恥辱牆下的代罪羔羊：當官僚機構把羞辱老師當成教育改革

 

恥辱牆下的代罪羔羊：當官僚機構把羞辱老師當成教育改革

如果你想看清官僚體系那種讓人匪夷所思的虐心美學，不必去讀什麼管理學厚黑學，看看四川涼山州雷波縣最近這場別開生面的開學教育行政會就全明白了。

八月二十六日這天，雷波縣召開秋季教育行政會，開到一半突然畫風突變。部分老師被叫上台排隊合影，一回頭，背後的巨型電子螢幕上赫然打著幾個大字：「小學期末考試平均成績三十分以下教師合影」，正中央還醒目地寫著巨大的「恥辱」二字。接著換了一批初中老師上台，螢幕上則變成了「平均成績十五分以下教師合影」。這哪裡是開會，簡直是把基層教師拉到中世紀的廣場上搞公開遊街示眾。當地方教育資源長期匱乏、城鄉差距巨大、孩子們的基礎慘不忍睹時，坐在辦公室裡的官僚老爺們不想著怎麼改善軟硬體，反而發明瞭這種「恥辱牆」拍照留念的絕招，彷彿只要狠狠羞辱老師一番，學生成績就能原地飛升。

人類演化了幾萬年，遠古部落裡的成員最擅長用群體羞辱來鞏固階層與秩序，因為大家都心裡有數：當狩獵失敗時，找個代罪羔羊出來當眾鞭笞，最能轉移內部矛盾。

然而，當這種原始的叢林法則被現代無能的官僚機構拿來當作施政工具時，就變成了一場荒誕絕倫的黑色喜劇。制定政策的人高高在上，資源分配不均的責任不用負，倒霉的永遠是站在最前線、孤立無援的基層教師。官僚們不解決問題，乾脆直接解決提出問題、或者承受問題的人。用精神霸凌來代替實質改革，用公開處刑來粉飾太平，這套把戲玩得爐火純青，把整個教育系統變成了一座充滿權力傲慢的競技場。

歷史是一座由無數「當權者因為無能而甩鍋、用集體羞辱來掩蓋體制腐敗」的遺跡堆起來的檔案館。

一個社會的悲哀，往往不是因為教育水平不夠高，而是當領導們習慣用羞辱基層來展現「從嚴治吏」的決心時，整個體系的靈魂就已經徹底爛透了。

下次當你看到某個機關大張旗鼓地搞出什麼恥辱排行榜時，不妨冷笑一聲。在這個世界上，想當個不用負責的官員其實一點也不難，只要學會把責任全推給最底層的人，然後心安理得地按下快門就行了。

被歷史審查的歷史：為什麼極權政體寧可要神話也不要真相

 

被歷史審查的歷史：為什麼極權政體寧可要神話也不要真相

如果你想看清當代官方意識形態那種脆弱到極點的荒謬感，不必去讀什麼政治宣傳手冊，看看北京花了二十年、砸下二十億人民幣編纂卻最終因為「政審不合格」而被無限期冷凍的《清史》，就什麼都明白了。

根據耶魯大學學者張泰蘇披露，這部耗費巨資的官方《清史》在經歷長達兩年的政治審查後，最終被束之高閣，理由是它沾染了西方學術界的「新清史」風潮，在政治上無法過關。所謂「新清史」不過是強調滿清統治者善於利用滿洲主體性、多語檔案以及兼顧中亞與儒家文明的統治術，打破了過去「滿人漢化」的單一正統敘事。然而，在習慣了用單一「大一統」視角來裁剪歷史的官方審查機器眼裡，這種追求多元與複雜性的學術觀點無異於大逆不道。歷史在這裡成了一塊橡皮泥，只要捏不出符合當權者需要的形狀，哪怕花再多錢、耗費再多年，也得毫不猶豫地被扔進歷史的碎紙機裡。

人類演化了幾萬年，遠古部落裡的巫師最擅長編造神話來凝聚人心，因為大家都心裡有數：簡單粗暴的集體幻覺，永遠比複雜多變的真實真相更容易用來控制群眾。

然而，現代極權國家把這種原始的心理防衛機制玩成了國家級的行為藝術。他們資助歷史研究的初衷，從來不是為了探索過去發生了什麼，而是為了在歷史的長廊裡照出一面永遠正確、永遠偉光正的鏡子。當一個政權將自己塑造成真理的化身時，它就必須同時壟斷對過去的解釋權。如果連幾百年前的滿洲皇帝是用什麼心態統治帝國都要被客觀分析，那現當代的意識形態神話豈不是隨時有崩塌的風險？於是，兩億元的學術結晶就這樣變成見不得光的禁忌。

歷史是一座由無數「當權者因為恐懼真相而親手掩埋過去」的荒謬遺跡堆起來的檔案館。

一個國家的悲哀，往往不是缺乏史料與學者，而是當政權對自身正統性的焦慮嚴重到連歷史書都容不下半點雜音時，整個社會就只能被迫活在一個由謊言堆疊出來的標本箱裡。

下次當你看到某個官僚機構花了大把銀子搞文化工程最後卻悄悄蓋牌時，不妨冷笑一聲。在這個世界上，想維持一個完美的歷史神話其實一點也不難，只要把所有膽敢講真話的歷史學家全關起來，剩下的自然全是歌舞昇平的假帳本。

劉盆子」的輓歌：權力迷霧中的王洪文

 

「劉盆子」的輓歌：權力迷霧中的王洪文

歷史有時是一場殘酷的荒誕劇，而王洪文無疑是其中最令人唏噓的角色。一個保全幹事，因緣際會被「紅太陽」相中，在三十多歲便坐上了大國副主席的寶座。這並非工農階級的勝利，而是王朝末年體制崩潰的徵兆。他像是二十世紀的「劉盆子」，一個因為姓氏（或出身）而被推上皇位的放牛娃，登基不是因為他有治國之才，而是因為他足夠「好用」。

王洪文的悲劇在於那種「領導一切」卻必須「絕對服從」的悖論。這是極權政治下最幽暗的人性縮影：統治者需要的不是一個接班人，而是一個沒有靈魂的木偶。他在中南海騎著摩托車打鳥、日飲三瓶茅台，在馬列原著的書堆中感到徹骨的寂寞。他心知肚明，自己在周恩來、鄧小平這群老練的政治家面前，不過是一個被強行拔高的幻影。

他的「造反」是奉旨行事，他的「革命」是摧毀文明。當他率領群眾衝擊秩序時，他只是最高權力用來清除異己的工具。然而人性最諷刺的地方在於，當法律被「階級鬥爭」取代，沒有人是安全的。曾經批鬥別人的王洪文，最終在自己參與構建的監獄中，體會到了什麼叫「求告無門」。王洪文的一生告訴我們：在一個沒有法治、只有意志的社會裡，今天的「接班人」，往往就是明天的「階下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