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 Digital Panopticon: How China Outsources State Control

數碼時代賦予了威權政體前所未有的監控利器，然而，要徹底箝制汪洋般的網路輿論，對官僚體系而言始終是一場後勤惡夢。當政府缺乏足夠的技術能力去監控每日海量的互動時，它會怎麼做？答案是：外包給市場。學者昂懷韻（Lynette H. Ong）、聶輝華與李潔琳在其最新研究中揭示了中國黨政機關如何將網路監控業務外包給民間企業與國營企業。

透過分析三千多份政府採購合約與菁英訪談，作者們指出，數位打壓的外包目的並非傳統實體世界中為了卸責而尋找黑道白手套的「合理懷疑斷點」，而是為了「擴增國家能力」。龐大的官僚機器缺乏自主消化海量大數據的技術，於是將網絡爬蟲、內容過濾與輿情分析等髒活，全面發包給營利機構。

這種現象徹底重塑了政商關係。西方觀察家常迷信 Google 或 Meta 等科技巨頭的「工具性權力」，認為私人企業足以挑戰國家監管；但在中國，國家卻將資本收編為統治機器的延伸。不過，這種合作存在著現實的風險分際：對於低風險的標準化技術任務，政府樂於雇用靈活的私企；但一旦涉及懲處、刪文或危機敘事等高政治風險的環節，採購方則明顯偏好北京的國營企業。這些具備體制內身分的國企，不僅能有效對沖政治風險，更能直通權力核心。

歸根結底，這本書赤裸裸地揭示了人性與權力的黑暗面：當演算法與威權統治合流，網路便不再是民主的廣場，而被精心改造為毫無死角的數位全景監獄。

• 書評： 這是一部兼具數據硬度與政經洞察的傑作，精準剖析了當代數位威權的運作肌理。
  
  
• 推薦： 政治學者、科技政策分析師，以及所有對數位監控與國家統治感到好奇的讀者必讀。

官僚的無賴邏輯：叫書店老闆通靈的國安審查

 

官僚的無賴邏輯：叫書店老闆通靈的國安審查

人類花了幾世紀發明各種審查制度，無非是因為當權者永遠恐懼一張紙會動搖國本。然而，偶爾總有官僚能把這種審查機器的無恥與荒謬，發揮到令人噴飯的喜劇境界。

香港負責國家安全的警務處副處長簡啟恩最近就展現了這種神邏輯。當被問到書店負責人該如何避開國安紅線時，他的建議堪稱天才：如果有顧慮，最簡單的做法就是乾脆「不發售」，或者自己買來讀一讀、審視一下風險再決定。至於到底能把書交給哪個政府部門審視？警方則兩手一攤，說他們只負責依循法律執法，而且要設立「禁書名單」實在太困難了。

這簡直是邏輯崩潰的巔峰示範。國家要求平民百姓充當地下審查員，卻打死不肯告訴你到底什麼叫違法。這是一場完美的雙重綁架：你賣錯了書，法律鐵拳直接砸下來；但政府又懶得給你一本黑名單，叫你自己去通靈。最安全的做法是什麼？乾脆什麼書都別賣了。

這正是極權控制最精髓的卑鄙之處。當法律的紅線故意模糊不清時，國家根本不需要設立繁瑣的審查機構，因為恐懼會自動幫他們完成所有工作。為什麼要花錢請審查官？直接把恐懼植入每個人的心裡，讓大家搶著自我審查、自斷手腳，這就是官僚體系最高明的懶人治術。

憤怒的產線：當教育成為製造「審查官」的工廠

 

憤怒的產線：當教育成為製造「審查官」的工廠

在美國，有一種荒謬的供需失衡：每年新聞相關科系畢業的人數，竟然超過了全國記者的總數。如果將眼光放寬到整個社會科學領域，你會發現我們正大量產出擁有「觀點」與「論述」碩博士學位的人才。當市場消化不了這麼多憤世嫉俗的年輕人時，他們便發明了一套精巧的新興職業——「敏感度審閱員」、「性別官僚」或是各種企業內部的「包容性專員」。

這些職位不只是工作，它們是數位時代的「宗教裁判所」。它們的存在，就是為了給公眾辯論設定各種禁區，確保所有的言論都經過消毒、預測且「絕對安全」。

這完美解釋了當前矯枉過正的文化環境。當我們教育出一代人，讓他們成為人類經驗的專業「批判者」，而不是參與者，我們便無可避免地創造出對「糾錯」的強烈需求。這些官僚需要「不公不義」來證明他們存在的必要性，於是，公眾辯論成了一場沒完沒了的「打地鼠遊戲」。目標不再是說服或理解，而是找出瑕疵、標榜道德、發動「取消文化」。

這是一場典型的供需製造災難。我們擁有一群飽讀詩書的知識分子，他們被訓練在每一個句子裡尋找權力壓迫的痕跡，卻從未有過經營事業或處理真實生活衝突的經驗。他們是「取消時代」的高階祭司，在數位競技場上審判那些偏離當下共識的異議者。諷刺的是，在我們急於讓世界變得「敏感」與「包容」的同時，我們反而創造了一個比過去更脆弱、更具排他性，且無比乏味的社會。我們製造了太多的審查官，卻遺忘了真正的勇氣在於接受差異的碰撞，而非將所有不順耳的聲音連根拔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