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大哥的怨念：當帝國拒絕放手

老大哥的怨念：當帝國拒絕放手

1783 年，英國在法國人的攪局下打輸了仗，心不甘情不願地簽了字，讓那十三個殖民地獨立。但英國人的心態從不是「祝你幸福」，而是帶著一種「看你能玩多久」的刻薄。在他們眼裡，美國不是一個主權國家，而是一場靠著法國人撐腰才勉強贏下的意外。他們等著看這個「新創公司」在第一個財報年度就破產。

這就是生物界階級制度的現實：一個曾經的霸主被趕下台後，他絕不會優雅地離場，而是在邊緣徘徊，伺機搞點小動作。在最初的幾十年裡，英國對美國的態度，簡直跟現代俄羅斯對待前蘇聯加盟國一模一樣——那是一種充滿父權色彩的蔑視。他們暗中資助原住民部落去騷擾美國邊境，把國際法當成廢紙。

到了 1807 年，拿破崙戰爭給了英國人一個完美的霸凌藉口。藉著封鎖法國的名義，皇家海軍變成了全球最專業的擄人集團。他們在公海隨意攔截美國商船，強徵數千名水手入伍。這不只是在搶奪勞動力，更是在抹殺美國的身份認同：在英國眼中，你一旦曾是英國臣民，一輩子都是。

華盛頓的「鷹派」開始咆哮。從理性的商業角度看，開戰等於自殺。英國擁有全球最強大的海軍和久經沙場的陸軍，而美國只有幾艘破船和一個夢想。然而，人性從來不是理性的，它受制於「地位反射」。當一個「老大哥」長期羞辱你，反擊的心理需求就會超越戰爭的成本考量。美國即將學到一課：國家尊嚴固然昂貴，但當一輩子「小老弟」代價，是靈魂的緩慢萎縮。

倫敦城：穿著數位西裝的中世紀幽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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倫敦城：穿著數位西裝的中世紀幽靈

如果你想了解人類「部落階級」的真相，看看「倫敦城」（The City of London）就夠了。這不是有大笨鐘和明信片的那個倫敦，而是那 1.12 平方英里的「平方英里」——一個比帝國、維京人和常識活得更久的主權異類。當全世界都在假裝邁向民主平等的同時，「倫敦城法團」依然是那頭拒絕演化的「阿爾法」巨獸，一個至今仍在呼吸的市政化石。

它是世界上最古老的連續政府，甚至比英國國會還要早。在人類追求領土與資源的演化過程中，我們通常用對部落的忠誠換取國家的保護。但倫敦城談到了更好的條件：它成了國家的房東。它有自己的警察、自己的市長（別把它跟那個管平民的薩迪克·汗市長搞混），還有一個名為「城之現金」（City’s Cash）的私人財富基金，足以讓任何一頭守財的巨龍感到臉紅。

這個人造結構中最諷刺的，莫過於「法人投票權」。在這個痴迷於「一人一票」的世界裡，倫敦城決定既然金錢會說話，它也應該有投票權。由於每天湧入的 60 萬名上班族遠遠超過 9,000 名居民，公司被賦予了投票權。這是一種冷酷而精確的承認：在城市叢林中，「工蜂」只是暫時的移民，而「蜂巢」則屬於擁有蜂巢的資本。

這個法團甚至擁有漢普斯特德荒野和中央刑事法院。這是一場透過多元化經營來生存的傑作。透過將自己定位為全球金融不可或缺的心臟，它確保了無論誰入主唐寧街 10 號，最終都必須向「正式提醒官」（Remembrancer）低頭——這位法團派駐國會的官方「說客」，確保金主們的古老權利不受干擾。事實證明，只要你築起足夠厚的牆——或足夠複雜的法律漏洞——歷史的巨輪只會繞著你走。

地緣政治的黑手黨模式：不交保護費，就交出領土

 

地緣政治的黑手黨模式：不交保護費，就交出領土

華盛頓終於撕下了「自由國際主義」的偽裝，轉而擁抱一種近似於黑幫收保護費的商業模式。根據美國國防部流出的內部電郵，官員艾爾布里奇·科爾比（Elbridge Colby）提議：如果英國等北約盟友不配合對伊朗的軍事行動，美國將重新審視對福克蘭群島（阿根廷稱馬爾維納斯群島）的主權支持。這翻譯成白話文就是：「這座島挺漂亮的，萬一沒人挺了，那就可惜了。」

從歷史與政治的角度看，這是對英美「特殊關係」最徹底的背叛。幾十年來，這兩國一直在玩互相吹捧的遊戲，但人性與美國實用主義的陰暗面再次證明：當前的「大局」永遠高於過往的情誼。對五角大廈而言，那99.8%投票支持留在英國的福克蘭島民，不過是戰略報表上的微小誤差。美國正在釋放一個訊號：所謂的「主權」不過是它發行的一種貨幣，它可以隨意讓其貶值，藉此脅迫盟友捲入另一場中東泥淖。

這場政治博弈的憤世嫉俗程度令人咋舌。阿根廷總統米萊（Javier Milei）作為川普的盟友，顯然已經聞到了機會的味道，認為只要效忠於這套「新世界秩序」，就有機會換回群島。與此同時，英國政客們還在糾結是否要取消國王的訪美行程，彷彿一個皇室的小動作就能阻擋超級大國的戰爭機器。如果英國真的想報復，或許可以採納網友的妙計：禁止美國人使用英語。既然美國可以無視兩百年的領土歷史，英國當然也能收回語言的知識產權——既然你們不打算幫我們守住島嶼，那你們也別想再用我們的形容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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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家的食人本能：1975年的生存分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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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家的食人本能：1975年的生存分流

歷史從不是邁向文明的壯闊行軍，而是一場躲避深淵的倉皇逃竄。我們總愛給國家的決策披上「價值」與「天命」的華麗外衣，但在那層絲綢之下，隱藏的是生物有機體冷酷無情的邏輯。當一個部落面臨絕境，它不會辯論哲學，它只會決定哪一個成員看起來比較「好吃」。

1975年的英國，並非一個驕傲的帝國在挑選歐陸夥伴；它是一個在後帝國餘暉中發抖、經濟壞疽的軀殼，為了活命正忙著切除自己的肢體。那場公投名義上是加入「歐洲經濟共同體」（EEC），實質上是一場主權的清倉大拍賣。

要理解這一點，必須回看歷史上的「人口出口」模式。無論是明治維新時期被賣到南洋妓院以換取軍艦經費的「南洋姐」，或是為了穩定國家財政而被送往德國礦坑深處的南韓勞工，國家機器向來把公民視為高辛烷值的燃料。1975年的英國政府沒有出口肉體，它出口的是人民的民主自主權。

當時的「歐洲病夫」英國已命懸一線。25%的通貨膨脹率讓社會契約不僅是破裂，簡直是被當成了柴火焚燒。首相威爾遜（Harold Wilson）看起來像是在疲憊中浸泡過的人，他給了公眾一個根本稱不上選擇的選擇：要麼加入歐洲市場，要麼在尊嚴中枯萎餓死。

諷刺的是，當時的柴契爾夫人還穿著印有歐洲旗幟的毛衣，將EEC視為擊碎工會勢力的資本主義大棒。而轉向社會主義的貴族東尼·班恩（Tony Benn）雖然看穿了民主即將流失的真相，卻被當成瘋子冷落。

「裸猿」這種生物，本質上只為了眼前的生存而活。國家深諳此道。1975年，精英階層動用了演化史上最古老的工具：恐懼。他們恐嚇民眾，若投下反對票，未來將沒有咖啡、沒有紅酒。因恐懼糧倉空虛，公眾投票選擇進入一個伙食較好的籠子。

主權是飽腹之人的奢侈品。對於絕望者而言，主權僅僅是用來換取下一餐的籌碼。國家的帳本永遠用同一種貨幣結算：犧牲個人的自主，好讓國家的熔爐能再燃燒一個夜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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浴室裡的幽靈與主權的虛妄

浴室裡的幽靈與主權的虛妄

歷史往往是一場荒誕劇，劇本用鮮血書寫，卻用墨水抹除。1957年的「劉自然事件」（五二四事件）就是典型。整件事起於一個典型的「死人不會說話」的套路：駐台美軍上士雷諾在陽明山開槍打死了職員劉自然。雷諾辯稱劉自然是在偷窺他老婆洗澡的「色狼」——這套詞兒編得極好，瞬間將受害者污名化為變態，將凶手塑造成護妻英雄。

在50年代的台灣，只要你穿著美軍制服，你就不只是個兵，而是個手握「免死金牌」的半神。憑藉著治外法權，美軍軍事法庭無視種種疑點，宣判雷諾無罪。當凶手拍拍屁股飛回美國時，那句「偷窺狂」的指控成了點燃民族自尊心火藥桶的火星。

這場戲裡最耐人尋味的角色，既不是死掉的職員，也不是開槍的大兵，而是遺孀劉奧特華。她身披黑紗，在美國大使館前舉牌抗議。她的悲傷是當時國民黨政府與美方唯一無法立即「貶值」的貨幣。她的哭泣是一種「情感政治」——這是那些在權力桌上沒有位子的人，唯一能使用的武器。

當然，冷眼旁觀者都明白，在那個連打個噴嚏都可能被抓的戒嚴時代，幾千人能「不小心」衝進大使館放火，背後若沒點暗示誰信？蔣經國是否在背後推了一把，好讓華盛頓知道「兒皇帝」也有脾氣，至今仍是迷人的歷史陰謀。這起事件最終告訴我們：主權是奢侈品；而當強權殺死弱者時，他們總是不忘先羞辱受害者的操守。

柳條與長鞭：刻在石上的權力記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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柳條與長鞭：刻在石上的權力記憶

今日正值伊利沙伯二世女王百年誕辰，倫敦塔周邊那些刻有女王名號的界石（Boundary Stones），從不起眼的街頭雜項，搖身一變成為歷史的「實體存取紀錄」。這些界石標示著「倫敦塔自由區」（Liberties of the Tower of London）的範圍。儘管這套行政制度早在1894年就已作廢，但「巡界／鞭界」（Beating the Bounds）的儀式卻奇蹟般地活了下來。

每三年，倫敦塔衛士會帶領孩童，手持柳枝敲打邊界標記。這是「制度記憶」的精妙演繹。在GPS和數位地籍圖出現前，守護地產的唯一方法，就是將邊界刻進下一代的集體肌肉記憶裡。如果你在孩子面前用力鞭打一塊石頭，他這輩子都不會忘記稅吏的管轄權到哪裡為止。這很冷酷，但極其有效。

神聖空間的商業邏輯

這不只是「古意盎然」的傳統，而是關於空間的主權。人性厭惡真空，卻熱愛圍欄。透過物理性的敲打，社群在不斷擴張的「城市」面前，重新宣示了自己的身份。在都市計畫往往只是冷冰冰的試算表時，這些儀式注入了一種都市規章無法複製的「歸屬感」。這是最原始的「圈地運動」，只不過為了現代的混凝土和遊客做了版本更新。

從柳條到神轎：跨越疆界的恐懼

這與華南地區的**「神像出巡」**有著耐人尋味的對照。倫敦塔衛士用柳條劃分世俗與王室的界線，而華南村民則抬著神轎巡視「鄉」的邊界，名為祈福，實則是在重新確認屬地的精神主權。兩者都指向了人性深處的同一種陰暗焦慮：對被取代的恐懼。無論是倫敦的衛士，還是廣東的村老，目的都在告訴世界（以及神靈）：「這是我們的地盤，而且我們精確地記得邊界在哪裡。」

沒牙齒的和平：強權背後的「素食主義」

 

沒牙齒的和平：強權背後的「素食主義」

在國際戰略的舞台上，有個挺幽默的現象：那些整天把「和平主義」掛在嘴邊、講得天花亂墜的人，通常正是那些手無寸鐵、連鄰居家後院都干涉不了的人。說穿了，當一個人沒有咬人的牙齒時，他自然會表現得像個虔誠的素食主義者。

這不是偏見，這是歷史教給我們的冷笑話。回頭看看這一百年的演變，戲碼從未變過：當一個國家在區域內累積了足夠的武力，強大到足以碾壓周邊時，它體內的「干預基因」就會蠢蠢欲動。所謂的「和平」，往往只是實力不濟時的無奈選擇。

人性裡有個陰暗的角落，那就是對權力的無限擴張。修昔底德早就在幾千年前看透了：強者行其所能為，弱者忍其所必受。當一個強權發現弄死鄰居就像踩死一隻螞蟻，且不需要付出代價時，它就會開始編造各種理由——不管是為了「區域穩定」、「民族大義」還是「維持秩序」。

我們看到的和平，大多是「沒本事動手」的偽裝。真正的和平主義，應該是「我有能力毀滅你，但我選擇放下屠刀」；但現實中，多數呼籲和平的人，只是因為他們根本拿不起那把刀。別被那些外交辭令給騙了，在這個世界上，地圖是用墨水畫的，但邊界是用大砲守住的。弱者的道德感，在強權的履帶面前，通常比紙還薄。

賤賣主權：當台灣護照成為「福建幫」的暴利商品

 

賤賣主權：當台灣護照成為「福建幫」的暴利商品

這是一場典型的「不對稱價值剝削」。對於宜蘭街頭一個手頭拮据的人來說，一本護照值六千到一萬台幣，換來幾晚的酒錢或還債；但對於全球犯罪組織來說，這本護照是「黃金門票」——一個能讓中國籍人士繞過嚴苛簽證審查的高流動性資產。

這不只是犯罪，更是一場關於「身分認同」的市場套利。福青幫買的不是紙張，而是台灣幾十年來在國際上累積的信用資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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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護照套利：從一萬台幣到一萬歐元

鄭子娟集團的運作揭示了一個冰冷的分層剝削體系。這當中的「利潤金字塔」令人咋舌：底層收購價約 300 美金，而最終在歐洲的售價高達 10,000 歐元。這是一場 3500% 的暴力獲利。

• 免簽盾牌： 台灣護照擁有超過 140 個國家的免簽待遇，是避開移民局過濾器的神器。

• 族裔偽裝： 對於中國籍客戶來說，台灣護照提供了完美的「身分面具」。在希臘或印尼的入境官員眼中，持有人的體貌特徵與證件吻合，這比偽造歐洲護照更難被發現。

2. 法律的「輕輕放下」

宜蘭地院判處 1 年 2 月至 2 年 2 月的刑期，暴露出阻嚇力不足的缺口。當單本利潤達一萬歐元時，兩年的刑期對集團來說只是「營運成本」。

• 隔海遙控： 透過鄭子娟這層「中配」身分作為橋樑，福青幫在宜蘭建立了緩衝區。丈夫何財龍躲在中國隔海操盤，讓台灣法律難以直接重創核心。

歷史的陰暗教訓

這場悲劇最核心的痛點不是「失竊」，而是「自願出售」。那些為了六千元賣掉護照的人，出賣的不只是旅行證件，而是 2300 萬人的集體聲譽。每一本在雅典或雅加達被查獲的冒用護照，都在消磨全世界對台灣人的信任。人性再次證明：對於一個絕望或短視的人來說，國家的長遠尊嚴，遠不如眼前的幾張鈔票來得實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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威斯特伐利亞主權：為歷史爛帳畫上休止符

 

威斯特伐利亞主權：為歷史爛帳畫上休止符

要理解為什麼國家不能隨便拿著古地圖討債，我們必須回到 17 世紀——當時的歐洲是一鍋由宗教戰爭和交疊的封建領地組成的混濁濃湯。他們當時想出的解決方案，至今仍是防止世界陷入永恆大亂鬥的唯一屏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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威斯特伐利亞和約：用鮮血換來的邊界

在 1648 年之前，歐洲正被「三十年戰爭」撕裂。這不只是一場戰爭，更是一場由「一個國王可以因為宗教或祖輩關係干涉另一個領地」這種觀念所驅動的绞肉機。當時沒有明確的「國界」，只有雜亂無章的效忠關係。

1648 年的《威斯特伐利亞和約》改變了一切，它發明了一個激進的新規則：「教隨君定」（Cuius regio, eius religio）。簡單來說就是：「我的地盤我作主，你少管閒事。」

「反帝國」制度的三大支柱

1. 領土完整： 線內的土地屬於這個國家。句號。別再拿「我祖父 200 年前擁有這塊農場」當作入侵理由。

2. 不干涉內政： 外國勢力無權插手另一個國家的內部事務。這扼殺了「普世帝國」的夢想。

3. 法律平等： 無論你是袖珍公國還是龐大王國，在國際法面前一律平等。

現代的黑色諷刺

我們今天看到的那些「歷史性主權聲索」，本質上是想帶領世界回到「前威斯特伐利亞時代」。當一個領導人說「這塊地是我們的，因為 1700 年某個王朝曾統治過這裡」時，他是在試圖破壞自 1945 年以來防止全球大戰的系統。這是在試圖撥慢時鐘，回到那個「強者為所欲為，弱者受苦受難」的野蠻年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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歷史不是房地產證：為什麼「自古以來」是種邏輯毒藥

 

歷史不是房地產證：為什麼「自古以來」是種邏輯毒藥

如果一個國家單憑「曾經統治過」就宣稱擁有主權，那全球 200 多個國家現在應該已經全部在互相投擲核彈了。這種邏輯本質上是一種「歷史戀屍癖」：挖掘作古皇帝的遺骸，來為現代的擴張慾望背書。

「自古以來」從不是法理邏輯，而是一種政治偽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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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地圖我作主」：關於領土擴張的荒誕劇

這種邏輯最荒謬的地方在於「時間點的任意挑選」。民族主義者總是精確地挑選出自家版圖最肥碩的那一年，然後宣稱那是「永恆的真理」。這就像一個中年大叔堅持說自己體重只有 60 公斤，因為他高三那年確實是這個體重——這不叫歷史，這叫拒絕面對現實的「政治中年危機」。

1. 羅馬式荒謬： 如果義大利主張羅馬帝國全盛期的版圖，那倫敦現在應該歸羅馬管，地中海則是義大利的內湖。義大利之所以不這麼做，是因為現代國家明白，穩定的貿易比虛幻的榮光更能養活人民。

2. 「死人的主權」： 根據「祖產」來劃分領土，等於是賦予幾百年前的灰燼比現在生活在那片土地上的人民更大的投票權。這本質上是對人權的漠視。

歷史的陰暗教訓

「不可分割的一部分」這類修辭，通常不是為了尊重歷史，而是為了轉移矛盾。當一個政權無法給人民許諾未來時，它就會推銷一個被浪漫化的過去。它把地圖變成了宗教聖物。現代國際法之所以強調「民族自決」與「現狀」，正是為了終止這場「歷史彩票」的鬧劇。否則，只要哪天考古學家挖出一塊新的石碑，世界地圖就得重新用血洗一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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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陸的死胡同：為什麼歐盟只是個等著領「分家單」的大家庭？

 

大陸的死胡同：為什麼歐盟只是個等著領「分家單」的大家庭？

如果你想預見歐盟的未來，別再去讀布魯塞爾的新聞稿了，去讀讀18世紀中國的分家契約吧。兩者之間的相似之處簡直驚人地具有諷刺感。歐盟本質上就是一個龐大的、多語言的「共同家庭」，成員們幾十年來一直試圖假裝和諧，私底下卻忙著把值錢的銀器藏在各自的床墊下。

在中國模式中，「大家庭」能維持下去，前提是要有一位強勢的家長（或共同的外部威脅）以及一個不斷壯大的公共金庫。對歐盟而言，這位「家長」是戰後的政治巨頭以及美國霸權的穩定之手。但今天呢？家長已經老邁，而那口公共鍋裡的飯正變得越來越稀。

預示分裂的三大徵兆：

1. 經濟摩擦（「懶弟弟」症候群）： 正如清代勤奮的農夫會怨恨抽鴉片的弟弟揮霍公款，我們看到北歐（那些「節儉」的兄弟）越來越厭倦補貼南歐的「生活方式選擇」。當公共錢包變成財富重新分配的工具而非增長的引擎，廚房櫃子的鎖就會被偷偷換掉。

2. 「妯娌之戰」（主權 vs. 一體化）： 在分家過程中，妯娌往往是催化劑，因為她們沒有血緣聯繫，優先考慮的是自己的小家庭。在歐盟，這就像是各國議會。他們與布魯塞爾的官僚沒有「血緣」關係；他們的忠誠只屬於本國選民。當波蘭老奶奶的暖氣費為了「歐洲大綠色目標」而被犧牲時，內部緊張就會徹底壓倒共享資源的好處。

3. 調解人的缺失： 歷史上，分家需要一位「母舅」到場確保過程不會演變成流血衝突。歐盟缺乏這個角色。他們試圖讓歐洲法院充當「舅舅」，但當財產邊界變得模糊時，根本沒人聽他的。

歐盟目前正處於那種尷尬階段：名義上大家還共用一個「灶」，但每個人都偷偷帶了自己的行動卡式爐到餐桌上。英國脫歐只是第一個摔門而出並帶走自己那份土地的兄弟。歐洲最終的「分家」不會是一次性的爆炸，而是一系列安靜而苦澀的契約。屆時，「戰略自主」將成為「我要帶著我的玩具回家玩了」的委婉說法。

亞洲政府中的外國官員：一個逝去的時代

 

亞洲政府中的外國官員：一個逝去的時代

在19世紀，外國人擔任亞洲國家的高級政府職位並非罕見之事。這些官員通常因其在軍事戰略、金融和基礎設施等領域的專業知識和技術專長而被招募，以協助許多亞洲國家在現代化和與西方列強競爭的過程中取得進展。這種做法突顯了一個獨特的全球互聯時期。

一個值得注意的例子是丹麥人 Andreas du Plessis de Richelieu，他曾擔任暹羅（今泰國）國王朱拉隆功（拉瑪五世）統治下的海軍總司令。他於1875年抵達暹羅，很快贏得了國王的信任，並在暹羅軍隊的現代化過程中發揮了關鍵作用。他設計了重要的防禦工事並引進了現代武器。除了軍事貢獻，Richelieu 還在曼谷早期基礎設施的發展中扮演了重要角色，包括其電網、鐵路和公共交通系統。

另一位傑出人物是英國人 Sir Robert Hart，他在1863年至1908年間擔任中國海關總稅務司長達五十多年。他負責徵收關稅和管理中國的貿易。哈特正直且高效的行政管理為清政府提供了穩定可靠的收入來源。他的管理以其現代化和透明的作風而聞名，使其成為當時官僚體系中的典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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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國官員及其職位列表

在該時期，聘用外國專家在亞洲各地非常普遍。以下是更多例子：

• Gustave-Émile Boissonade（日本）： 一位法國法學家，在19世紀末被明治政府聘請，協助起草日本的現代民法。他的工作對於建立現代法律框架至關重要，幫助日本從封建社會過渡到現代民族國家。

• George Washington Williams（日本）： 一位美國軍官，在明治初期擔任日本軍隊的外部顧問。他是協助訓練日本帝國陸軍，使其採用現代軍事戰術和組織結構的幾位外國專家之一。

• Dr. Georg Böhmer（韓國）： 一位德國醫生，在19世紀末成為韓國政府的醫療顧問。他在建立現代醫療機構和向韓國引進西方醫學方面發揮了至關重要的作用。

• Hermann von Keyserlingk（波斯/伊朗）： 一位德國外交官和軍官，在20世紀初擔任波斯政府的顧問。他為波斯軍隊的現代化和訓練做出了貢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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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全球化治理到國家主權

這些歷史案例展示了一個國界更具滲透性的世界。各國願意引進外國人才擔任重要的政府職位，通常是為了填補知識和技術上的空白。這是當時全球化和殖民擴張壓力下的直接結果，各國感到需要迅速現代化以應對競爭或自衛。

今天，外國人擔任高級政府職位（如軍事指揮官或主要政府機構負責人）的想法在大多數現代民族國家中幾乎是不可想像的。各國已變得更加保護其主權和政府職位，將其視為本國公民專屬。這種轉變代表了一個矛盾：儘管我們通過技術和貿易在全球範圍內聯繫更緊密，但對外國人在本國政府內擔任權力職位的信任已大大減少。從這個特定意義上講，與200年前相比，這個世界變得不那麼「全球化」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