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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5年11月18日 星期二

全球官僚體制的無所不在:一項全球性現象

 

全球官僚體制的無所不在:一項全球性現象


官僚體制,常與繁文縟節、效率低下和無止盡的文件工作畫上等號,是現代組織,特別是政府內部的一個基本特徵。雖然它經常受到抱怨,但它也是一種必要的邪惡,為大規模行政和法律的一致應用提供不可或缺的結構、規則和程序。從東亞細緻的公務員制度到西方國家多層次的政府機構,官僚體制,正如馬克斯·韋伯所構想的,是一種塑造全球治理的無所不在的力量。

韋伯的理想與現實 德國社會學家馬克斯·韋伯將官僚體制描述為組織人類活動最有效和最理性的方式。他設想了一個以層級權威、書面規則、非人格化、技術能力和明確分工為特徵的系統。理論上,這種結構確保了公平性、可預測性和問責制。

然而,現實往往有所不同。那些旨在提高效率的機制本身可能會變成障礙。嚴格遵守規則可能導致缺乏彈性,非人格化可能滋生缺乏同理心,而層級結構可能扼殺創新和快速決策。這通常導致讓公民和企業都感到沮喪的「繁文縟節」。

西方國家的官僚體制 在西方國家,官僚體制的發展往往伴隨著福利國家的擴張和複雜的監管環境。

  • 美國: 聯邦機構如環境保護局(EPA)或機動車輛管理局(DMV)是典型的例子。儘管它們對監管重要部門或管理公共服務是必要的,但它們經常因其繁瑣的流程、漫長的等待時間和被認為缺乏回應性而受到批評。一個小企業主試圖通過錯綜複雜的許可證和執照來開展業務,可能會親身經歷這一點。

  • 歐盟: 歐盟委員會擁有數千名公務員和龐大的立法產出,經常被視為超國家官僚體制的典型例子。儘管對於協調成員國之間的法規至關重要,但它因其被認為與公民疏遠以及其複雜的決策過程而受到持續的批評。

東亞國家的官僚體制 東亞國家擁有悠久的中央集權帝國行政歷史,並高度重視秩序和集體利益,展現出其獨特的官僚特徵。

  • 中國: 中國共產黨龐大的行政機構可能是世界上最大的官僚體制。從地方居委會到國家部委,密集的官僚網絡管理著公共和私人生活的幾乎所有方面。儘管它能夠以前所未有的規模動員資源(例如,快速的基礎設施項目),但它也因其不透明、潛在的腐敗以及因其龐大規模和多層次的審批而導致改革進展緩慢而受到批評。

  • 日本: 日本的公共行政以其受過高等教育和敬業的公務員、高度重視共識建立(根回し,nemawashi)和詳細的法規而聞名。儘管這確保了穩定性和徹底性,但也可能導致漫長的決策過程和對激進變革的厭惡。「天下り」(天降),即退休高級官僚在他們曾經監管的私人公司擔任高薪職位,也突顯了其官僚文化的獨特方面。

  • 韓國: 快速的經濟發展伴隨著強大的國家官僚體制。儘管在指導產業政策和發展方面發揮了關鍵作用,但它也與裙帶關係和複雜的法規網絡問題有關,這對新興企業來說可能是一個挑戰。

持久的挑戰 儘管存在地理和文化差異,官僚體制帶來的挑戰——控制與彈性、問責與回應、規則與創新之間的平衡——仍然是普遍存在的。全球範圍內正在進行改革官僚體制的努力,通常側重於數位化、放鬆管制和以公民為中心的服務。然而,大型組織對結構的內在需求意味著,某種形式的官僚體制將永遠存在。任務不是消除它,而是不斷將其完善為一種更高效、透明和人道的治理工具。

2025年9月25日 星期四

解決政府支出低效的整體方案

 

更智慧而非更精簡:解決政府支出低效的整體方案

關於政府支出的辯論,往往簡化為一個二元選擇:增加或減少支出。然而,正如我們的研究所示,問題不僅在於支出的金額,而在於支出的方式。我們觀察到,政府在商品與服務上的支出往往更昂貴,這有許多文獻可證,從重大專案的成本超支,到數百萬美元浪費在軟體授權上,都反映出一個「X 係數」的存在。其根本原因,從米爾頓·傅利曼(Milton Friedman)所說的「花別人的錢為別人辦事」,到官僚體制的「繁文縟節」,都突顯了效率激勵機制的根本性缺失。那麼,單純地打造一個「小政府」就能解決這個問題嗎?答案並非如此。


「小政府」主張的局限性

雖然減少政府的規模和職能確實可以消除某些方面的浪費,但這並非一個完整的解決方案。一個小政府本質上可能會對諸如基礎設施、教育和國防等公共財投資不足,而這些領域對經濟和社會有很高的回報率。核心問題是系統性的,而不僅僅是規模問題。即使是小政府,也可能存在與大政府相同的官僚低效、缺乏招標競爭以及政治干預等問題。

真正的解決方案不在於讓政府變得更小,而在於讓政府變得更智慧。這需要一個全面的方法,從根本上解決低效問題,無論政府的規模或政治體制如何。


適用於所有政府的普遍解決方案

這些解決方案旨在解決政府採購和管理流程的根本性問題,可同時應用於民主和威權體制。

  1. 數據驅動的透明化與問責制:解決激勵機制錯位的關鍵是讓整個過程公開透明。實施開放合約數據標準,可讓大眾追蹤採購合約的每個階段,從投標到完成。這種透明度使得發現哄抬價格和串通行為變得更容易,迫使所有參與者採取更道德的行動。智利在實施開放採購後,IT 成本降低了 28%,這就是一個很好的證明。

  2. **現代化官僚體制與人才:**政府低效往往源於過時、僵化的流程以及人才流失到私營部門的「人才外流」現象。

    • **簡化流程:**減少專案延遲並增加成本的層層審批與「繁文縟節」。在技術和基礎設施專案中採用敏捷、模組化的方法,以更有效率的方式逐步交付價值。

    • **培養專業人才:**為公務員提供專業培訓與發展,特別是在採購和專案管理方面。提供有競爭力的薪酬和職涯路徑,獎勵創新和效率,而不僅僅是資歷。

  3. **基於績效的合約:**擺脫只看完成度而不看品質的固定價格合約。改用將付款與可衡量的績效成果和關鍵績效指標(KPI)掛鉤的合約,以創造一個共享的成功激勵機制。


針對不同政府類型的量身訂製方案

儘管上述解決方案普遍適用,但實施路徑因政治體制而異。

適用於民主政府

民主體制應利用其制衡優勢來打擊浪費。

  1. 立法與法規改革:通過立法來簡化和現代化採購流程,使其更不易受到遊說團體和特殊利益集團的影響(解決公共選擇理論的問題)。建立獨立、無黨派的監督機構,並賦予其審計與調查支出的權力。

  2. **賦予公民監督權力:**培養一種由公眾監督政府的文化。支持調查性新聞、監督組織和開放數據倡議,讓公民成為監督過程的一部分。

  3. 戰略性地運用公私夥伴關係(P3s):P3s 並非萬靈丹,但若透過嚴格的物有所值(VfM)分析,可轉移風險並利用私營部門的專業知識。政府的角色從直接建造者轉變為一個聰明的合作夥伴,專注於確保整體價值的最大化,而非僅僅是最低的初始成本。

適用於威權政府

在公共或立法監督有限的體制中,改革的動力必須來自高層。

  1. **集中的問責制與反腐敗:**創建一個強大的、集中的反腐敗機構,直接向政府最高層負責。這個機構必須有權調查和起訴那些從事腐敗或浪費支出的官員,並獲得國家的全力支持。

  2. **強制實施效率指標:**為所有政府機構實施強制性的績效指標。領導者需為實現具體的、可量化的效率目標負責,並將獎懲直接與結果掛鉤。這能在缺乏外部監督的情況下,創造一個內部的效率激勵機制。

  3. **有限度的開放作為控制手段:**雖然完全的民主透明化可能不是一個選項,但政府可以實施有限度的開放合約作為內部控制手段。通過公開部分採購數據,中央政府可以監視下級官員的舞弊和浪費行為,而無需完全放權。


政府支出低效問題並非一個簡單問題,也無簡單方案。這是一個根植於錯誤激勵和系統性失敗的複雜問題。雖然小政府可能是一些人的政治理想,但實際解決方案在於建立一個更智慧的政府。通過結合普遍的透明化與現代化原則,以及量身訂製的系統性方案,公共支出有可能從浪費的來源,轉變為推動國家進步和創造價值的強大引擎。


2025年7月7日 星期一

無可避免的重擔:為何稅收對最貧困者衝擊最大,以及福利的隱藏成本

 

無可避免的重擔:為何稅收對最貧困者衝擊最大,以及福利的隱藏成本


這是一個經常被政治言論掩蓋的嚴峻現實:在現代經濟中,最貧困的肩膀承受著總體稅收的巨大負擔。英國的稅收結構,遠非一個真正重新分配財富的累進體系,當考慮所有稅費時,揭示了一個令人不安的真相:最低收入者將其收入的驚人百分比上繳給國庫。而龐大而複雜的社會福利機器,儘管表面上旨在減輕貧困,卻被一些人指責為僅僅維持其自身的基礎設施,而不是從根本上提升其聲稱服務的對象。

最近的分析,特別是那些引用國家統計局(ONS)數據的分析,描繪了一幅清醒的圖景。英國最貧困的10%家庭,其總收入中近一半——這個數字在不同時期徘徊甚至超過了43%,在最近幾年甚至高達48%——被各種稅收吞噬。這遠遠高於最富有家庭所繳納的比例,他們通常只將其龐大收入的一小部分用於稅收。

在一個具有累進所得稅級別的體系中,這怎麼可能呢?答案在於累退稅的隱性性質。儘管所得稅本身的結構是從高收入者那裡徵收更多,但增值稅 (VAT)地方議會稅 (Council Tax) 以及各種必需品關稅等稅種對可支配收入較少的人影響更大。你越窮,你就必須將更大比例的收入花在基本商品和服務上,而所有這些都需繳納增值稅。同樣,對財產徵收的地方議會稅,對低收入家庭預算的消耗通常遠大於對富裕房主的消耗。這些間接稅,實質上對那些最無力承受的人施加了更重的負擔,抵消了直接稅中的大部分累進性。

這就造成了一個持久的貧困陷阱,即僅僅是生活和消費的行為,就會在任何真正實現財務穩定之前,耗盡低收入者收入的很大一部分。

除了這種複雜的動態之外,還有龐大的社會福利體系以及分配給各種公共支出項目和補貼的數十億英鎊的作用。儘管其崇高目標是提供安全網和減輕困境,但越來越多的批評者認為,其實際應用往往未能達到其既定目標。人們擔心的是,這個機構內部的巨大行政成本、官僚層級以及所僱用的官員和社會工作者的龐大人數,吸收了很大一部分撥款。

從這個角度來看,該系統並非賦予個人擺脫貧困循環和實現社會流動性的能力,而是無意中造成了永久性的依賴。它變成了一個自我維持的生態系統,主要受益者是行政人員和參與服務交付的人員,而不是預期受益者在他們的生活中看到根本性的轉變。這種觀點並非不應提供援助,而是認為當前模式可能更有效地讓人民保持在福利狀態中,讓官員保持在就業狀態中,而不是真正地將貧困者從困境中解救出來。

這引發了關於福利改革努力的真正有效性的關鍵問題,以及重點究竟是真正促進獨立和經濟參與,還是僅僅管理貧困。如果目標是解除不成比例地影響窮人的稅務負擔,並真正賦予個人權力,那麼對我們的稅收戰略和社會支持方法進行根本性反思可能早就該進行了。無可避免的真相是,對於許多人來說,無論貧富,稅收都是一股不可動搖的力量——但對於最脆弱的人來說,它的束縛要緊得多,而所謂的安全網卻未能提供真正的逃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