駛向荒謬的高鐵：當「正確」成為進步的絆腳石
如果你想觀察一個文明如何被自己的「良法美意」給噎死，去看看加州高鐵就知道了。自從2008年選民投票通過以來，預算漲了四倍，錢燒了幾百億，但至今連一寸正式營運的鐵軌都沒鋪上去。這缺的不是錢，也不是技術，而是一種叫作「程序癱瘓」的慢性病。
自由派思想家如艾茲拉·克萊恩（Ezra Klein）與德瑞克·湯普森（Derek Thompson）點出了一個尷尬的真相：現代民主政府正陷入一種零和遊戲的「分大餅」思維。為了確保每一方都滿意，我們在每一項工程上疊加了無數標籤：環保評估、勞工配額、族群包容、社區公聽會。這就像是想蓋一棟房子，卻要求工人必須同時解決失業問題、托育問題還要兼顧物種多樣性。結果？房子還沒動工，預算就已經被律師和遊說團體吃光了。
看看拜登的半導體法案。本意是為了國家安全要蓋晶圓廠，結果裡面塞滿了與晶片無關的要求：承包商要照顧弱勢、要有女性參與、要帶動退役軍人創業。這些目標單獨看都很高尚，但全部疊加在一起，就是一種「否決政體」（Vetocracy）。當每一件事都是重點時，就沒有任何事是重點。
這種「厭惡風險」的文化也侵蝕了科學界。看看諾貝爾獎得主卡塔林·考里科（Katalin Karikó），這位研發mRNA拯救世界的科學家，曾被學術體制邊緣化、降職、甚至趕走。因為現行的獎勵制度只給那些「包容性強、四平八穩」的項目，而不是真正具有破壞性的創新。
難道我們真的不會做事了嗎？並非如此。二戰時的曼哈頓計畫，或是費城I-95公路坍塌後僅用12天就修復的神蹟，都證明了當政府進入「緊急狀態」，暫時拋開那些繁文縟節，並交給像奧本海默那樣強大的專案管理者（PM）去做「取捨」時，美國的爆發力依舊驚人。
人性中有一種偽善：我們往往更在乎程序上的「政治正確」，而非結果上的「真實進步」。但如果我們不找回那種「建造的精神」，不學會如何在眾多目標中做出殘酷的取捨，那麼未來我們擁有的，將只是一堆極度包容、極度環保、卻貴得要命的廢墟。
發表文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