拿福利換軍餉：大英帝國的「廢物利用」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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拿福利換軍餉：大英帝國的「廢物利用」計畫？

英國陸軍的人數已經跌到了19世紀以來的最低點。在俄烏戰爭與中東局勢動盪的背景下，前少將蒂姆·克羅斯（Tim Cross）提出了一個極具爭議的「超卓建議」：既然國家有80萬個不讀書、不工作、只領福利的「N無青年」，為什麼不讓他們去當兵？

這套邏輯聽起來像是雙贏：政府省了福利金，軍隊補足了人頭。克羅斯巧妙地避開了「強制徵兵」這個政治地雷，將其包裝成「國民服役」的一種選項。他痛批現代人的「腐蝕性自滿」，認為這一代年輕人根本不明白和平背後的代價。

然而，從歷史的陰暗面來看，這種做法更像是在「外包風險」。人性告訴我們，一個為了保住福利金而穿上軍裝的人，絕不會是那個在戰火中掩護戰友的人。羅馬帝國末期也曾依賴那些為了生存而非榮譽而戰的人，結果大家心知肚明。

克羅斯的憤怒揭露了一個冷酷的現實：民主國家的福利制度與國防預算正處於一場零和遊戲。當社會習慣了「白吃的午餐」，就沒人願意去拿沾血的鋼槍。政府想把軍隊變成經濟增長的引擎，少將想把軍隊變成青年感化院。

這不僅僅是兵源問題，而是社會契約的崩塌。當一個國家的年輕人需要被「威脅取消福利」才願意保護家園時，這個國家的防線其實早在開戰前就已經失守了。將軍的建議或許能填滿名冊上的數字，但填不滿那種早已流失的武士精神。

亞洲政府中的外國官員：一個逝去的時代

 

亞洲政府中的外國官員：一個逝去的時代

在19世紀，外國人擔任亞洲國家的高級政府職位並非罕見之事。這些官員通常因其在軍事戰略、金融和基礎設施等領域的專業知識和技術專長而被招募，以協助許多亞洲國家在現代化和與西方列強競爭的過程中取得進展。這種做法突顯了一個獨特的全球互聯時期。

一個值得注意的例子是丹麥人 Andreas du Plessis de Richelieu，他曾擔任暹羅（今泰國）國王朱拉隆功（拉瑪五世）統治下的海軍總司令。他於1875年抵達暹羅，很快贏得了國王的信任，並在暹羅軍隊的現代化過程中發揮了關鍵作用。他設計了重要的防禦工事並引進了現代武器。除了軍事貢獻，Richelieu 還在曼谷早期基礎設施的發展中扮演了重要角色，包括其電網、鐵路和公共交通系統。

另一位傑出人物是英國人 Sir Robert Hart，他在1863年至1908年間擔任中國海關總稅務司長達五十多年。他負責徵收關稅和管理中國的貿易。哈特正直且高效的行政管理為清政府提供了穩定可靠的收入來源。他的管理以其現代化和透明的作風而聞名，使其成為當時官僚體系中的典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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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國官員及其職位列表

在該時期，聘用外國專家在亞洲各地非常普遍。以下是更多例子：

• Gustave-Émile Boissonade（日本）： 一位法國法學家，在19世紀末被明治政府聘請，協助起草日本的現代民法。他的工作對於建立現代法律框架至關重要，幫助日本從封建社會過渡到現代民族國家。

• George Washington Williams（日本）： 一位美國軍官，在明治初期擔任日本軍隊的外部顧問。他是協助訓練日本帝國陸軍，使其採用現代軍事戰術和組織結構的幾位外國專家之一。

• Dr. Georg Böhmer（韓國）： 一位德國醫生，在19世紀末成為韓國政府的醫療顧問。他在建立現代醫療機構和向韓國引進西方醫學方面發揮了至關重要的作用。

• Hermann von Keyserlingk（波斯/伊朗）： 一位德國外交官和軍官，在20世紀初擔任波斯政府的顧問。他為波斯軍隊的現代化和訓練做出了貢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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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全球化治理到國家主權

這些歷史案例展示了一個國界更具滲透性的世界。各國願意引進外國人才擔任重要的政府職位，通常是為了填補知識和技術上的空白。這是當時全球化和殖民擴張壓力下的直接結果，各國感到需要迅速現代化以應對競爭或自衛。

今天，外國人擔任高級政府職位（如軍事指揮官或主要政府機構負責人）的想法在大多數現代民族國家中幾乎是不可想像的。各國已變得更加保護其主權和政府職位，將其視為本國公民專屬。這種轉變代表了一個矛盾：儘管我們通過技術和貿易在全球範圍內聯繫更緊密，但對外國人在本國政府內擔任權力職位的信任已大大減少。從這個特定意義上講，與200年前相比，這個世界變得不那麼「全球化」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