滄海橫流，父心亦移：論《上海的劉氏》中父輩之立場轉變

 

滄海橫流，父心亦移：論《上海的劉氏》中父輩之立場轉變

《上海的劉氏》之家父，素以權威著稱，宏圖擘畫，欲令諸子負笈海外，以承繼其跨世代之商業宏業。然其籌謀，非盡獲諸子之唯命是從，而二十世紀中國之風雲變幻，亦屢迫其調整既有之堅定之見。察其與諸子之互動，可見其雖懷有強烈之初衷，亦能因應諸子之辯駁及變遷之政局，而重思其立場。

父輩觀念之轉變，可見一斑者，乃其於一九三二年提議其在英三子入籍英籍之事。其動機源於日寇侵華之陰影下，上海局勢之危殆。其以為，諸子既為家族企業之共有人，若得英籍，或可免於日人沒收之禍，蓋西人所有之產業，較不易為日人所覬覦。初，其料諸子必無異議。然其諸子竟一致且激烈反對之，彼輩重家國之義，甚於家族之經濟利益。彼輩委婉地指出，戰時之危局或已蒙蔽其判斷。時在美國之長子尤為激憤，引英國與美國之種族歧視為例，謂此等國籍終難獲真正之認可。 Faced with this strong and unified resistance, the father appeared to concede, with Third Son noting that they "may as well drop the subject entirely out of our mind[s]" 。雖父仍欲進一步商議，然此已昭示其與最初之急迫提議大相逕庭。

父輩對長子之教育方針，亦展現其變通之能，常受其子之願望及不測之事所影響。初，其於長子聖約翰大學及鮑德溫-華萊士學院畢業後，已擬定四年之教育計畫。然長子僅於哈佛大學就讀一年後，即提議返回上海。父雖初對其子之判斷有所保留，然最終仍允其更改計畫。後，長子於華北之發展受政局動盪所阻，父遂於上海授其高位，此與其先前所授之低位形成對比，父亦坦承：「昔日未委君以重任，實吾之過也。故吾以為，此番當更明智些，君意如何？」。此外，雖父早欲長子完成其哈佛之學業，然終允其轉學至沃頓商學院。凡此種種，皆可見父雖有初步之教育目標，然亦能為之所動而調整之。

五子之教育與健康，亦致父輩之計畫有所變更。初，父因五子體弱，不願其赴美求學，然終仍允其入讀鮑德溫-華萊士學院。五子舊疾復發，父初電促其歸國。然旋即又電告，保證將資助其於美國繼續醫治。此番迅速之轉變，可見父輩對其子之即時需求與境況之關切。且父後雖因健康之故，傾向五子於鮑德溫-華萊士學院多留一段時日，然終仍接受其轉學至賓夕法尼亞大學。

三子欲娶西化女子之事，亦為父輩立場轉變之例。初，父與母皆對此婚事有所疑慮。母直言拒絕，而父之沉默則令三子不安。雖家中亦有反對之聲，父最終仍允其婚事。此決定似受其對三子判斷之信任及欲其子幸福之願望所影響。此外，父初曾盼婚禮更為隆重，謂在歐洲舉行簡約之儀式「不僅有違顏氏之願，亦與吾家之意相悖。婚姻乃極其莊重之事，理應享有通常附隨之禮儀與莊嚴」。然其後似亦接受在歐洲舉行較為簡約之儀式，可見其最初對傳統盛大婚禮之偏好有所鬆動。

一九四九年共黨革命前夕之動盪時期，父輩再次展現其調整計畫之能。其初曾提議分散家業之策略，建議將部分家人及產業遷往英屬香港，而餘者則留於上海。此謹慎之舉反映其對政治局勢之不確定。然於一九四九年五月抵達香港後，父則面臨多方壓力。其商業夥伴勸其留港，而其在滬之家人則懇請其歸。約六個月後，在收到共黨領導代表之保證後，父決定於一九四九年十一月返回上海。此決定標誌其在居所及產業經營方面之計畫發生重大轉變，其受家族之牽絆及對新政下機遇之認知所影響。

末，父輩關於八子歸國之事之互動，則展現其一貫之願望，然終未與其子之選擇相符。父屢次敦促在美國求學之八子完成學業後歸國，謂家族產業需其襄助，甚至直接命其經香港返國。雖八子初曾表示歸國之意，然變幻之政局及其自身日益改變之觀念，使其重新考慮。父仍堅持己見，即便在共黨接管後，仍提議八子可於中國西北擔任羊毛專家，並敦促其攜其餘諸兄弟返回大陸。然八子珍視其獨立性，並憂慮共黨統治下之自由匱乏，故其於畢業後之初次探訪後，終未永久返回中國大陸。此事凸顯父輩欲改變其子永久居留之意之持續努力，最終未能成功之例。

總而言之，《上海的劉氏》中之家父，並非一成不變之嚴父。其雖對家族及其產業懷有宏大之抱負，然敘事展現其於諸多重大議題上調整立場之數例。此等觀念之轉變，常受其子之見解、動盪之政治環境及務實之考量所促動，為吾人描繪出一幅更為細膩之圖像，一位在迅速轉變之中國，於家族與財富之複雜境地中周旋之領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