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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6年2月20日 星期五

當未來不確定時:政治不穩定如何將人才推向穩定國家

 當未來不確定時:政治不穩定如何將人才推向穩定國家


一個前途未卜的國家,失去的不只是投資與信心,更是人才——尤其是最優秀的那群人。這種「人才外流」(brain drain)是常被忽略卻極具決定性的競爭優勢:當政治、安全或法治顯得脆弱時,有選擇的家庭會選擇把子女送往更穩定的地方。NVIDIA 執行長黃仁勳(Jensen Huang)的故事,便生動展示了政治不穩定如何悄悄將人力資本推向海外——往往在國家意識到損失之前就已發生。

黃仁勳出生於台灣,童年部分時間在泰國度過,父親是化學與儀器工程師,協助建立煉油廠。約 1973–1974 年,全家遷至曼谷,但政治氣氛很快影響長期計畫。他在 2025 年 12 月接受《喬·羅根體驗》(The Joe Rogan Experience)訪談時回憶,泰國頻繁的軍事政變與街頭軍隊讓父母對國家安全與穩定感到不安。「你知道,泰國總是政變,」他說。「士兵起義,某天街上就出現坦克與部隊。」

當時黃仁勳九歲,哥哥十一歲。父母擔心泰國不適合孩子未來發展,決定將兩兄弟送往華盛頓州塔科馬(Tacoma)的親戚家——這些親戚他們從未見過。從此,黃仁勳在美國就學,最終領導全球最具影響力的科技公司之一。他的軌跡不僅是個人成功故事,更是政治不確定性如何悄悄輸出國家未來創新者的案例。

當一個國家顯得不穩定——無論是政變、長期政治危機或制度薄弱——父母與年輕專業人士會開始問:「孩子在哪裡安全?他們在哪裡能無中斷地發展職業?」回答不佳的國家失去的不只是學生或短期工作者,而是整代潛在企業家、科學家與工程師。例如泰國,近年可見移民潮上升,尤其是受過教育的年輕人加入「Let’s Move Abroad」等線上社群,一度在四天內成長至超過五十萬成員後被政府關閉。其他政治動盪國家也有類似模式,人才悄悄遷往美國、加拿大、澳洲或西歐。

這種人才外流的經濟成本常被低估。像黃仁勳這樣的人看似個案,但乘以成千上萬家庭,效果便成結構性:感覺不穩定的國家最終補貼了更穩定國家的創新與稅基。穩定國家則獲得技能勞工、全球網絡、僑民投資與文化軟實力。長此以往,形成自我強化差距:國家越不穩定,人才越外流;人才越外流,越難解決根本問題。

對任何憂心長期競爭力的國家,政治與社會穩定不僅是治理議題,更是經濟與人口議題。一個清晰可預測的未來本身就是競爭優勢——它讓人才留在國內,而非遠赴海外尋求安全與機會。



2025年9月29日 星期一

重演 1970 年代:為何英國的經濟與政治危機預示著厄運

 

🕰️ 重演 1970 年代:為何英國的經濟與政治危機預示著厄運

作為一名歷史學家,英國目前的困境與 1970 年代 災難性崩潰之間的相似之處,已不單純是暗示——它們在結構上驚人地一致。大衛·史塔基(David Starkey)的分析有力地指出,這個國家正在「高速重演 1970 年代」,正走向一場由系統性不負責任所驅動、不可避免的金融與政治崩潰。這種悲觀情緒的關鍵原因,在於嚴峻的經濟指標和深層的政治與社會衰敗。


迫在眉睫的金融危機:超級升級版的 1976

目前的經濟形勢與導致 1976 年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危機 的情況危險地相似,但規模被放大了,達到了幾乎無法控制的程度。核心問題是債務及其償還成本:

  • 難以為繼的債務負擔: 1976 年,當英國不得不尋求 IMF 援助時,國債佔 GDP 的比重約為 30% 至 40%。今天,國債已逼近 100% 的 GDP,顯示出遠超以往且風險更高的負債水平。

  • 債務螺旋: 僅債務利息支付一項,每年就耗費約 1000 億英鎊。最令人震驚的數據是最近一次的單月借款:在借入的 200 億英鎊中,有 160 億英鎊(佔 80%) 僅用於支付利息。這與一個瀕臨破產的公司或個人用新債償還舊債的行為如出一轍,是金融資不抵債的經典跡象。

  • 難以想像的紓困: 規模等同於 1976 年所需的那種救援方案,如今將需要動用 IMF 總信貸儲備的 50%。所需援助的巨大規模,使得外部救援實際上變得不可能,迫使英國必須獨自應對這場危機。

這種經濟上的魯莽,在歷史上與 安東尼·巴伯繁榮期(Anthony Barber Boom,1972-1973) 有著驚人的共鳴。作為財政大臣,巴伯的擴張性政策導致了災難性的通貨膨脹,其典型表現是城市房價在一年內飆升三倍。保守黨政府的這種失控,造成了最終導致 1970 年代危機的不穩定局面。


政治與社會衰敗:不滿之冬的重現

經濟失敗很少是孤立發生的;它總是伴隨著政治和社會的瓦解。當前的環境正在重演導致 不滿之冬(Winter of Discontent,1978-79) 的那種不穩定:

  • 勞工動盪與公共服務崩潰: 1970 年代以大規模罷工和公共服務衰退為特徵。今天,危機在國民醫療服務體系(NHS)中顯而易見,醫生已在罷工,護士也宣布將採取類似行動。這種勞工動盪標誌著政府維持必要公共基礎設施和管理勞資關係的能力崩潰。

  • 意識形態漂移與治理失敗: 核心的政治失敗被確定為缺乏意識形態的一致性,以及未能實施承諾的政策。歷史學家 瑟·基思·約瑟夫(Sir Keith Joseph) 在 1970 年代曾對戰後保守黨體制提出著名批評,稱自己曾是「一個什麼保守的事情都沒做的保守黨政府的內閣成員。」當前的危機被視為這種政治弊病的延續,幾十年來政府未能堅持其既定原則,導致了當前的危機和對國家失去控制的觀感。

無法控制的債務、通貨膨脹和公共部門癱瘓的匯合,描繪出一個正在重演其戰後最動盪十年的國家圖景,只是這次的經濟風險要高得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