與香港協助復校與重建。

在臺灣，由南京金陵大學（University of Nanking）、金陵女子大學（Ginling College）、上海聖約翰大學（St. John’s University）、之江大學（Chekiang University）、東吳大學（Soochow University）等師生共同努力下，於1954年在台北創立了**東吳大學（Soochow University）與輔仁大學（Fu Jen Catholic University）**兩所教會大學。前者由美國監理會與衛理公會支持，延續「知行合一」及「敬主愛人」的校訓；後者由天主教會重建，繼承北京輔仁的學術精神與宗教教育理想。兩校皆以私立身份復校，成為戰後台灣高等教育發展的重要支柱。

同時，在香港，美國傳教士及中國基督教教育界人士於1951年成立崇基學院（Chung Chi College），以接納自中國各地來港的教會大學師生。崇基融合了多所教會學府的傳統，包括燕京大學、華西協和大學、之江大學、金陵大學、華南女子文理學院等，遂成為香港中文大學的重要書院之一。它延續了基督教教育中對人格與信仰的重視，也在殖民地教育體系中開創本土化的知識空間。

無論是在臺北的東吳與輔仁，還是在香港的崇基，這些教會大學在流離與重建的歷程中，展現了非凡的韌性。它們不僅重拾學術自由，也為戰後華人世界提供了道德導向與國際視野。正如聖經所言，信仰與知識並非對立，而是在磨難中彼此印證──教會大學的存續，正是這股信念的歷史見證。

智慧的迴響：基辛格與布熱津斯基論哈佛外籍生問題

 在歷史的長廊，兩位美國外交政策的巨擘——亨利·基辛格博士與茲比格涅夫·布熱津斯基教授，再次「相遇」於一場假設的對談中，他們凝視著當前的美國高等教育界，特別是哈佛大學外籍學生所面臨的複雜局面。

基辛格： (輕咳一聲，語氣沉穩) 茲比格納，你看，這哈佛校園裡關於外籍學生的爭議，尤其那些來自東方大國的年輕人，似乎已成為華盛頓與北京之間戰略競爭的新前線。學術自由與國家安全之間的平衡，從來都是微妙的藝術，而非科學。

布熱津斯基： (聲音略帶沙啞，語氣更為銳利) 亨利，你我深知，任何地緣政治的棋局都不會僅限於疆界與軍事。思想的交流、科技的傳播，甚至潛在的影響力滲透，從來都是大國博弈的一部分。美國的開放精神固然值得稱頌，但若因此而失去警惕，便是將自身置於危險之中。我曾多次警示，若不認清挑戰的本質，傲慢與輕忽將是最大的敵人。

基辛格： 的確，國家利益是最高的準則。我們不能無視某些國家利用學術通道，獲取敏感技術或進行情報活動的可能性。然而，美國的實力不僅在於其軍事實力，更在於其吸引全球頂尖人才的能力。若我們過於收緊，將這些潛在的盟友和思想家推向他處，長遠來看，對我們的軟實力亦是一種損害。外交從來都是在相互矛盾的選項中尋求最佳平衡。

布熱津斯基： 平衡固然重要，但底線必須清晰。我們不能讓所謂的「學術自由」成為某些政權進行知識產權盜竊或影響力操作的掩護。冷戰時期，我們對待蘇聯學生亦有其特定的規範。今日之中國，在某些方面，其地緣政治野心與意識形態的控制，較之當年的蘇聯有過之而無不及。我們應當吸引那些真正認同自由民主價值觀的學生，而非為潛在的對手提供便利。

基辛格： 但這也引出另一個問題：如何界定「潛在的對手」？過於寬泛的定義，可能導致我們在潛在的合作者中製造敵人。全球化已將世界緊密相連，即便我們關上大門，知識的流動也不會停止。更重要的是，讓這些年輕人親身體驗美國的社會與價值觀，本身就是一種長期的戰略投資。誰能說，若干年後，這些親身經歷過美國開放與活力的精英，不會在各自的國家中成為理解甚至親近我們的力量？

布熱津斯基： 當然，教育的長期影響力不可小覷。但同時，我們也必須清醒地認識到，這些來自特定背景的精英，其成長環境與思維模式，可能與我們的預期有所不同。我們不能僅憑一廂情願的「軟實力感化」來構建國家安全。重要的是，我們必須具備識別潛在風險的能力，並在必要時採取果斷行動。規則的制定應當精準且具體，避免泛化打擊，同時也絕不容許模糊不清的灰色地帶。

基辛格： 說到底，這歸結於我們是否擁有清晰的國家戰略。如果我們知道自己要往何處去，以及如何應對不同的力量，那麼對待外籍學生的政策，便只是這盤大棋中的一個子。若缺乏整體規劃，任何單點的調整都可能顧此失彼，甚至適得其反。歷史從未停止，複雜性是其常態，而清晰的戰略是應對混沌的唯一途徑。

布熱津斯基： (輕輕嘆息) 是啊，清晰的戰略。這似乎是我們這個時代最稀缺的商品。在一個充斥著短期主義和國內政治考量的世界裡，思考真正的大戰略，並堅持執行，其難度遠超你我在世時。哈佛的外籍生問題，不過是冰山一角，折射出更深層的戰略困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