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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6年6月15日 星期一

醫療體系內部一個非常現實且普遍的制度漏洞

醫療體系內部一個非常現實且普遍的制度漏洞,也就是「外包/流動人員的管理盲區」與「評核機制的逆向誘因(Perverse Incentive)」。不論是在香港、英國的 NHS,還是世界各地的公立醫院系統,這種「敢怒不敢言」與「送走瘟神」的辦公室政治與制度包庇,每天都在上演。

我們可以從以下幾個維度來拆解這個現象:

1. 「流動人口」的管理真空:短期心態與權責不清

借調(Secondment)或定期輪替(Rotation)的醫生或員工,往往會成為管理上的「三不管地帶」:

  • 沉沒成本與投訴效益: 正如文中所言,當一個「壞同事」只待三個月就會拍拍屁股走人時,其他固定員工的理性選擇通常是「忍忍就過去了」。因為提出正式投訴需要填寫大量報告、搜集證據,甚至可能要在內部調查中作證,付出的時間與精神成本,遠超過「再忍他一個月」的代價。

  • 歸屬感缺失: 輪替人員知道自己只是過客,對該部門的團隊氛圍、病人滿意度缺乏長期承諾,因此更容易出現「鎖門講電話、偷溜去入油」等極端缺乏職業道德的行為。

2. 「不合格評核」的逆向懲罰:為何制度在保護平庸?

文中提到最精彩的部分,是關於實習醫生(Houseman/Intern)評核報告的「潛規則」。這在管理學上是一個經典的逆向誘因案例:

舊制度的荒謬邏輯: > 評分不合格 $\rightarrow$ 實習生留任原部門 $\rightarrow$ 部門主管(COS)和前線醫生(MO)要花加倍心血「看管」他 $\rightarrow$ 變相懲罰認真評分的部門。

在這種機制下,最符合部門短期利益的做法不是「實事求是」,而是「集體說謊」——給予合格分數,趕快把這個「瘟神」送到下一個部門去。這種「相互推諉(Passing the buck)」的文化,直接導致了醫療品質的劣化,讓不適任的醫生得以順利過關。

3. 新舊政策的博弈:大學醫院 vs. 減少名額

當政策改變,將不合格的實習生改為送回「大學醫院(Teaching Hospital)」重做時,雖然解決了原部門的直接負擔,卻引發了新的連鎖效應:

評核後果類型對原部門的衝擊對實習醫生的影響潛在的系統風險
舊制:留任原部門懲罰性極高,MO 與 COS 承擔極大管理與教學壓力。留在熟悉但關係已破裂的環境,通常會被邊緣化。導致部門傾向「政治正確」給予偽合格,讓問題延後爆發。
新制:退回大學醫院免除直接看管責任,但面臨被實習生「反向差評」的政治風險。回到教學源頭重新訓練,處分具有實質懲罰與再教育性質。部門可能因為擔心「未來實習生名額被削減、人手更不足」而繼續不敢給差評。

結論:當「人手短缺」遇上「道德風險」

無論政策如何修改,前線醫療人員的核心恐懼永遠是「人手不足」。如果給了一個差評,代價是下一個季度少了一個實習生來幫忙抽血、寫病歷、值班,那麼前線的住院醫生(MO)和顧問醫生(COS)為了生存,依然會選擇含淚讓不稱職的人合格。

這種「制度性包庇」的根源不是醫生們缺乏正義感,而是當整個醫療系統已經繃緊到極限時,「活下去」的便利性,往往會凌駕於「淘汰不適任者」的原則之上。


2026年4月30日 星期四

三千四百元的捲筒衛生紙架:一場公帑的荒謬劇

 




三千四百元的捲筒衛生紙架:一場公帑的荒謬劇

在部落生存的宏大劇場中,「首領」總能找到創意十足的方法來重新分配部落的剩餘物資。古時候是貼金的祭壇,現在則是政府資助青年宿舍裡一個價值 3,390 港元的廁紙架。我們被告知,這些採購是為了「實而不華」,但諷刺的是,這些架子最終根本沒安裝——因為換廁紙太難了。

這是典型的「官僚寄生」模型。當一個機構處理「別人的錢」(納稅人的血汗)時,生物本能中對價值的追求,就會被「彰顯地位」和「耗盡預算」的衝動所取代。如果能花 9,400 元買一部浴室暖風機,何必只花 2,000 元?最令人拍案叫絕的,是那套將塑膠架漲價歸咎於 2019 年社會運動的說辭。這是現代版的「魔鬼誘惑了我」,或者更準確地說,「動亂讓螺絲起子變重了」。

從歷史的角度看,公共工程向來是那些關係良好者飲水飽足的「水源地」。無論是蓋金字塔還是蓋「青年宿舍」,成本永遠排在「花錢儀式」之後。十三年過去了,在家具成本貴得驚人的背景下,竟然只落成了 1,326 個單位,這足以說明這項計畫的真正目標。目標從來不是為了讓青年安居,而是為了餵養這台機器。青年得到的是「工程延誤」,而承包商得到的是 17 萬元的「雜項預備費」。

歸根究底,人類這種動物始終如一:我們為自己的低效建立紀念碑,然後要求下一代埋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