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未來不確定時：政治不穩定如何將人才推向穩定國家

 當未來不確定時：政治不穩定如何將人才推向穩定國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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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個前途未卜的國家，失去的不只是投資與信心，更是人才——尤其是最優秀的那群人。這種「人才外流」（brain drain）是常被忽略卻極具決定性的競爭優勢：當政治、安全或法治顯得脆弱時，有選擇的家庭會選擇把子女送往更穩定的地方。NVIDIA 執行長黃仁勳（Jensen Huang）的故事，便生動展示了政治不穩定如何悄悄將人力資本推向海外——往往在國家意識到損失之前就已發生。

黃仁勳出生於台灣，童年部分時間在泰國度過，父親是化學與儀器工程師，協助建立煉油廠。約 1973–1974 年，全家遷至曼谷，但政治氣氛很快影響長期計畫。他在 2025 年 12 月接受《喬·羅根體驗》（The Joe Rogan Experience）訪談時回憶，泰國頻繁的軍事政變與街頭軍隊讓父母對國家安全與穩定感到不安。「你知道，泰國總是政變，」他說。「士兵起義，某天街上就出現坦克與部隊。」

當時黃仁勳九歲，哥哥十一歲。父母擔心泰國不適合孩子未來發展，決定將兩兄弟送往華盛頓州塔科馬（Tacoma）的親戚家——這些親戚他們從未見過。從此，黃仁勳在美國就學，最終領導全球最具影響力的科技公司之一。他的軌跡不僅是個人成功故事，更是政治不確定性如何悄悄輸出國家未來創新者的案例。

當一個國家顯得不穩定——無論是政變、長期政治危機或制度薄弱——父母與年輕專業人士會開始問：「孩子在哪裡安全？他們在哪裡能無中斷地發展職業？」回答不佳的國家失去的不只是學生或短期工作者，而是整代潛在企業家、科學家與工程師。例如泰國，近年可見移民潮上升，尤其是受過教育的年輕人加入「Let’s Move Abroad」等線上社群，一度在四天內成長至超過五十萬成員後被政府關閉。其他政治動盪國家也有類似模式，人才悄悄遷往美國、加拿大、澳洲或西歐。

這種人才外流的經濟成本常被低估。像黃仁勳這樣的人看似個案，但乘以成千上萬家庭，效果便成結構性：感覺不穩定的國家最終補貼了更穩定國家的創新與稅基。穩定國家則獲得技能勞工、全球網絡、僑民投資與文化軟實力。長此以往，形成自我強化差距：國家越不穩定，人才越外流；人才越外流，越難解決根本問題。

對任何憂心長期競爭力的國家，政治與社會穩定不僅是治理議題，更是經濟與人口議題。一個清晰可預測的未來本身就是競爭優勢——它讓人才留在國內，而非遠赴海外尋求安全與機會。

未償付的債務：論對已開發國家徵收人才流失稅的必要性

 

未償付的債務：論對已開發國家徵收人才流失稅的必要性

數十年來，印度和菲律賓等發展中國家一直面臨人才外流的現象—醫生、工程師、科學家等最優秀的人才紛紛移民到富裕國家，這被稱為人才流失。儘管接收國慶祝這批人才的湧入，但人才輸出國卻面臨嚴重的赤字。現在是時候將這種龐大的人力資本轉移視為一筆未付清的經濟債務了。我們提議對目的地國家或其僱主徵收人才流失稅，以確保全球公平，並補償發展中國家所做的犧牲。

人力資本的隱藏成本

徵收此稅的主要理由很簡單：償還投資。這些「卓越」的個體並非偶然誕生，他們是國家大量、強制性公共支出的成果。貧窮國家的納稅人資助了他們的公共衛生、接受了補助的高等教育以及基礎設施建設。當一位專業人士畢業後立即移民時，貧窮國家為這位高價值個體承擔了全部生產成本，而富裕國家卻獨享了所有長期利益（未來的稅收、創新和經濟產出）。儘管支付給移民個體的薪資很高，但這並不足以補償輸出國公共財政最初的投資。

犧牲統計學優勢

失去一位卓越人才不僅是預算問題，更是對國家未來的深刻犧牲。統計學事實是，只有龐大的人口規模才能產生足夠的樣本，從而孕育出真正稀有、世界級的天才—即所謂的「精英中的精英」（creme de la creme）。當富裕國家招募這些頂尖人才時，它剝奪了發展中國家獨有的統計學優勢，稀釋了建立世界級研究和創新中心所需的關鍵人才群體。這種系統性的專業知識流失阻礙了經濟發展，使貧窮國家永遠依賴外國專業知識，無法解決自身的複雜問題。

結論：全球公平的強制要求

目前的體系並不公平；這是一種補貼式的招募形式，它使利潤私有化（歸富裕國家和個體所有），同時將損失社會化（由貧窮國家的納稅人承擔）。實施適度的人才流失稅將達到兩個目的：提供必要的補償，以重建受損的公共部門；並迫使富裕國家認識到人力資本遷移的真實經濟成本。這並非懲罰個人，而是為了建立全球經濟正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