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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6年3月29日 星期日

啤酒街與琴酒小巷:史上最早的「公共衛生」大內宣

 

啤酒街與琴酒小巷:史上最早的「公共衛生」大內宣

如果你曾覺得現代政府的健康宣導令人厭煩,請記得威廉·霍加斯(William Hogarth)在 1751 年創作的版畫。為了支持 1751 年的《琴酒法案》,霍加斯創造了終極的「使用前後」對照廣告——只不過這不是減肥廣告,而是墮入地獄的過程。

在 《啤酒街》(Beer Street) 中,倫敦簡直是烏托邦。居民們圓潤、繁榮,且快樂得令人起疑。畫家正在創作傑作,鐵匠輕鬆揮舞重錘,戀人們對著冒泡的英式愛爾啤酒調情。唯一倒閉的生意是誰?是當鋪。當鋪的房子正在崩塌,因為大家太有錢了,根本不需要貸款。這傳達的信息簡潔有力:啤酒是愛國的、健康的,能讓資本主義的齒輪順暢轉動。

接著是 《琴酒小巷》(Gin Lane)。這是一幅城市恐怖主義的傑作。在這裡,只有當鋪生意興隆。前景中,一名雙腿長滿梅毒潰瘍的母親,正懶散地看著嬰兒墜落致死,手裡卻忙著抓取鼻煙。一名骨瘦如柴的民謠歌手死於飢餓,一個男人正跟狗搶奪骨頭。琴酒,這種「外來」烈酒,被描繪成核心家庭的毀滅者與國家衰敗的總設計師。

現實是:政府其實並不在乎死掉的嬰兒;他們在乎的是下滑的稅收,以及殖民戰爭中缺乏清醒的士兵。透過妖魔化琴酒並神聖化啤酒,他們成功地將群眾引導向一種更容易監管、更難隱藏的飲料。這就是「保姆國家」的誕生——利用藝術告訴窮人,他們的痛苦並非源於系統性貧困,而是源於他們對調酒的錯誤選擇。


<em>Gin Lane</em> (1751) [Engraving]


William Hogarth, Hogarth's works. Vol. I.


2026年3月16日 星期一

Noma 陷阱:為何「四大」還沒垮?一場關於名聲與薪資的硬核交換

 

Noma 陷阱:為何「四大」還沒垮?一場關於名聲與薪資的硬核交換

Noma 的案例是對「無視市場冷酷數學」之商業模式的完美解剖。多年來,Noma 依賴的是「名聲資產」——即在哥本哈根廚房被羞辱一年,其價值遠超其他地方的六位數薪水。一旦你將「社會主義式的平等對待」(強制工資)強加於一個僅靠「隱形成效」(聲望與學習)維持平衡的模式時,該模式便會立即崩潰。

現在看看 「四大」會計師事務所 (PwC, Deloitte, EY, KPMG)。他們就是白領版的 Noma。他們雖然不能完全不給錢(法律不允許),但邏輯是一樣的:低時薪 + 極端工作量 = 高昂的未來退出價值。

2026 年的四大數學:分流與透明度

在 2026 年,四大正迎來自己的「Noma 時刻」,但他們的應對方式不同:

  • 薪資悖論: 在倫敦或香港,大學畢業生的起薪實際上有所上升(約 HKD 20k+),但如果你算入「忙季」每週 70 小時的工作時間,時薪其實低得跟咖啡店員工差不多。

  • AI 的替代: 不同於 Noma 需要人力去採集葉子上的螞蟻,四大正積極利用 AI 取代實習生過去做的「苦力活」。在某些地區,畢業生招募人數大幅下降(英國部分領域下降了 44%),因為「邊做邊學」的過程現在可以被模擬或自動化。

  • 工作量陷阱: 工作量依舊殘暴。雖然實習生常受到 HR 規定的 40 小時上限保護以避免訴訟,但一旦轉正為「Associate」,這層保護就消失了。他們成了精神上的「無薪實習生」——領 40 小時的薪水,幹 80 小時的活。

支持「市場透明度」而非「平等對待」

「馬克思理想世界」之所以讓 Noma 倒閉,是因為它要求給予一個本質上是「投資」而非「工作」的職位一份生活工資。要挽救專業服務或高端工藝,我們不需要社會主義的指令,我們需要的是市場透明度

  1. 停止粉飾艱辛: 如果一份工作每週需要 80 小時,折合時薪後極低,公司應被強制公佈其「有效時薪」。

  2. 量化「退出價值」: 如果四大或高盛想付低薪,讓他們用數據證明投資報酬率。「我們 80% 的實習生在 5 年內年薪達到 20 萬英鎊」。這是一個透明的市場交易,而非剝削。

  3. 「公平」的副作用: 當我們強行將「公平工資」加諸於高聲望、低利潤的行業時,我們得到的不是更好的企業,而是更少的企業。Noma 並沒有變成一個更好的工作場所,它只是不再是一家餐廳了。

人性天生傾向於交易。如果一個畢業生願意「變賣」三年的青春來換取一輩子的履歷光環,那就讓他們去吧——前提是,他們必須清楚知道自己簽下的契約到底要流多少血。



2026年1月24日 星期六

收錢做壞事,做壞事收錢」:現代權力核心的腐敗

 「收錢做壞事,做壞事收錢」:現代權力核心的腐敗



中文世界有兩句話如今像暗咒般流傳:「收錢做壞事」與「做壞事收錢」。乍看之下,它們幾乎一樣,都說壞事與金錢掛鉤。但仔細想想,它們其實是道德崩壞的兩個階段,是一座社會從「服務變扭曲」滑向「以犯罪為生意」的兩種狀態。

「收錢做壞事」的意思是:先收錢,再做壞事。這是一種經典的貪污形式,官僚、經理、主管收下賄賂,再用公權力欺壓弱者、偏袒富人、消滅麻煩人物。動作的順序是「付錢→犯惡」,作惡者還假裝自己是中立的公職人員,只是在錢到手時才越過界限。這是公務系統、企業階級的腐敗:權力掛價,但權力本身尚未完全以罪惡為基礎。

「做壞事收錢」則是另一個世界。這裡,惡事不是偶然的失足,而是核心商業模式。作惡者不再是「犯錯的官員」,而是黑幫、地下王國的主事者,他的「商品」本身就是傷害、恐懼、控制。他販賣暴力、情報、偽造文件、操縱合約。他不等賄賂來扭曲法律,他創造出需要被「買通」的局面。這就是今日的黑幫、詐騙集團、綁架勒索的「服務商」,他們的「服務」就是犯罪本身。

從「收錢做壞事」到「做壞事收錢」,是從「有病的系統」轉向「犯罪的系統」。前者中,國家還作為一個理想存在,即使在實務上被出賣;而後者中,國家消失了,幫派成了新國家:一個以賄賂、懲罰和階級效忠為運作基礎的影子政府。

這種現象到處可見。在政治上,政黨不再是有政治理念的群體,而是販售「通關、保護、特權」的機器,一切都是錢。在商業上,企業不只偷工減料,更主動設計陷阱——隱藏條款、高額解約金、強制仲裁,然後向顧客收錢,讓他們「逃出」自己設的圈套。在科技與媒體中,平台放縱騷擾、詐騙、操控,再從民怨中獲利,或把「保護」(驗證、廣告、審核)變成收費服務。

真正可怕的,不只是有人做壞事,而是社會開始把「做壞事收錢」當成正常的謀生方式。所謂「零工經濟」成了完美遮羞布:「我不是罪犯,我只在「打任務」」。網路詐騙、公開私密、人肉攻擊、假評價、買水軍,全都重新包裝成「一份工作」,然後收錢,儘管每一件行為本身都明顯有害。

更深的危險在文化面上:當公眾心態從「收錢做壞事」變成「做壞事收錢」,人們就不再期待公正、誠實、責任。他們預期一切都能被買,也因此學會購買一切——正義、安全、名聲、甚至是忠誠。不信任成了常態,而剩下來的「信任」,只限於自己的小圈、自己的幫派。

於是,古老的道德問題「這對嗎?」消失了,被「誰付錢、付多少錢?」取代。國家、政黨、公司、家庭,全都變成交易網絡:關係是契約,原則是折扣,唯一的「美德」只剩下對團體的忠誠,其價值以服從程度和分贓比例計算。

要挽回,社會必須先承認:自己已經從「貪污」(收錢做壞事)滑進了「有組織的惡」(做壞事收錢)。它必須懲罰的不只是行為,更是獎勵這種行為的系統;不只懲罰「收錢的人」,更要懲罰把「不公義」當作商品出售的市場。唯有如此,「服務」與「犯罪」、「工作」與「勒索」的區別才可能被重建,而「人不應該做壞事」這最簡單的信念,才有可能再次具有意義。


古典詩(諷喻)

收錢行惡易為奸,
做惡求錢更不堪。
官府化為販罪市,
街頭盡是買心壇。
正道無人誇直節,
私利動處是高官。
若問誰為蒼生主?
遍地豺狼便是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