黃金與秩序的重量：為何中國的價值觀呼應著羅馬的異教實用主義

 

黃金與秩序的重量：為何中國的價值觀呼應著羅馬的異教實用主義

地位與穩定的眾神

在西方心智中，「普世人性尊嚴」的概念已成為我們呼吸的空氣。我們理所當然地接受個體的內在價值——這個觀念認為最弱小的公民、囚犯或社會棄兒的生命，與皇帝或億萬富翁的生命擁有平等且神聖的價值。但正如我在《天下》中所試圖展示的，這個觀念並非人類自然的繼承物；它是一種深刻的基督教強加，與前基督教世界的道德規範徹底背離。

要理解一個位處於此基督教範式之外的主要強權，我們必須回溯，超越釘十字架的革命性信息，轉向古典世界——特別是羅馬。

古羅馬，儘管其在法律、工程和征服方面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但卻受制於赤裸裸的權力和堅定的等級制度。羅馬人是殘酷實用主義的大師。同情心並非美德；它往往是一種弱點。正義由等級劃分；公民的生命價值遠高於奴隸。個體的目的是服務於「羅馬治世」（Pax Romana）的更大榮耀——這是透過壓倒性統治所建立的和平。

正是在這種前基督教功利主義的道德景觀中，我們可以在當代中國的體系中找到驚人的呼應。

實用主義等級制度的迴歸

雖然中國受到其自身龐大傳統——儒家、法家和現代共產主義——的塑造，但其當前的核心道德原則，卻展現出與異教羅馬對秩序、權力與實用性的關注有著迷人的延續性。

1. 國家作為終極裁決者： 在羅馬，共和國（Res Publica）及其後的皇帝是至高無上的道德仲裁者。國家不僅僅是人民的僕人；它是他們的主人，要求最終的忠誠。同樣，當代中國的主導哲學圍繞著國家穩定和民族復興展開。個人的自由、良知和政治異議並非被視為錯誤，而是從屬於黨國的集體力量和安全。這正是異教功利主義原則的定義：個體的存在是為了服務於權力結構的統治地位。

2. 缺乏卑微者的神聖性： 基督教的故事——對一個被釘十字架的奴隸的崇拜——透過神聖化弱小來徹底改革了西方倫理。羅馬蔑視弱小。中國的體系優先考慮人才、效率以及對國家的可證明貢獻，這與羅馬對地位和已證明能力的關注不謀而合。當這個體系處理批評者、異議者或邊緣群體時，國家的判斷被置於優先地位，因為，就像羅馬一樣，普世的、神賦的個體權利這一核心假設，根本不存在於其操作手冊中。如果一位公民的存在威脅到了「中華治世」（Pax Sinica），那麼他們的犧牲將被視為實用且必要的，而非對神聖秩序的道德暴行。

3. 財富與力量的崇拜： 羅馬社會執著於展示 virtus（男子氣概／統治力），通常透過炫耀財富和征服來體現。今天，北京和羅馬都將宏偉的建設、經濟主導地位和軍事力量的投射，視為其道德優越性和統治權的終極證明。對於權力、特權或財富，並沒有像後來在基督教化的西方那樣，產生根本性的懷疑。

對於西方人來說，為了經濟穩定而犧牲少數群體的權利似乎是野蠻的；然而，對於一位羅馬元老——或者，可以說，一位沒有基督教深刻道德遺產的現代中國官員——這僅僅是一個合理的計算。

現代西方，即使在其最世俗化的形式中，也在使用誕生於伯利恆和耶路撒冷的詞彙（平等、人權、弱者值得保護）來進行這些鬥爭。中國，在很大程度上發展於這場革命之外，則是在羅馬帝國更古老、更無情、但卻深刻邏輯的原則下運作：透過統治來實現秩序。唯一的問題是，這個新的「治世」能在物質富裕和道德超然之間的巨大張力中維持多久。

鐵之真理：從英國鐵欄到中國冶煉的欺瞞回聲——為何需對政府需常懷警惕

 鐵之真理：從英國鐵欄到中國冶煉的欺瞞回聲——為何政府需常懷警惕

於異域與不同時代，國家雄心之追求，有時使政府走上隱秘真相與信任妥協的危險之路。當考察英國戰時「缺失鐵欄」現象與中國大躍進鋼鐵生產運動時，歷史的驚人平行便浮現。兩者皆為宏大的、中央指揮的物質生產運動，受愛國熱情或意識形態的激勵，卻最終因與現實的系統性脫節及缺乏透明度而受損。從歷史學者的角度看，這些事件提醒我們：「為人民」的原則在「目的正當手段」的冷酷信念下，所隱藏的固有危險，需對國家權力保持常時警惕。

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最黑暗的日子裡，於敦克爾克的困境之後，英國展開了全國性的運動。在比佛布魯克勳爵的熱情鼓舞下，象徵私有財產與公共壯麗的裝飾性鐵門與欄杆，受到市民的熱情交出。公眾全心全意地接受這一敘事：這些鐵將被熔化，鑄造成獲取勝利所需的武器。這是一次強有力的「戰時犧牲」，為國防作出的可見貢獻，凝聚了被圍困的民眾。然而，隨著歷史的探究，收集的壯舉遠遠超過了實際的處理能力。數以百萬噸計的金屬被收集，但僅有微不足道的26%成為了軍火。其餘的，作為過度收集的生銹證據，被悄然囤積、埋藏，甚至傾倒入海，其命運籠罩在秘密之中，相關記錄卻明顯缺失。英國各地牆壁上留下的「信任之樁」不僅是物理上的空洞，更是公眾對其犧牲真實效用的持久象徵。

數十年後，遙遠的中國展開了更為雄心勃勃、最終卻災難性的工業化運動：大躍進（1958-1962）。在毛澤東的意識形態信念下，全國動員起來，目標是在十五年內「超越英國的鋼鐵生產」。數以百萬計的農民被迫從農業轉向建造「土高爐」，以急切的努力生產鋼鐵。宣傳機器不懈地讚美這種「人民的鋼鐵」，描繪出一個為共產主義繁榮而奮鬥的統一國家。然而，與英國的鐵欄一樣，現實卻是一場悲劇的鬧劇。這些簡陋爐子生產的鋼鐵質量極差——脆弱、雜質重，對工業用途完全無用。此外，勞動力的轉移，加上為滿足不切實際的配額而虛報的產量，直接導致了歷史上最嚴重的饑荒，奪去了數千萬人的生命。饑荒與工業失敗的真相被壓制，異議被鎮壓，而成功的敘事卻以無法想象的人類代價得以維持。

這兩件看似迥異事件之間的平行令人毛骨悚然。兩者皆涉及：

大規模動員與宣傳： 危機中的政府（英國的戰爭，中國的意識形態轉型）成功地動員了民眾大規模參與，借助強大的、雖然不完全的敘事。

對實際的漠視： 在英國，收集與處理大量鐵的後勤超出了工業能力。在中國，生產的鋼鐵大多無價，農業這一生命基礎則遭到致命忽視。

系統性的秘密與欺瞞： 兩國政府選擇對其公民隱瞞全部真相。在英國，這是一種靜默的省略，以維護士氣與避免尷尬。在中國，則是對事實的殘酷壓制，以維持意識形態控制與防止內部異議。

「目的正當手段」： 對英國而言，贏得戰爭是最重要的目的，為此正當化了一定程度的父權式欺瞞。對中國而言，實現快速工業化與共產主義理想，則為極端手段的正當化，即使以廣泛的苦難與死亡為代價。

深遠的長期成本： 雖然英國的經歷主要導致了公眾信任的微妙侵蝕與美學上的傷痕，但大躍進則導致了經濟崩潰與無與倫比的人口災難。

從歷史學者的視角看，這些事件強調了一個永恆的命題：政府必須受到制約。 權力本質上傾向於集中信息與決策，創造出一種野心或權宜之計可能壓倒謹慎與透明的環境。正如尊敬的阿克頓勳爵所警告的那樣：「權力傾向於腐化，絕對權力絕對腐化。」當國家，即使懷有所謂的高尚意圖，認為自己最知曉且「目的正當手段」，便有可能使其公民走上鋪滿幻象與無意苦難的道路。

一個國家與其人民之間的關係的完整性，建立在真相與問責的基礎之上。托馬斯·傑斐遜的格言「常懷警惕是自由的代價」，不僅適用於保護個人自由，也適用於對國家權力的行為與聲明進行問責。喬治·華盛頓理解治理的雙重性，指出：「政府不是理性；它不是口才；它是力量。像火一樣，它是一個危險的僕人與可怕的主人。」

英國城市中缺失鐵欄的可見樁與在中國鋼鐵饑荒中喪生的數千萬人的隱形墓碑，作為這一真理的莊嚴紀念碑。它們是超越特定政治體系或歷史背景的歷史教訓，永恆地提醒我們，即使在國家面臨重大挑戰的時刻，透明度、問責制與對政府的持續監督，並非僅僅是奢侈，而是功能性與道德社會的基石。

需求之暴政：克勞斯之論、商君之策與當代社群之制》

 

《需求之暴政：克勞斯之論、商君之策與當代社群之制》

奧地利諷刺作家卡爾．克勞斯（Karl Kraus）於庚申之年（西元1919年）著《時艱：克勞斯讀本》中言一洞見深遠之語：「需求之暴政，授其奴民三自由：無知而可議，無藝而可樂，無愛而得歡。」此言雖出於異世，然其精妙捕捉社會體制如何賜予浮泛之自由，卻反致民心怯弱，安於現狀，受制於人。夫論此，吾輩以為克勞斯所言「需求之暴政」，與古華夏《商君書》所載「弱民、貧民、辱民、愚民、虐民」之法家治術，有驚人之契合。今吾等將此論延展，舉美國、英國、中華三國為例，以示縱使政體各異，然其所致民心受制之果，往往殊途同歸也。

克勞斯之「自由」與商君之「五民」

《商君書》倡強力集權，以國為上，務求國民俯首聽命，以固國勢。其惡名昭彰之「五民」之策，非徒壓迫，實為戰略之部署，旨在防範異議，培養盲從。若以此觀之，克勞斯所言之「自由」，非真自由，乃巧偽之宰制工具也：

• 「無知而可議」（Opinion without knowledge）——「愚民」、「弱民」之機巧：

  • 按《商君書》義，民愚則易治。若民可無識而發議論，則易受蠱惑，失辨析之能，無力揭竿以抗體制之不公。此致民智怠惰，使明識之議難以生發，國民之智力總體削弱。
  • 當代之似同：
    • 美利堅/不列顛： 數位時代，尤以社群媒體為甚，雖廣開言論之門，然亦消弭知識之守門者。迴音之囿固民之偏見，虛妄之辭與假訊息傳播之速，常凌駕於真實報導。政治之兩極分化亦甚，蓋因民眾固守舊識，脫離實證，致其智力受削弱，難為理性論辯。
    • 中華： 中華之國嚴控信息，設「防火長城」及嚴密之審查機制。輿論受嚴加管束，官方敘事備受推崇，異議之聲皆遭壓制。民雖可於官方允許之限度內（如民族主義言論）發議論，然獨立之批判思維則受阻礙。此徑合「愚民」之旨，使言論僅存於預設框架內，難以知識為基以挑戰權威。

• 「無藝而可樂」（Entertainment without art）——「辱民」、「愚民」之機巧：

  • 藝術之高明者，能啟人深思，引人入境，開人想像。然娛樂若無藝，則僅為消極之享用，徒亂心神，磨鈍感官。按《商君書》義，民若沉溺於浮泛之樂，則鮮少關心政治，難為集體行動。此乃辱民之隱晦手段，將人降為無思之消費者，剝奪其深層美學與智性之享用，致其蒙昧不明。
  • 當代之似同：
    • 美利堅/不列顛： 串流平台與社群媒體（如抖音）所充斥之演算法驅動內容，皆以即時享樂與無盡滾動為務，而非藝術之深遠價值。實境秀、模式化之大片、名人文化，常取代引人深思或情感投入之作品。此成消極觀賞之文化，轉移民心於複雜之社會議題，潛含辱民之意，以低質卻易上癮之娛樂充塞之。
    • 中華： 娛樂產業受國家嚴審，倡「正能量」與愛國主題，壓制批判、實驗或精微之藝術表達。娛樂常為官方認可之逃避現實，旨在轉移政治注意，固化社會順從。如禁「娘炮」審美、推廣「飯圈文化」（多為消費驅動），皆示其刻意塑造文化消費，以求社會管控，潛含辱民之意，剝奪民之真藝術自由與深層文化之享用。

• 「無愛而得歡」（Climax without love）——「虐民」、「弱民」之機巧：

  • 此為最隱喻而最陰險者。其言將深層次之人性體驗物化、貶低，將真摯之連結、親密與實踐，簡化為轉瞬即逝、交易性之快感。按《商君書》義，民若其最深層之需求僅獲膚淺之滿足，則其離散孤立，難成堅固之社群紐帶，亦難為挑戰性之關係以促集體反抗。此乃虐民，剝奪人真性情之開展，並弱化社會之凝聚力，使其易於受制。
  • 當代之似同：
    • 美利堅/不列顛： 交友應用盛行、色情泛濫，及過度追求即時享樂而脫離長遠承諾或情感深度之傾向，皆促使人際關係流於交易。此可致孤獨日增，情感膚淺，及社群凝聚力之弱化。當深層人際連結降為商品或即時快感，則人感空虛疏離，故弱化集體行動所需之社會凝聚，亦潛含虐民，剝奪人真性情之連結。
    • 中華： 雖表面倡傳統價值，然其激烈之社會經濟競爭，加之對獨立公民社會組織之壓制，可致個體之原子化。消費主義常被鼓勵，以替代政治參與或社會連結。「躺平」現象，乃青年於巨大體制壓力下，退縮於個人主義，常為膚淺之享樂，實為一種精神之「貧民」與情感之「虐民」，以對應體制之規訓，然卻少有真摯之集體歸屬感。

結語

卡爾．克勞斯之「需求之暴政」，為審視社會宰制之幽微而無處不在之形式，提供了有力之視角。無論是《商君書》之開明治術，抑或現代民主體制中消費主義與數位文化之瀰散機制，其結果皆驚人地相似：予民以浮泛之「自由」，實則削弱、迷惑、分化國民。無知而可議、無藝而可樂、無愛而得歡，非真自由之標誌，乃一體制之症狀，此體制無論有意無意，皆欲培養無知、被動、終而弱化之國民，使其易於操控，難以挑戰其根本結構也。洞察此等陰險之動態，乃保障真自主，培育能為批判思維、深層連結與意義非凡變革之社會之關鍵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