歷史的空殼：當國家換掉鎖頭，把《炎黃春秋》變成自己的複製品

 

歷史的空殼：當國家換掉鎖頭，把《炎黃春秋》變成自己的複製品

歷史向來是一場充滿黑色幽默的政權收割秀，永遠有一群懷抱理想的老革命，花了大半輩子建立起一個探討歷史真相的論壇，以為靠著黨內老前輩的庇護就能高枕無憂，卻沒想到國家機器有一天會直接上門換鎖，把招牌留著、裡頭的人全趕走，繼續用同一個名字印著歌功頌德的假歷史。看看《炎黃春秋》這本曾被譽為中國大陸最具影響力的改革派歷史雜誌的悲慘命運就知道了。這本雜誌創辦人杜導正出身正部級，背後更站著無數中共元老與軍方將領，甚至還握有現任最高領導人父親習仲勳親筆題寫的「辦得很好」當作免死金牌。但在二〇一六年七月，文化部屬下的研究機構直接發動突襲，單方面撤換所有核心領導層、封鎖網站後台、凍結財務帳戶。八十三歲的老社長率領團隊抗爭、走法律途徑，換來的卻是法院不受理。如今，《炎黃春秋》的名字還掛在架上，但裡面的人早被清洗乾淨，成了一本面目全非的官方宣傳冊。

人類基因裡對控制記憶的病態執著，從來沒有在任何現代文明的外表下改變過。我們的演化本能深植著排異與恐懼的密碼；當統治集團發現歷史真相可能威當權者的合法性時，原始的大腦瞬間就會發動總體戰，要求將過去的所有細節擦得一乾二淨。我們總愛陶醉在「有強大後台就能守住一塊自由陣地」的浪漫神話裡，卻忘了政治靠山這種東西，人走茶涼得比夏天的雷雨還要快。當集權體系決定收緊權力時，昔日特許的開明空間，不過是留待收割的肥羊。

龐大的意識形態機器向來最懂這套「鳩佔鵲巢」的偷天換日。統治者心裡清楚得很，與其花力氣去查禁一本赫赫有名的雜誌招來非議，不如直接用行政公文「合法」接管——保留它的名號、吞掉它的訂戶，然後換上一批乖巧聽話的筆桿子，繼續用別人的牌子講黨想聽的話。

我們總是擅長用最高尚的「規範化管理與意識形態整頓」去包裝每一次明目張膽的強奪，而文明最辛辣的諷刺在於：一個連歷史雜誌的軀殼都要搶過去穿的政權，骨子裡其實恐懼著每一個真正懂得思考的靈魂。

下次當你在新聞裡看到某個官方喉舌還頂著響亮的名字時，不妨去打聽一下裡面的靈魂是不是早就換成了另一個模樣。在現代權力的荒謬劇場裡，最深刻的諷刺永遠不是歷史遭到篡改，而是當國家決定抹殺過去時，它連你流著血寫出來的招牌，都要拿去當成粉飾太平的裝飾品。

教授的人間蒸發：為什麼威權體系永遠容不下一個清醒的聲音？

 

教授的人間蒸發：為什麼威權體系永遠容不下一個清醒的聲音？

歷史向來是一場充滿黑色幽默的知識分子消亡史，永遠有一群才華橫溢的學者，天真地以為靠著法律、邏輯與歷史借鏡，就能夠跟絕對的權力講道理。看看當代中國兩位最具代表性的公共知識分子——北京大學法學院教授賀衛方與中國人民大學政治學系教授張鳴的結局就知道了。他們曾在微博時代叱吒風雲、振臂一呼萬人響應，如今卻在長年的高壓整肅下，落得被徹底噤聲、剝奪教職、社交帳號連環炸號、甚至連出境都被以「危害國家安全」為由攔下的悲涼境地。兩人退休後孤立無援，活生生地在自己的祖國成了幽靈。這套劇本古來有之：當統治機器決定將意識形態的純潔性凌駕於一切之上時，它第一個要消滅的，就是那些敢於說真話的大腦。

人類基因裡對異質思想的本能恐懼，從來沒有在現代文明的外表下真正改變過。我們的演化本能深植著排異與求穩的部落密碼；當統治集團感受到權威的鬆動時，原始的大腦瞬間就會啟動防衛機制，要求絕對的整齊劃一，把任何膽敢戳破國王新衣的聲音掐死在搖籃裡。我們總愛陶醉在「學術自由、大學獨立」的浪漫神話裡，幻想象牙塔是真理的庇護所。然而，政治權力的殘酷真相卻是：高校從來不是甚麼超然世外的避難所，而是官僚機器用來生產合規意識形態的訓練營。一個用歷史與法理指出體制弊端的學者，對權貴而言不是甚麼寶貴資產，而是隨時可能引爆的政治炸彈。

龐大的威權體系向來最懂這種「防微杜漸」的肅清藝術。統治者心裡清楚得很，一個拿著史料和邏輯說話的知識分子，遠比千軍萬馬更具破壞力，因為獨立思考這種東西一旦傳開了，謊言構築的大廈就會瞬間傾倒。

我們總是擅長用最高尚的「淨化網路空間」與「維護國家安全」去包裝每一次的知識分子大清洗，而文明最辛辣的諷刺在於：一個連幾位教授的嘴巴都容不下的龐大帝國，其實脆弱得跟紙糊的一樣。

下次當你在新聞裡看到某個體系在大肆宣揚其思想整頓的偉大成果時，不妨去數數看有有多少清醒的靈魂被逼入了沉默。在現代政治的荒謬劇場裡，最深刻的諷刺永遠不是政權有多麼強大，而是它們比誰都清楚，真理只要開口說話，它們的謊言就得連夜打包逃跑。

世紀大穿幫：當建制派大狀一不留神說了實話

 

世紀大穿幫：當建制派大狀一不留神說了實話

如果你想看清當代政治權貴如何把官方謊言拆得稀爛，不必去讀什麼政治學論文，看看香港資深大律師、行會成員湯家驊最近的精彩發言就知道了。

湯家驊在解釋某些政治口號時，幾乎是鬼拍後尾枕，理所當然地把「一黨專政」跟「中共領導」視為同一回事。他強調，試圖用體制外的方式打倒這個政權就是違法。問題是，只要對中共政治歷史稍有涉獵的人都知道，北京官方多年來一直強烈否認自己是「一黨專政」，並宣稱中國實行的是「共產黨領導、多黨派合作」的獨特民主制度。

然而，這位頂著愛國光環的建制派大員，竟然不假思索地把「一黨專政」跟「中共政權」畫上等號。這簡直是把官方苦心經營幾十年的遮羞布當場扯了下來。當連自己人都開口閉口默認政權就是專政時，那種「此地無銀三百兩」的黑色幽默，實在讓人忍俊不禁。

人類演化了幾萬年，政治權力的戲碼始終換湯不換藥。遠古的部落霸主總愛給自己的獨裁披上一層神聖的外衣，假裝自己是天命所歸或為了部族福祉。到了現代，集體極權更喜歡發明各種繁複的詞彙來包裝絕對的權力壟斷，生怕別人看出那是赤裸裸的強奪。

然而，人性深處對現實的直覺卻永遠無法被詞彙徹底欺騙。當官方的宣傳與真實的權力運作出現裂縫時，最誠實的往往不是反抗者，而是那些急著表忠心卻一不小心吐露真言的內部權貴。歷史是一場永無止境的鬧劇，暴君們費盡心機要證明自己合法正當，結果卻總是被身邊那些豬隊友用一句大實話給徹底出賣。

恐懼的辭典：當審查把母語變成一場猜謎遊戲

 

恐懼的辭典：當審查把母語變成一場猜謎遊戲

如果你想見識集體恐懼如何扭曲一個民族的靈魂，不必去讀什麼政治學論文，看看中國網友最近整理的「直播間黑話大全」就夠了。

一名中國博主發布影片，盤點了網路直播裡的奇特代號：警察不能叫警察，得叫「帽子叔叔」；酒叫「8+1」；錢變成了「米」；幾年前的那場疫情則成了溫柔的「口罩事件」。影片一出，網民紛紛接力補充更多密碼：被公安約談叫「請喝茶」，而那個不能說出口的日子，只能用幽默而悲涼的「五月三十五日」來代替。

歷史學者遇羅文一針見血地指出，這場全民參與的語言變異，正是中共高壓管控與海量敏感詞審查催生出的怪胎。當電腦演算法無情地封殺每一個真實的字眼，逼得老百姓不得不把母語當成敵後武工隊的密電碼來使用。

人類演化了幾萬年，大腦始終保留著在強權與猛獸下求生的狡黠本能。遠古祖先面對部落裡的暴君或凶猛的掠奪者時，學會瞭如何用眼神、用暗號、用含糊的字句來避開殺身之禍。今天，當數位極權把網際網路佈滿電子眼與審查網軍時，中國老百姓展現了驚人的「生存智慧」，把日常對話變成了一場場荒誕的猜謎大賽。

然而，這場語言遊戲的背後，其實是一場漫長而無聲的悲劇。語言本該是人類表達真理、溝通靈魂的最高工具，但在恐怖政治的陰影下，它卻成了自我審查的枷鎖。每一次你改口叫「米」，每一次你心照不宣地說出「五月三十五日」，你其實都在向暴政繳納一筆精神上的稅款——你學會了主動閹割自己的記憶，把恐懼揉進每一次呼吸裡。

歷史一再證明，暴君總以為只要封住了嘴巴、刪掉了字眼，就能改寫集體記憶。但人類那種帶著黑色幽默的反叛本能永遠殺不死。一個必須靠著「帽子叔叔」和「五月三十五日」才能勉強維持日常對話的社會，早已用最荒謬的方式向世界宣告：這個政權虛弱得連一句實話都承載不起。

AI造反神劇：當演算法撕開了審查的遮羞布

 

AI造反神劇：當演算法撕開了審查的遮羞布

如果你想看懂當代科技與集體壓抑之間最諷刺的黑色幽默，不必去管矽谷那些虛偽的AI願景，看看最近在網路上洗版、被譽為「AI造反神劇」的二十六分鐘短片《我這一生最大的罪，是把人寫成了妖……》就知道了。

這部以東漢末年為背景的短片，透過史官調查「妖異」事件的視角，揭開了飢荒下災民被迫食人求生的慘劇，直指「苛政才是真正的妖孽」，並披露了黃巾之亂領袖張角帶領百姓反抗的悲壯根源。片中金句連發，藉古諷今的力道刀刀見骨，一夕之間在網路引爆共鳴。

多年來，權力機器砸下巨資築起無形的高牆，用無孔不入的審查與網管大軍死死掐住輿論的咽喉，以為只要把歷史和現實磨平，就能安享太平。然而，這群掌握了生成式AI工具的平民百姓，卻輕而易舉地繞過了重重封鎖。他們借用漢末的亂世酒杯，澆的卻是當下無處發洩的時代塊壘。當現實生活被壓抑到窒息時，集體情緒總會像地下熔岩一樣，找到一條最意想不到的數位裂縫噴湧而出。

人類歷史說穿了就是一場貓抓老鼠的把戲：掌權者永遠在發明更新的鐵幕，而底層永遠在尋找更聰明的破口。我們的遠古基因對苦難與不公有著極其敏銳的嗅覺，當生存空間被極度擠壓時，反抗的本能便會藉由科技的外衣借屍還魂。這部短片的爆紅狠狠地打了那些自以為掌控一切的審查機器一巴掌。

我們總是恐慌AI會變成極權手裡完美的監控工具，卻忘了科技從來不是單向的。當平民用幾句提示詞就能召喚出張角的怒吼時，它向世界證明了一個古老而冷酷的真理：再嚴密的審查、再龐大的數位圍牆，也永遠關不住人心對真實的渴望。歷史上的暴政防得了刀劍與民謠，卻沒料到有一天，一個演算法就能把他們的遮羞布扒得精光。

替微信告倒美國政府，然後自己被微信封號：一場荒謬的現代黑色幽默

 

替微信告倒美國政府，然後自己被微信封號：一場荒謬的現代黑色幽默

如果你想看清當代社會最頂級的黑色幽默，不必去看好萊塢喜劇，看看矽谷華裔律師朱先生的遭遇就夠了。

當年川普第一任期時，發布行政命令禁止美國人使用微信。身在矽谷的朱律師滿腔熱血，聯合了幾位同業一紙訴狀把美國政府告上法庭，主張這項禁令違憲。經過幾年的法律攻防，拜登政府上台後撤銷了這道行政命令，成功保住了微信在美國的商業命運。朱律師可說是捍衛海外華人數位通訊自由的功臣。

然後，劇本迎來了神轉折。上週，朱律師拍了一支影片無奈宣佈：他自己的微信帳號，竟然被騰訊給封鎖了。

這簡直是人類歷史上最諷刺的荒謬劇。幾千年來，人類習慣了把槍口對準看得見的國家機器，上街遊行、打官司、爭取言論自由，以為只要擋住了政府的鐵拳，就能迎來海闊天空。我們像堂吉訶德一樣勇敢地對抗龐大的西方國家，歷經千辛萬苦終於贏得勝訴，保護了數位平台的生存權。

然而，我們的演化大腦卻總是對身邊真正無孔不入的集權巨獸視而不見。朱律師花了幾年時間跟美國憲法和聯邦政府拔河，結果卻被遠在深圳的演算法和審查機制輕輕按了一個鍵，直接物理消滅在自家的應用程式裡。美國政府受制於法治與憲法程序，而跨國數位帝國才不管你是不是他的救命恩人。

歷史總是充滿這種殘酷的笑話。我們傾盡全力去打破國家權力的圍牆，卻親手把更大的城堡讓渡給了不受任何民主監督的私人企業。朱律師辛苦保住了微信在美國的合法地位，而微信則用最直接的封鎖回報了他的深情。這大概就是現代生活最真實的寫照：你以為你在為自由而戰，到頭來卻只是幫你的賽博獄卒擦亮了鐵窗。

A Digital Panopticon: How China Outsources State Control

數碼時代賦予了威權政體前所未有的監控利器，然而，要徹底箝制汪洋般的網路輿論，對官僚體系而言始終是一場後勤惡夢。當政府缺乏足夠的技術能力去監控每日海量的互動時，它會怎麼做？答案是：外包給市場。學者昂懷韻（Lynette H. Ong）、聶輝華與李潔琳在其最新研究中揭示了中國黨政機關如何將網路監控業務外包給民間企業與國營企業。

透過分析三千多份政府採購合約與菁英訪談，作者們指出，數位打壓的外包目的並非傳統實體世界中為了卸責而尋找黑道白手套的「合理懷疑斷點」，而是為了「擴增國家能力」。龐大的官僚機器缺乏自主消化海量大數據的技術，於是將網絡爬蟲、內容過濾與輿情分析等髒活，全面發包給營利機構。

這種現象徹底重塑了政商關係。西方觀察家常迷信 Google 或 Meta 等科技巨頭的「工具性權力」，認為私人企業足以挑戰國家監管；但在中國，國家卻將資本收編為統治機器的延伸。不過，這種合作存在著現實的風險分際：對於低風險的標準化技術任務，政府樂於雇用靈活的私企；但一旦涉及懲處、刪文或危機敘事等高政治風險的環節，採購方則明顯偏好北京的國營企業。這些具備體制內身分的國企，不僅能有效對沖政治風險，更能直通權力核心。

歸根結底，這本書赤裸裸地揭示了人性與權力的黑暗面：當演算法與威權統治合流，網路便不再是民主的廣場，而被精心改造為毫無死角的數位全景監獄。

• 書評： 這是一部兼具數據硬度與政經洞察的傑作，精準剖析了當代數位威權的運作肌理。
  
  
• 推薦： 政治學者、科技政策分析師，以及所有對數位監控與國家統治感到好奇的讀者必讀。

官僚的無賴邏輯：叫書店老闆通靈的國安審查

 

官僚的無賴邏輯：叫書店老闆通靈的國安審查

人類花了幾世紀發明各種審查制度，無非是因為當權者永遠恐懼一張紙會動搖國本。然而，偶爾總有官僚能把這種審查機器的無恥與荒謬，發揮到令人噴飯的喜劇境界。

香港負責國家安全的警務處副處長簡啟恩最近就展現了這種神邏輯。當被問到書店負責人該如何避開國安紅線時，他的建議堪稱天才：如果有顧慮，最簡單的做法就是乾脆「不發售」，或者自己買來讀一讀、審視一下風險再決定。至於到底能把書交給哪個政府部門審視？警方則兩手一攤，說他們只負責依循法律執法，而且要設立「禁書名單」實在太困難了。

這簡直是邏輯崩潰的巔峰示範。國家要求平民百姓充當地下審查員，卻打死不肯告訴你到底什麼叫違法。這是一場完美的雙重綁架：你賣錯了書，法律鐵拳直接砸下來；但政府又懶得給你一本黑名單，叫你自己去通靈。最安全的做法是什麼？乾脆什麼書都別賣了。

這正是極權控制最精髓的卑鄙之處。當法律的紅線故意模糊不清時，國家根本不需要設立繁瑣的審查機構，因為恐懼會自動幫他們完成所有工作。為什麼要花錢請審查官？直接把恐懼植入每個人的心裡，讓大家搶著自我審查、自斷手腳，這就是官僚體系最高明的懶人治術。

憤怒的產線：當教育成為製造「審查官」的工廠

 

憤怒的產線：當教育成為製造「審查官」的工廠

在美國，有一種荒謬的供需失衡：每年新聞相關科系畢業的人數，竟然超過了全國記者的總數。如果將眼光放寬到整個社會科學領域，你會發現我們正大量產出擁有「觀點」與「論述」碩博士學位的人才。當市場消化不了這麼多憤世嫉俗的年輕人時，他們便發明了一套精巧的新興職業——「敏感度審閱員」、「性別官僚」或是各種企業內部的「包容性專員」。

這些職位不只是工作，它們是數位時代的「宗教裁判所」。它們的存在，就是為了給公眾辯論設定各種禁區，確保所有的言論都經過消毒、預測且「絕對安全」。

這完美解釋了當前矯枉過正的文化環境。當我們教育出一代人，讓他們成為人類經驗的專業「批判者」，而不是參與者，我們便無可避免地創造出對「糾錯」的強烈需求。這些官僚需要「不公不義」來證明他們存在的必要性，於是，公眾辯論成了一場沒完沒了的「打地鼠遊戲」。目標不再是說服或理解，而是找出瑕疵、標榜道德、發動「取消文化」。

這是一場典型的供需製造災難。我們擁有一群飽讀詩書的知識分子，他們被訓練在每一個句子裡尋找權力壓迫的痕跡，卻從未有過經營事業或處理真實生活衝突的經驗。他們是「取消時代」的高階祭司，在數位競技場上審判那些偏離當下共識的異議者。諷刺的是，在我們急於讓世界變得「敏感」與「包容」的同時，我們反而創造了一個比過去更脆弱、更具排他性，且無比乏味的社會。我們製造了太多的審查官，卻遺忘了真正的勇氣在於接受差異的碰撞，而非將所有不順耳的聲音連根拔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