麻省的產房刑場：當法律把謀殺無辜包裝成進步的自由

 

麻省的產房刑場：當法律把謀殺無辜包裝成進步的自由

歷史向來是一場充滿黑色幽默的荒謬喜劇，永遠有一群自詡文明開明的現代社會，花費無數心力標榜人權與進步，卻在法律裡精雕細琢出各種漏洞，好讓人在產房門口合法地結束一條即將臨盆的生命。看看美國麻省最近簽署生效的極端墮胎法案：只要「醫生以專業判斷」認為有必要，孕週上限直接歸零，甚至允許直接透過剖腹產來執行墮胎。他們煞有介事地把這叫做「生育權利」，但真相卻殘酷得令人反胃——這不過是以法律之名，替謀殺無辜嬰兒開綠燈的最高級偽善。

人類基因裡對利己主義的合理化能力，從來沒有在文明的外衣下減弱半分。我們的演化本能擅長用漂亮的名詞來掩飾冷酷的權衡，當生存或便利成為最高指導原則時，靈長類大腦總能輕易說服自己：只要動動筆、換個定義，毫無防禦能力的無辜生命就可以被當成隨意拋棄的冗餘資產。當一個社會失去了敬畏與底線，它從不停止製造罪惡，它只是學會了聘請律師和醫生，把殘忍的勾當重新包裝成高尚的「醫療自主」。

我們總愛把現代法治社會浪漫化，幻想每一條法律都是道德理性的結晶。然而，政客與官僚體系的底層邏輯卻無比滑稽：當政治正確成為唯一的宗教時，是非對錯就可以像菜單一樣隨意更改，只要包裝得夠精美，連奪走一個即將呼吸的生命都能說成是一場人權的勝利。

下次當你聽到權威人士高談闊論人道主義與生命尊嚴時，不妨想想麻省那張通往產房刑場的許可證。在權力與偽善的盛宴裡，最高明的殘酷從來不是拿刀搶劫，而是蓋上官印，讓謀殺變得合法又流暢。

餐飲卡車上的逃亡：為什麼美國總統危急時寧願跟三明治擠在一起？

 

餐飲卡車上的逃亡：為什麼美國總統危急時寧願跟三明治擠在一起？

歷史向來是一場充滿黑色幽默的荒謬喜劇，永遠有一群平時不可一世、滿嘴宏大敘事的最高統治者，在面臨生死關頭時，轉頭就能毫不猶豫地坐著機場餐飲卡車從機腹底下溜之大吉。《華盛頓郵報》在8月10日披露了一場前所未見的最高機密撤離行動：當美伊談判破裂、美國恢復對伊朗攻擊、情報顯示專機遭受具體暗殺威脅時，川普與白宮幕僚硬生生上演了一齣真實版的金蟬脫殼。

為了轉移視線，川普先是在鏡頭前大搖大擺地登上了舊款空軍一號，營造即將起飛的假象。幾分鐘後，他與核心幕僚悄悄從飛機另一側溜走，爬上一輛配備液壓升降設備的機場餐飲卡車，升到艙門高度鑽進另一架較小的 C-32A 軍機。而那架載著不知情隨行記者與幕僚的舊空軍一號隨後升空，繼續頂著「AF1」的呼號當誘餌，窗戶遮光板全被嚴令拉下；真正載著川普的專機則偽裝成普通軍事運輸航班「Reach 18」，摸黑關閉追蹤系統悄悄溜走。

人類基因裡的求生本能，在面對真正的威脅時向來誠實得可愛。我們的演化密碼從來不是為了甚麼狗屁倒灶的英雄主義而設計的，而是為了活下去。不管權力頂峰的政治人物平時在鏡頭前如何趾高氣揚、不可一世，一旦死亡的陰影逼近，所有的帝國尊嚴與宏偉幻覺瞬間都可以拋諸腦後，換成甚麼匿名鐵箱子都無所謂。

我們總是癡迷於政治權力的神話，以為大人物們面對危機時會展現出電影般的冷酷與英勇。然而，現實政治的底層邏輯赤裸且滑稽：當子彈真正飛過來時，自由世界的領袖也只不過是個想趕快躲進餐飲卡車裡避難的普通靈長類。下次當你看到政客們在台上信誓旦旦地向你保證安全時，不妨想想那輛載著總統逃跑的餐飲卡車——在絕對的恐懼面前，權力永遠敵不過求生的本能。

海豹突擊隊的刀口與FBI的敲門聲：當國家安全變成追殺吹哨人的藉口

 

海豹突擊隊的刀口與FBI的敲門聲：當國家安全變成追殺吹哨人的藉口

歷史向來是一場黑色幽默十足的荒誕劇，永遠有一群花費天文數字訓練頂尖特務的超級大國，自以為能掌控一切，卻在遇到幾個手無寸鐵的平民時慌了手腳。時間回到二○一九年，美軍神祕的海豹突擊隊第六小隊悄悄潛入北韓海岸，執行一項極機密的監聽任務。原本天衣無縫的計劃，卻在半路上撞見了兩、三名未攜帶武器的北韓平民。為了不走漏風聲，現場爆發衝突，平民喪命，任務宣告泡湯。

這起血腥意外本該被永遠封印在五角大廈最深處的黑色檔案夾裡。直到去年，《紐約時報》特約記者馬修·柯爾（Matthew Cole）在一篇重磅報導中將整起事件公諸於世，甚至踢爆政府當年根本沒照規定向國會報告。

不出所料，國家機器沒有進行深刻反省，而是立刻亮出屠刀。今年二月，聯邦調查局（FBI）探員拿著大陪審團的傳票直接殺到這名記者的紐約住處，勒令他交出這兩年來所有與消息來源的對話與聯繫紀錄。

戲碼演到這裡，遮羞布徹底撕破。「國家安全」與「新聞自由」的正面碰撞正式開打。說得更白一點，這不過是國家想繼續在暗處殺人滅口、而獨立記者非要在陽光下曬一曬帳本的永恆角力。

人類基因裡的權力傲慢從來沒有變過。當龐大的官僚體系犯下滔天大錯時，第一反應絕對不是認錯，而是掩蓋。我們的演化本能永遠是維護群體權威與自我保全高於一切。對執政者來說，境外敵國的威脅遠遠比不上一個拿著筆、刨根問底的獨立記者來得可怕。

FBI敲響記者家門的那一幕，赤裸裸地印證了一個殘酷的現實：在現代極權與官僚帝國的交織下，真正的敵人往往不在境外。當國家安全成了隨意拿捏的橡皮圖章，任何敢於揭開真相的人，隨時都會變成國家機器眼中必須被隨手捏死的平民。

世界大戰第十一集」：當權力的傲慢撞上歷史的無知

 

「世界大戰第十一集」：當權力的傲慢撞上歷史的無知

美國議員將 "WWII" 讀成 "World War 11"（世界大戰 11），這不只是一個口誤，這是一個完美的政治隱喻。這個橋段讓所有的憤世嫉俗者都感到一陣通電般的快感：原來那些決定人類命運的人，連羅馬數字都看不懂。這不單是智商的問題，這是關於「權力如何讓人變蠢」的生物學觀察。

從行為科學來看，這反映了「讀稿機領導學」的崩潰。現代政治人物的本質是演藝人員，他們的工作是對著攝影機呈現一種「權威感」，而內容往往是由背後那些領低薪的幕僚準備的。當這位議員看著 "WWII" 卻唸出 "Eleven" 時，他無意間拆穿了自己的西洋鏡：他根本不在乎內容，他只是在完成一場聲音演出。歷史對他而言不是教訓，而是一串沒有意義的字符。

從歷史與哲學的角度看，二戰是現代文明的基石，是定義當代國際秩序的慘痛記憶。如果一個國家的領袖階層對這段歷史的認知如此淺薄，以至於把它當成一場已經連載到第十一集的系列影集，這預示了一種極其危險的「集體失憶」。人性中有一種墮性，就是傾向於用最少的腦力去應付最複雜的資訊。當這種墮性發生在掌握核武密碼的人身上時，悲劇就變成了一種荒誕劇。

最陰暗的現實是，我們正處於一個「表演高過實質」的時代。這類官員就像古代那些照本宣科、卻不解經義的祭司。他們享受著權力帶來的地位，卻拒絕承擔理解歷史的重量。如果他們真心以為人類已經打過十一場世界大戰，那麼在他們眼裡，啟動第十二場大概也只是稀鬆平常的續集罷了。畢竟，對一個不讀書的權力者來說，數字的跳動永遠比人命的消逝來得容易。

象牙塔裡的長照中心：教授們為何不退休？

 

象牙塔裡的長照中心：教授們為何不退休？

美國的高等教育界正在迅速「老齡化」，這不是溫馨的傳承，而是一場權力與資源的佔領。耶魯大學教授 Samuel Moyn 近期的文章戳破了國王的新衣：美國大學正變成知識型的高級養老院。當終身教職（Tenure）遇上禁止強制退休的法律，結果就是一群高齡長輩穩坐神壇，而年輕學者只能在門外等著領救濟金。

從人類行為學的角度看，這不過是原始的「地盤行為」在現代體制中的變體。在生物演化中，資源永遠流向最有競爭力的個體；但在學術官僚體系裡，我們創造了一種叫「終身職」的防彈衣。這讓許多早就不再產出創新研究、甚至還在用三十年前教案的阿伯教授，能繼續支領比新人高出三倍的薪水，順便把繁重的行政與教學工作轉嫁給那些連辦公桌都沒有的兼任講師。

這不僅是資源分配的不公，更是學術創新的集體自殺。教育的活力通常來自於不安分、想挑戰權威的年輕大腦。當校園裡三分之一的老師超過 65 歲，這座塔就成了封閉的生態系。正如某些資深教授所言，他們拒絕改變是因為「已經投入太多，不想重頭再來」。說白了，這就是人性中最陰暗的自私：我上岸了，所以要把梯子撤走。

現在，佛羅里達與奧克拉荷馬等州開始用行政手段強拆終身職，這雖然粗暴，卻是社會對學術僵化的必然反擊。我不支持完全廢除終身職，因為學術自由確實需要保障，但我們不能讓「自由」變成「坐領高薪且不作為」的遮羞布。如果大學不學會自我代謝，最終只會淪為裝潢華麗、門檻極高的知識型殯儀館。

美國變動的浪潮：反智主義、「覺醒文化」的興衰與川普時代的延續

 

美國變動的浪潮：反智主義、「覺醒文化」的興衰與川普時代的延續

理查·霍夫施塔特（Richard Hofstadter）於1963年出版的《美國生活中的反智主義》，至今仍是理解美國社會對知識和專業長久疑慮的基礎著作。在這本巨著問世數十年後，其深刻見解在我們分析此後數十年動盪的歲月，特別是「覺醒文化」（woke culture）的強勢崛起與後來的調整，以及唐納·川普（Donald Trump）經久不衰的政治影響力時，顯得更具意義。這些現象雖然各自獨立，卻與霍夫施塔特的「反智傳統」有著密不可分的關聯，揭示了塑造美國社會的複雜文化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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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智主義的核心本質

霍夫施塔特將反智主義定義為「對心智生活及其代表人物的怨恨和懷疑；以及一種不斷貶低這種生活價值的傾向。」他將其起源追溯至美國的三大文化力量：福音派新教傳統（強調個人經驗而非神學嚴謹）、商業與經濟倫理（重視實際成功而非智力追求），以及民主與民粹主義精神（助長對知識精英的懷疑，轉而推崇「常識」）。這種根深蒂固的不信任感，在面對快速變遷和資訊爆炸的社會時，不斷以新形式浮現，找到了肥沃的滋生土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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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覺醒文化」的興衰與演變

自2010年代起，特別是受到「黑人的命也是命」（Black Lives Matter）和「#我也是」（#MeToo）等運動的影響，「覺醒文化」聲勢日益壯大。這個詞最初源自非洲裔美國人的俚語，意指對社會不公和種族偏見的警醒，後來擴展到對種族、性別、性向等領域系統性不平等的敏銳意識。支持者讚揚其在培養同理心、提高意識和促進社會正義方面的作用，推動在企業到大學等機構中實施多元、平等和包容（DEI）的倡議。

然而，隨著「覺醒文化」的擴張，也引發了巨大的反彈。批評者（包括一些左翼人士）認為，其更為激進和不妥協的表達方式有時導致了「取消文化」（cancel culture）、扼殺了言論自由，並將身份政治置於普遍原則或個人功績之上。對許多人而言，主流機構快速採納「覺醒」術語和概念，往往讓人感到像是被強制規定，進而產生文化過度干預和怨恨感。儘管社會正義的根本問題依然關鍵，但「覺醒」這個詞本身，對許多人來說，已變成一個貶義詞，象徵著被感知到的過度或自上而下的意識形態灌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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川普的崛起與反「覺醒」浪潮

唐納·川普在2010年代中期的崛起及其持續的政治影響力，與這種反「覺醒」情緒以及更廣泛的反智傳統密不可分。川普有效地利用了霍夫施塔特所指出的對精英和機構的既有不信任感。他頻繁嘲諷「專家」、「學者」和「主流媒體」，將他們描繪成脫離美國普通民眾的關切。他的民粹主義言論，深刻觸及了那些感覺被文化和知識界精英所推動的「覺醒」議程所疏遠或貶低的群體的怨恨。

對許多支持者來說，川普未經修飾、常常粗獷的溝通風格，與他們認為的建制派人物過於謹慎或政治正確的語言形成了令人耳目一新的對比。他的政治成功部分得益於他願意直接挑戰主流的「覺醒」敘事，尤其是在種族、性別和國家認同等議題上。「反覺醒之戰」成為核心的動員口號，導致了旨在取消 DEI 計劃和限制教育中某些社會正義話題討論的政策倡議。這顯示出，與反智潮流結盟並將自己定位為反對被感知到的意識形態過度干預的捍衛者，具有巨大的政治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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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來十年潮流是否會再次轉向？

預測文化潮流的未來本質上充滿挑戰，但有幾個因素表明這種潮汐般的起伏將會持續：

1. 世代差異： 較年輕一代在某些情境下通常更優先考慮社會正義而非言論自由，這表明「覺醒」思想（即使這個詞本身可能逐漸淡出）仍將在相當一部分人群中保持影響力。隨著這些世代獲得更多影響力，他們的價值觀將繼續塑造社會機構。

2. 不滿情緒的持續存在： 導致「覺醒」運動的種族不平等、性別差異和經濟焦慮等根本問題並未消失。未來的社會和經濟變遷很容易再次引發對系統性變革的強烈呼籲，可能導致新形式的「覺醒」表達或其核心原則的復甦。

3. 科技加速： 數位環境將繼續放大聲音、形成同溫層，並加速資訊和假資訊的傳播。這種環境極有利於公眾情緒的快速轉變，以及助長「覺醒」和反「覺醒」反應的兩極化。

4. 政治重組： 兩大主要政黨都在努力應對這些文化戰爭。儘管相當一部分選民已對「覺醒」辯論的激烈程度表示厭倦，但這些問題本身已根深蒂固。政治領導人將繼續調整其訊息傳遞方式，而公眾輿論可能會隨著新挑戰和領導者的出現而擺動。

5. 反智主義的常數： 霍夫施塔特的核心論點表明，反智主義是一種反覆出現的特徵，而非暫時的現象。儘管其目標和表達方式可能改變，但對知識權威的潛在懷疑很可能會持續存在。這意味著任何主導的文化運動，無論是「覺醒」還是其反對運動，都將始終容易受到民粹主義反彈的影響，這種反彈會質疑其知識基礎或被感知到的精英主義。

在未來十年，我們不太可能看到「覺醒」思想的完全「衰落」，而更可能是一種持續的演變，或許是一種更細緻、更少對抗性的核心原則公開呈現方式。同時，推動川普崛起的反智潮流仍將是一股強大的力量，能夠動員反對任何被視為新的知識或文化強加。在這些強大力量的動態張力驅使下，美國的鐘擺更有可能繼續大幅擺動，而非穩定地處於中間地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