米業支柱：華僑在越南稻米出口的核心地位與「五大火米機」解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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稻香裡的經濟命脈

前言

在 20 世紀初的法屬印度支那時期，越南躍升為全球最重要的稻米出口國之一。這一經濟奇蹟的背後，並非單靠法國殖民者的資本，而是由華僑的企業家精神與嚴密的組織能力所支撐。根據陳天傑《旅越（安南）十年見聞回憶》的記載，堤岸（Cholon）的華僑群體透過傳奇的「五大火米機」，在稻米的收購、加工與出口環節中建立了近乎壟斷的核心地位。

戰略中心：堤岸與米業網絡

堤岸是越南米業貿易的搏動心臟。華商利用其與湄公河三角洲越南農民的深厚聯繫，構建了一套複雜而高效的供應鏈：

• 收購：華僑「米商」深入內地，直接向農民收購原糧。

• 運輸：華商擁有的駁船隊透過錯綜複雜的水路系統，將穀物運往堤岸的碾米廠。

• 加工：這是「火米機」（蒸氣動力碾米廠）發揮決定性作用的地方，將粗穀加工成符合出口標準的精米。

詳解「五大火米機」

「火米機」是指當時最先進的蒸汽動力大米加工廠，象徵著工業化的生產力。當時堤岸的米業由五間規模最大的火米機所主導，這些工廠全數為華商所有，代表了當時南洋華僑工業投資的巔峰：

1. 萬合：由著名僑領、有「米王」之稱的趙善源家族經營。

2. 萬成：趙氏家族產業的另一支柱。

3. 建成：為堤岸每日龐大的稻米輸出量做出了巨大貢獻。

4. 松合：以高效的加工能力著稱。

5. 萬安：與其他四大火米機共同構成了左右市場價格的經濟網。

這些火米機不僅是工廠，更是華商經濟主權的象徵。它們的產量巨大，足以控制整個東南亞的米價，甚至在競爭中讓法國人開辦的碾米廠因管理成本過高而難以立足。

關於米業地位的金句語錄

論經濟命脈：「越南經濟的命脈掌握在華僑米商手中……若無這『五大火米機』，安南的糧食出口將陷入癱瘓。」

論工業影響：「堤岸火米機冒出的煙雲，即是印度支那全體華僑繁榮的象徵。」

論商業競爭：「華人憑藉著對農村的深入了解與克勤克儉的管理，使得法商在米業競爭中始終處於下風。」

結語

華僑在越南米業的統治地位，證明了他們在越南經濟現代化過程中不可或缺的角色。「五大火米機」的歷史，不僅是一段華商的奮鬥史，更是一段華人資本如何將越南打造為「亞洲米倉」的輝煌紀錄。

英國在全球GDP中的差距演變——自1800年以來的經濟史

 英國在全球GDP中的差距演變——自1800年以來的經濟史

過去兩個世紀，英國從世界首屈一指的工業大國，轉變為在全球GDP中佔比中等的大國。以全球產出比例衡量，英國的份額在19世紀末達到頂峰，隨後因工業化擴散與新興強權（尤其是美國、德國、日本與後來的中國）崛起而逐漸萎縮。這一長期故事的轉折點不在單一年份，而在1870年代至1914年期間，英國在全球GDP中的份額開始持續、長期下降。

黃金時代：1800–1870

19世紀初，英國率先工業化，迅速成為「世界工廠」。到1870年代，其佔全球GDP約9–10%，全球製造業產出份額更高達22–23%。在此階段，英國與其他經濟體的差距擴大：其全球GDP份額增長快於歐洲大陸、美國與亞洲。這一時期是工業化「先發優勢」的典範，英國在他人追趕前攫取了不成比例的全球收入。

轉折點：1870–1914

1870年代後，英國的全球GDP份額停止上升並開始下滑。到1913年，降至約8–9%，製造業份額降至13–14%。這是關鍵轉折點：美國與德國的追趕開始超越英國自身成長。多種力量匯聚：

• 第二次工業革命（鋼鐵、化工、電力、大規模生產）在美國與德國扎根更快，英國舊產業與制度適應緩慢。

• 保護主義與帝國競爭偏離英國倡導的自由貿易秩序。

• 帝國與軍事開支加重財政負擔。

這一時期標誌英國在全球GDP的相對差距頂峰與長期下降的開始。

兩次大戰與戰後時期

兩次世界大戰加速英國全球份額下滑。戰爭成本、海外資產損失與英鎊地位削弱，使英國在全球產出中的份額跌至個位數百分比，儘管經濟絕對規模仍在增長。戰後去工業化、帝國終結與美國及東亞崛起進一步壓縮其影響力。到1970年代，製造業份額降至約5%，全球GDP份額徘徊在4–5%。

近期：穩固而非復甦

自1980年代，英國維持大型全球化經濟，但全球GDP份額穩定而非回升。近年數據顯示，其佔全球GDP約3.2–3.5%（名義美元），購買力平價調整後約2.0–2.2%。英國如今是前十經濟體，但不再主導全球收入。

自1800年以來，長期趨勢清晰：英國在全球GDP的差距先擴大，在1870–1913年頂峰，隨後因世界經濟多樣化與工業化而持續縮小。轉折點是追趕力量超越英國成長的時刻。

暹羅與被占中國：日本勢力下截然不同的戰時民生

 

暹羅與被占中國：日本勢力下截然不同的戰時民生

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暹羅民眾的日常生活雖然艱困，但整體仍較日本控制下的中國地區——例如上海與部分廣東，在汪精衛政權名義統治下——來得穩定與安全。 相對有限的城市破壞、持續存在的本地政權與較完整的稻米農業，使暹羅的生計條件普遍優於許多處於華東、華南占領區的平民。thesecondworldwar​

暹羅的戰時生活

• 暹羅在與日本結盟的同時，仍保留王室與泰人主導的官僚政府，使地方官員得以在一定程度上談判徵糧、安排配給，並為部分農村人口提供緩衝。thesecondworldwar​

• 雖然遭遇空襲、通膨與物資短缺，但曼谷與多數農村並未遭到徹底摧毀，稻米生產得以延續，多數民眾面對的是「困苦生活」而非全面崩潰。thesecondworldwar​

上海在占領之下

• 作為重要港口與工業城市，上海先經歷國民政府與日軍的激烈戰鬥，隨後在日本控制與汪精衛政權的有限文職外殼下運作，使市民長期暴露於治安壓力與黑市經濟之中。thesecondworldwar​

• 由於封鎖、早期轟炸以及對交通與商業的嚴格管制，城市家庭高度依賴不穩定的工資收入、配給與非法管道取得糧食，生計極易受戰局與軍事命令影響。thesecondworldwar​

廣東被占區的處境

• 在廣東沿海與城市地帶，日本軍事力量與汪政權名義下的機構對當地社會徵糧、徵用勞力並加強軍事監控，本地精英在政策上的回旋空間相對有限。thesecondworldwar​

• 相較於以自給稻作為基礎的暹羅農村，許多與海運與都市市場高度連結的廣東社區，在貿易中斷與戰亂壓力下，收入波動更劇烈，人口流離失所與遭遇暴力的風險也更高。thesecondworldwar​

生計狀況的相對比較

• 暹羅的農民身處一個仍保有一定主權、並以主食稻米生產為核心的體系中，一般而言能較可靠地取得糧食，未出現類似部分中國占領區那種大規模饑荒。thesecondworldwar​

• 雖然暹羅戰時並不富裕，但日本控制下的中國城市與沿海地區往往在更嚴厲的軍事統治、警察監控與經濟中斷之下掙扎，對許多城市居民而言，日常求生的風險與不確定性明顯高於多數暹羅人。thesecondworldwar​

對小國與被占地區的啟示

• 這種對比顯示，只要能維持有效的本地政府、優先守住主食農業並盡量減少核心城市的實體破壞，即使在大國戰爭中被迫選邊，民生水準仍有機會避免全面崩塌。thesecondworldwar​

• 相反地，那些在占領政權直接掌控下、缺乏地方決策空間、且糧食與貿易都由外來軍事力量決定的地區，其平民生計通常更脆弱，承受更高程度的饑餓與暴力風險。thesecondworldwa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