粟米肉粒飯的謊言：當體制成為生活的掠食者

 

粟米肉粒飯的謊言：當體制成為生活的掠食者

宏盛閣的洪小姐在廢墟中質問：「公道兩個字，在香港是否已經消失了？」這句話聽起來絕望，卻精準地刺破了現代官場的遮羞布。當我們看著政府提出的「樓換樓」或安置方案時，所謂的「選擇」，不過是「粟米肉粒飯」與「肉粒粟米飯」的區別。這不是救濟，這是一場精密計算的強迫遷徙，是體制為了維護自身的邏輯，而將業主的人身規劃視為可拋棄的零件。

這場災難的荒謬之處，在於它展現了現代官僚體系的極致：他們永遠能透過複雜的程序，讓你覺得你的失去是「必然」的。當政府以所謂的「定價」買入物業，再要求你購買他們的單位，這本質上就是一種權力的掠奪。對於那些規劃好退休生活的街坊而言，幾十年的努力，在一場「集體失職」的行政程序中化為烏有。最可悲的是，我們竟然還要因為官員的一點「人性化」改期安排，而對這些導致災難的失職部門表達感激。這種感謝，是對受害者尊嚴的二次凌遲。

在這些宏大的立法殿堂裡，議員們的沈默是一場精心排練的戲碼。他們關心的是程序是否合法，而不是這些活生生的人是否還有未來。這種「系統性的殘忍」比任何暴政都更令人心寒，因為它用「依法辦事」來合理化每一次的凌遲。官員們或許正在計算如何在這場危機中升遷，甚至在未來的勳章頒發典禮上，領取屬於他們的讚賞。這就是現代社會的奇觀：失職者獲勳，受難者流離，而體制本身則在這一輪又一輪的災難中，依然優雅地運轉。

我們正生活在一個將個人意志視為「摩擦力」的體制裡。對於官僚而言，洪小姐的憤怒只是一份需要「處理」的報告，而不是一個真實的人生。這是一個將權力凌駕於誠實之上的時代，我們被困在這些「粟米肉粒飯」的選擇裡，唯一的出路，或許就是認清這場遊戲的本質——它從來就不是為了讓你安居，而是為了讓體制永存。

撒切爾幻夢的終結：被撤走的梯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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撒切爾幻夢的終結：被撤走的梯子

在人類社會行為的長河中，最不令人意外的舉動莫過於「過河拆橋」。1980 年代，戴卓爾夫人推出了「置業權」（Right to Buy）計劃，這是一場高明的心理工程。透過讓公屋租戶以極低折扣購買住處，她一夜之間將「採集者」變成了「持有者」。這不只是住房問題，而是將人類的心態從集體依賴轉向個體領地防禦。一旦一個人擁有了自己的洞穴，他的投票傾向就會立刻變得像個「想把其他人都擋在門外」的人。

但廉價賤賣部落資產的問題在於，洞穴終究會有賣完的一天。施紀賢（Keir Starmer）政府終於意識到，英國政府這四十年來一直在搞一場「只出不進」的清倉大拍賣。這次工黨的改革——大幅削減折扣，並讓地方議會保留資金起樓——不過是在為一艘下沉的巨輪補漏。

從演化角度看，「置業權」是一種人工製造的地位躍升。它讓人在缺乏經濟實力支撐的情況下，強行跳升社會階級。四十年後的今天，諷刺的一幕出現了：那些當年折扣出售的單位，大多落入了私人大房東手中，再以三倍的租金租回給政府去安置窮人。原本旨在創造「全民置業民主制」的政策，最終卻肥了那些大眾最鄙視的「掠食性」房東階層。

透過削減折扣，政府實際上是在告訴庶民：免費午餐的時代結束了。這是一個必要的修正，卻也充滿了政治辛辣。政府這麼做並非突然慈悲發現，而是因為國家再也付不起安置災民的賬單——而這些災民正是這個系統自己製造出來的。我們正從「人人都是國王」的幻象，回歸到「人人都是租客」的現實。那把向上爬的梯子不僅被撤走了，還被劈成了柴火，好讓財政部的壁爐能繼續燒下去。

慈悲的幻象：為何凍結租金是場慢性車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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慈悲的幻象：為何凍結租金是場慢性車禍？

在人類漫長的演化史中，我們總是容易被領袖那種「示威式」的姿態所迷惑。當部落感到飢寒交迫時，酋長會拍打胸脯，指著一個壞人破口大罵。今天，財政大臣瑞秋·里夫斯（Rachel Reeves）正敲著「凍結租金」的大鼓，指著私人房東，說他們是現代苦難的根源。這是政治生存手冊中的經典招式：找一個沒有同伴保護的掠食者，把旱災全怪在牠頭上。

這項提案簡直是「經濟文盲」的傑作。政府告訴我們，能源、食物，甚至你手機裡的每一項數位奢侈品都可以隨通膨飆升，唯獨住房成本應該像琥珀裡的昆蟲一樣靜止不動。但人這種動物，本質上是受「誘因」驅使的。房東不是慈善機構，他們是承擔高風險資產的經營者。當你凍結一個生物的收入，而它的代謝成本——房貸、保險、維修費——卻持續攀升時，這個生物會做出最理性的反應：逃跑。

歷史的廢墟裡，躺滿了「租金管制」烏托邦的屍體。看看 2020 年的柏林，在供應像沙漠裡的水一樣蒸發之前，新聞頭條也曾一片歡欣。當你讓提供服務變成一種財務上的自殺行為時，人們就會停止提供服務。結果就是住房供應萎縮、租客絕望地排起長龍，以及一個足以讓 1920 年代私酒販都感到臉紅的黑市。

人性幽暗的一面，在財政大臣選擇目標時暴露無遺。她不敢凍結公用事業巨頭的利潤，也不敢動那些巧取豪奪的電信商——因為那些公司有遊說團體和工會。她專挑小房東下手，因為他們力量分散，且在政治上並不討喜。這只是一句「讓房東付出代價」的口號，即便最終付出代價的，是那些發現自己再也找不到地方住的租客。

如果政府真心想降低租金，他們應該去做那件唯一真正有效、卻也最辛苦的事：蓋房子。相反地，他們選了房間裡最容易拉動的槓桿。凍結租金解決不了短缺，它只會確保未來的供應被扼殺在搖籃裡，從而將危機演變成災難。這在政治上無異於為了退燒而把體溫計折斷。

從「劏房」到「簡樸房」：一場名詞洗白的社會大考驗

 

從「劏房」到「簡樸房」：一場名詞洗白的社會大考驗

幾十年來，「劏房」一直是香港作為國際大都市背後的一塊傷疤。這些被隔斷的窄小空間象徵著住房市場的崩潰。2024年，政府決定解決這個問題——不是透過興建足夠的房屋，而是透過法律手段將「劏房」改名為受規管的「簡樸房」。

1. 歷史簡述與政府理據

隨著公屋輪候時間一度突破六年，劏房問題愈演愈烈。目前全港約有11萬間劏房，居住人口達22萬。政府在壓力之下，試圖透過立法建立「住房底線」。

官方理據： 政府認為，「簡樸房」將為基層市民設定「人道底線」。透過強制規定最低面積為 8平方米（約86平方呎）、必須有獨立廁所、防火牆及窗戶，政府聲稱正在「消滅」劣質住房。為了加強執法，政府甚至提出「篤灰獎金」（舉報獎賞）及最高監禁三年的嚴厲刑罰。其邏輯是：透過規管手段將市場「升級」，從而令劣質劏房在法律上消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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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事與願違的後果：正在引爆的「計時炸彈」

雖然政府的辭令充滿憐憫，但經濟現實卻預示著一場社會災難。你不可能在不增加供應的情況下強行升級貧窮人口的住房市場。

A. 供應衝擊與租金飆升

基本的經濟理論告訴我們，供應減少，價格必然上升。據估計，至少有 三成的現有劏房 無法符合新標準（面積太小或結構無法加窗）。

• 壓力點： 隨著三萬多個單位消失，剩下的合規單位租金將從目前的三、四千元飆升至 六、七千元。

• 結果： 基層市民的生活並沒有改善，他們只是為了同樣的呼吸空間支付了更高的代價。

B. 向下流向「籠屋」與「太空艙」

規管制度中出現了一個荒謬的漏洞：床位（籠屋）及太空艙並不在規管範圍內。

• 犬儒的策略： 如果業主沒錢將單位升級為「簡樸房」，唯一的選擇就是將其「降級」為籠屋。

• 悲劇： 法例原本想改善居住環境，最終卻可能迫使基層市民從六十呎的房間搬進十五呎的床位——而租金卻維持不變。

C. 專業人士的「尋租」機會

新制度要求業主每五年聘請註冊建築師、工程師或測量師進行認證。

• 受益者： 這為專業人士創造了龐大的額外生意。

• 受害者： 這些核證成本將直接轉嫁給租客。「簡樸房」變成了一種由基層勞工補貼專業人士的制度。

3. 總結

歷史經驗顯示，當香港政府推出複雜且阻力巨大的規管（如垃圾徵費或明日大嶼），往往會因為不切實際而不了了之。所謂「簡樸房」，極可能演變成一場「行政化抹殺」：它在沒有提供替代方案的情況下宣布廉價住房違法，迫使最脆弱的一群人在「付不起的合規租金」與「合法的籠屋」之間作出生存抉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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