憤怒的產線：當教育成為製造「審查官」的工廠

 

憤怒的產線：當教育成為製造「審查官」的工廠

在美國，有一種荒謬的供需失衡：每年新聞相關科系畢業的人數，竟然超過了全國記者的總數。如果將眼光放寬到整個社會科學領域，你會發現我們正大量產出擁有「觀點」與「論述」碩博士學位的人才。當市場消化不了這麼多憤世嫉俗的年輕人時，他們便發明了一套精巧的新興職業——「敏感度審閱員」、「性別官僚」或是各種企業內部的「包容性專員」。

這些職位不只是工作，它們是數位時代的「宗教裁判所」。它們的存在，就是為了給公眾辯論設定各種禁區，確保所有的言論都經過消毒、預測且「絕對安全」。

這完美解釋了當前矯枉過正的文化環境。當我們教育出一代人，讓他們成為人類經驗的專業「批判者」，而不是參與者，我們便無可避免地創造出對「糾錯」的強烈需求。這些官僚需要「不公不義」來證明他們存在的必要性，於是，公眾辯論成了一場沒完沒了的「打地鼠遊戲」。目標不再是說服或理解，而是找出瑕疵、標榜道德、發動「取消文化」。

這是一場典型的供需製造災難。我們擁有一群飽讀詩書的知識分子，他們被訓練在每一個句子裡尋找權力壓迫的痕跡，卻從未有過經營事業或處理真實生活衝突的經驗。他們是「取消時代」的高階祭司，在數位競技場上審判那些偏離當下共識的異議者。諷刺的是，在我們急於讓世界變得「敏感」與「包容」的同時，我們反而創造了一個比過去更脆弱、更具排他性，且無比乏味的社會。我們製造了太多的審查官，卻遺忘了真正的勇氣在於接受差異的碰撞，而非將所有不順耳的聲音連根拔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