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學：這場昂貴的集體詐騙

大學：這場昂貴的集體詐騙

我們都被灌輸了一個美麗卻昂貴的謊言。幾十年來，社會主流敘事不斷在我們耳邊叨念：去讀大學吧，拿到那張閃亮的大學學歷，就能開啟財富人生的大門。然而，最新的數據卻扯下了這條遮羞布，甚至顯得有些諷刺。三分之一的畢業生根本找不到符合大學學歷的工作。將近三成的學位，其投資回報率完全是負數。更慘的是，畢業15個月後，只有剛過半數的人擁有全職工作，而不少頂著高學歷的年輕人直接淪為「啃老族」（不就學、不就業、不進修）。這個精心包裝的幻象，徹底碎了一地。

如果你不幸選了社會學、創意藝術與設計、或表演藝術，這場笑話的代價就更殘酷了：在社會打滾了五年後，這些畢業生中竟有超過四分之一的人，薪水連國家最低工資都拿不到。他們付了最頂級的學費，換來的卻是比收銀員還低的收入。

從人類演化本能來看，我們的行為向來受到「追求地位」與「部落信號」的驅使。在過去，大學學歷是稀有且高貴的象徵，向部落同胞宣告你擁有卓越的智力或紀律。然而，當每個人頭上都插著同樣的羽毛時，羽毛就失去了價值。如今的高等教育，早已退化成一個臃腫的商業模式，精準地利用了人類渴望社會地位的原始心理，將供過於求的憑證，高價賣給盲目的市場。

歷史早就告訴我們，一旦「精英憑證」被過度生產，隨之而來的必然是社會的集體幻滅。古代中國的科舉制度到了後期，培養出的及第進士遠多於朝廷能提供的官職，最終導致大批學非所用的知識份子流落民間，成為動搖帝國穩定的隱患。如今的我們，只是換個方式，用學生貸款在重演歷史。

在這場風波中，人類本性的陰暗面被展現得淋漓盡致，尤其是那些針對後段班學生、濫竽充數的「特許加盟學位」。這些辦學機構心知肚明，某些科系的經濟回報率根本是災難，但他們依然樂此不疲地收取高昂學費。這是一場標準的掠奪式商業操作，外面卻裹著「普及教育」的偽善外衣。我們打造了一個讓年輕人背負巨債、去供養龐大官僚體制的系統，再次證明了一件事：當私利遇上了毫無防備的市場，道德永遠是第一個被拋棄的犧牲品。

鐵之真理：從英國鐵欄到中國冶煉的欺瞞回聲——為何需對政府需常懷警惕

 鐵之真理：從英國鐵欄到中國冶煉的欺瞞回聲——為何政府需常懷警惕

於異域與不同時代，國家雄心之追求，有時使政府走上隱秘真相與信任妥協的危險之路。當考察英國戰時「缺失鐵欄」現象與中國大躍進鋼鐵生產運動時，歷史的驚人平行便浮現。兩者皆為宏大的、中央指揮的物質生產運動，受愛國熱情或意識形態的激勵，卻最終因與現實的系統性脫節及缺乏透明度而受損。從歷史學者的角度看，這些事件提醒我們：「為人民」的原則在「目的正當手段」的冷酷信念下，所隱藏的固有危險，需對國家權力保持常時警惕。

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最黑暗的日子裡，於敦克爾克的困境之後，英國展開了全國性的運動。在比佛布魯克勳爵的熱情鼓舞下，象徵私有財產與公共壯麗的裝飾性鐵門與欄杆，受到市民的熱情交出。公眾全心全意地接受這一敘事：這些鐵將被熔化，鑄造成獲取勝利所需的武器。這是一次強有力的「戰時犧牲」，為國防作出的可見貢獻，凝聚了被圍困的民眾。然而，隨著歷史的探究，收集的壯舉遠遠超過了實際的處理能力。數以百萬噸計的金屬被收集，但僅有微不足道的26%成為了軍火。其餘的，作為過度收集的生銹證據，被悄然囤積、埋藏，甚至傾倒入海，其命運籠罩在秘密之中，相關記錄卻明顯缺失。英國各地牆壁上留下的「信任之樁」不僅是物理上的空洞，更是公眾對其犧牲真實效用的持久象徵。

數十年後，遙遠的中國展開了更為雄心勃勃、最終卻災難性的工業化運動：大躍進（1958-1962）。在毛澤東的意識形態信念下，全國動員起來，目標是在十五年內「超越英國的鋼鐵生產」。數以百萬計的農民被迫從農業轉向建造「土高爐」，以急切的努力生產鋼鐵。宣傳機器不懈地讚美這種「人民的鋼鐵」，描繪出一個為共產主義繁榮而奮鬥的統一國家。然而，與英國的鐵欄一樣，現實卻是一場悲劇的鬧劇。這些簡陋爐子生產的鋼鐵質量極差——脆弱、雜質重，對工業用途完全無用。此外，勞動力的轉移，加上為滿足不切實際的配額而虛報的產量，直接導致了歷史上最嚴重的饑荒，奪去了數千萬人的生命。饑荒與工業失敗的真相被壓制，異議被鎮壓，而成功的敘事卻以無法想象的人類代價得以維持。

這兩件看似迥異事件之間的平行令人毛骨悚然。兩者皆涉及：

大規模動員與宣傳： 危機中的政府（英國的戰爭，中國的意識形態轉型）成功地動員了民眾大規模參與，借助強大的、雖然不完全的敘事。

對實際的漠視： 在英國，收集與處理大量鐵的後勤超出了工業能力。在中國，生產的鋼鐵大多無價，農業這一生命基礎則遭到致命忽視。

系統性的秘密與欺瞞： 兩國政府選擇對其公民隱瞞全部真相。在英國，這是一種靜默的省略，以維護士氣與避免尷尬。在中國，則是對事實的殘酷壓制，以維持意識形態控制與防止內部異議。

「目的正當手段」： 對英國而言，贏得戰爭是最重要的目的，為此正當化了一定程度的父權式欺瞞。對中國而言，實現快速工業化與共產主義理想，則為極端手段的正當化，即使以廣泛的苦難與死亡為代價。

深遠的長期成本： 雖然英國的經歷主要導致了公眾信任的微妙侵蝕與美學上的傷痕，但大躍進則導致了經濟崩潰與無與倫比的人口災難。

從歷史學者的視角看，這些事件強調了一個永恆的命題：政府必須受到制約。 權力本質上傾向於集中信息與決策，創造出一種野心或權宜之計可能壓倒謹慎與透明的環境。正如尊敬的阿克頓勳爵所警告的那樣：「權力傾向於腐化，絕對權力絕對腐化。」當國家，即使懷有所謂的高尚意圖，認為自己最知曉且「目的正當手段」，便有可能使其公民走上鋪滿幻象與無意苦難的道路。

一個國家與其人民之間的關係的完整性，建立在真相與問責的基礎之上。托馬斯·傑斐遜的格言「常懷警惕是自由的代價」，不僅適用於保護個人自由，也適用於對國家權力的行為與聲明進行問責。喬治·華盛頓理解治理的雙重性，指出：「政府不是理性；它不是口才；它是力量。像火一樣，它是一個危險的僕人與可怕的主人。」

英國城市中缺失鐵欄的可見樁與在中國鋼鐵饑荒中喪生的數千萬人的隱形墓碑，作為這一真理的莊嚴紀念碑。它們是超越特定政治體系或歷史背景的歷史教訓，永恆地提醒我們，即使在國家面臨重大挑戰的時刻，透明度、問責制與對政府的持續監督，並非僅僅是奢侈，而是功能性與道德社會的基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