幻滅理想的先知：吉拉斯如何預見「新階級」的失敗

米洛萬·吉拉斯（Milovan Djilas）被譽為「共產世界的先知」，他曾是南斯拉夫的高層革命家，後來成為該體制最深刻的內部批判者。他從堅定的信仰者轉變為異議人士，源於他意識到共產理想在其成功之時便已被背叛。

「新階級」的興起

吉拉斯最主要的貢獻在於揭露了「新階級」的存在。他主張共產革命推翻舊秩序後，並未如馬克思預測般消滅階級。相反地，它創造了一個由黨政官員組成的官僚集團，他們透過對國家的絕對控制權，變相擁有了生產資料。

• 目標的腐敗：這個新階級比他們所取代的資本家更加壓迫且貪汙腐化，因為他們擁有不受制衡的權力。

• 系統性的背叛：他們聲稱代表工人階級，實際上卻是透過剝削人民來維持自己的地位與特權。

• 制度化的不平等：在「平等」的偽裝下，統治精英與勞工階級之間的鴻溝反而日益擴大。

必然滑向集權主義

吉拉斯的警告與瑪格麗特·柴契爾等領導人的觀察不謀而合，即中央計劃必然導致人權的被壓制。

• 權力陷阱：當國家控制所有資源，它就獲得了掌控每個人生活的絕對權力。

• 異議的終結：為了保護中央計劃與「新階級」的利益，政權必須廢除言論自由並制度化恐懼感。

• 歷史的失敗：從史達林的大清洗到毛澤東的文化大革命，對生命與社會倫理的漠視，正是那種重視黨紀勝過個人尊嚴的體制下的必然結果。

吉拉斯總結認為，終結這種腐敗的唯一方法是終結一黨專政並還政於民——這一預言最終預示了東歐集團的瓦解。

 

通往奴役之路：為什麼管理的平等終將失敗並導致專制

一個完美公平社會的夢想——無論是透過共產主義的革命熱忱，還是透過社會民主主義或「費邊社」的漸進主義——最終都會撞上一堵唯一且不可逾越的牆：人性。雖然費邊主義者或社會民主主義者認為，他們可以透過中央計劃和「局部效率」來引導社會走向公平，但歷史警告我們，剝奪個人自主權是邁向集權主義的第一步。

中央計劃的悖論

現代社會主義思想往往反映了「100% 利用率」的管理錯誤。正如一個組織如果優化了秘書每一秒的時間，就會失去創新所需的「餘裕」一樣，一個試圖優化所有資源的國家也會失去自由所需的「餘裕」。

正如瑪格麗特·柴契爾（Margaret Thatcher）著名的論點：一旦國家開始指揮經濟以實現社會正義，它就不可避免地必須鎮壓異議。為了確保中央計劃奏效，計劃者不能允許個人「變換車道」或偏離劇本。這就是為什麼柴契爾堅持認為社會主義會導致獨裁；當政府控制了生存手段，它就獲得了對公民掌握生死的大權。

共產世界的教訓

共產主義的興起是對工業革命過度擴張的反動。然而，從理論到實踐的轉變揭示了一個致命的缺陷：對人性的根本誤判。

• 列寧 確立了「黨紀高於民主與人權」的原則，主張為達政治目的可以不擇手段。

• 史達林 透過「大清洗」將此手段武器化，利用恐怖和思想箝制來鞏固絕對的一黨專政。

• 毛澤東 將階級鬥爭制度化，發動了大躍進和文化大革命等政治運動，導致數千萬人死亡，並徹底破壞了社會倫理。

為什麼漸進主義會失敗：「新階級」的誕生

即使在非革命性的社會主義模式中，也會發生根本性的腐敗。被譽為「共產世界先知」的吉拉斯（Milovan Djilas）觀察到，一旦這些體制成功，必然會產生一個「新階級」。這個官僚階層比他們所取代的資本家更加壓迫且貪污腐化。

當我們為了國家規定的效率而犧牲「控制的餘裕」（個人選擇自己道路的權利）時，我們就失去了維持社會活力的創新和反應能力。一個被強迫忙於執行中央計劃的社會，只是一個不斷重複昨日錯誤的社會，最終將在自身僵化體制的重壓下崩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