華夏民族之興起與衍變及其於治道之影響

華夏民族之興起與衍變及其於治道之影響

夫「種族」之說，謂人類以生而有別，分層而治，泰西以降，十八、十九世紀方興，蓋近代之創也。前此中華，雖懷華夷之辨，而視四裔為「蠻」，然基於科學論述之近代種族觀念，其來也晚。故本文將探討種族之說如何植根於中華，尤自十九世紀末以降，及其如何影響朝廷之策，並治理其多元之民。

昔在皇朝，儒家經典所塑之世觀，重文化而輕種族。天下之廣，理想之境乃一統也，謂之「天下」。凡不循儒家之道者，皆視為「蠻夷」。其治道之要，在於文化之同化（所謂「用夏變夷」、「來化」、「漢化」），信蠻夷可藉華風而化之。雖有古典文獻，其辭或可藉近代種族之眼光而解之，如《左傳》有云：「非我族類，其心必異」，然須明辨，「文化」與「種族」之截然二分，乃近代之構也。前世之異見，常以形貌與文化特徵相雜。例如，華夏士人崇尚膚色之白，視為美，古詩可證。然此等觀念，未必然構成基於生理科學之系統種族論述。

十九世紀末葉，時局丕變，中華與泰西往來日繁，甲午之役，國勢大衰。西歐進化之理及種族之說，遂漸傳入。若嚴復者，其譯介之功甚偉，遂使天下分判為「種」，各競存亡之觀念流播。於是乎，「黃種」之說乃生，憂慮「滅種」之情，因見殖民擴張及他「種」之衰頹而益甚。梁啟超更闡其義，謂寰宇乃「種族之戰」（zhongzhan），「黃」、「白」二種相爭。此論有助於凝聚虛構之生理同源及共祖之意識，遂以黃帝為共同之祖先。

二十世紀初，革命之士取而用之，改而化之，以建構民族認同。彼等以漢人為獨特而純粹之「種」（minzu，此字兼指人民與父系血統），以反抗滿清之統治及外邦之侵略。種族主義（minzuzhuyi）遂為要旨，孫文等倡之，彼視漢人為血脈、語言、宗教、習俗大致相同之純粹之種。此重血緣認同之舉，在彼時視為維繫國族團結，於列強競逐之世求存之關鍵。

民國年間（一九一二至一九四九），種族之論愈益廣泛，學術界漸趨以「種為物種」視之。人類學之研究，雖常批判泰西之種族優越論，然亦涉足種族之劃分，欲辨明「中華民族」之淵源及體貌特徵。優生之偽科學亦於知識分子間盛行，蓋憂慮「種族退化」，欲求「種族改良」之故。遂有關於擇偶生育及辨別人口中「優劣」之論，有時亦以階級劃分之。

一九四九年共產黨執政後，種族之說於官方遂成禁忌，「階級」遂為首要之團結概念。人類學系科甚至一度停辦。然中國共產黨並未盡棄以漢人為主體，而兼有諸「少數民族」（shaoshu minzu）之說。雖倡導各族平等，然官方論述常以漢人為政治文化更為先進，故鼓勵漢人移居少數民族地區，同化之意甚明。共和國之疆界，大抵承襲清朝之舊，故使少數民族在其故土亦被劃為「少數」。

自一九七八年改革開放以來，生物科學復興，對少數民族之研究亦盛。其要旨乃在證明中華境內各族人民，皆有機統一於一相對同質之「中華民族」（Zhonghua minzu）之下，而以漢人為核心。血清學及基因研究，亦用以強調少數民族與漢人之生理相近，以鞏固國家政治疆界乃基於深厚生理聯繫之觀念。此論述常以中華為「現代黃種人之故鄉」。

故種族之說，於中華治道，影響甚鉅。初，引入此說，乃為理解泰西列強，並與之競爭；後，遂演變為民族認同之基石，尤以漢族一統之觀念為甚。其影響有數端：

同化之策：信奉單一而廣泛之「中華民族」，歷史上遂有以漢族為主導，融合少數族群之策，有時不免損及後者之獨特文化與語言。

劃定國界：以血緣相近之說，為當今中華之政治疆界賦予合法性，謂境內各族有深遠之歷史乃至生理之聯繫。

等級與發展敘事：早期受進化論影響之種族論述，常暗示種族有等級之分。此觀念於共產黨執政時期之敘事中亦隱然可見，暗喻漢人更為先進，故其引導少數民族發展乃理所當然。

族群關係之治理：雖官方倡導民族團結與平等，然以漢族為優勢「種族」，而以他族為從屬「少數」之潛在觀念，或可致權力失衡，並加劇矛盾。

民間之種族歧視：雖有官方之團結敘事，然歷史上種族觀念之遺存，及與全球互動之日增，亦導致民間種族歧視及不友善事件之發生，尤以針對非東亞裔外國人為甚。

總之，中華之種族觀念，十九世紀末葉，藉由西學而生，初為憂慮國家存亡之工具，後演變為民族認同及國家合法性之基礎。此觀念，以其不同之形式，深刻影響朝廷對其多元人民之治理，塑造團結之敘事，推動同化之傾向，並促成複雜之民族關係，縱使民間之種族偏見依然存在。「種族」之影響，雖以「民族」之名義存續，然其作為近代中華社會政治之建構，其韌性可見一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