湄公河畔的低語：六十年代寮國的軍事與外交

 

湄公河畔的低語：六十年代寮國的軍事與外交

1960年代中期的寮國（老撾），其外交局勢如同湄公河的湍流般複雜多變。對於駐紮在永珍的外國使節而言，當時的任務是一場微妙的平衡：既要維持1962年《日內瓦協議》所規定的中立假象，又要應對這片土地日益成為冷戰大國博弈棋盤的現實。理論上寮國是一個中立國，但其領土卻與鄰近越南日益升級的衝突密不可分。

當時永珍的生活呈現出一種奇特的混合感：既有殖民時期的優雅餘韻，又籠罩著戰爭的陰影。外交官們穿梭於法式別墅與官方招待會之間，同時嚴密監控著發生在內陸地區的「秘密戰爭」。北越對胡志明小道的滲透以及美國勢力的深度介入，使得「中立」與其說是政治事實，不如說是外交上的修辭。對情報官員而言，成功取決於能否看透寮國皇室政府的內部內訌，以及地方強權之間不斷變換的效忠關係。

最終，那個時代展現了傳統外交的侷限性。儘管外交電報不斷，高層談判頻繁，寮國的自主權往往在鄰國與全球大國的戰略需求下被犧牲。對於當時在場的人員來說，他們見證了一個安靜而美麗的文化，如何在二十世紀地緣政治的冰冷機器下，被一點一滴地拆解。

以下為對 Sir Henry Miers 關於寮國外交服務口述歷史中具體實例：

1. 寮國中立地位中「愛麗絲夢遊仙境」般的荒誕特質

Miers 將當時的政治局勢描述為超現實的。雖然 1962 年的《日內瓦協議》規定了寮國的中立，但現實中政府是由右派、中立派和共產主義的「寮國愛國戰線」（巴特寮）組成的三方聯合。

• 衛兵細節的實例：即使衝突升級，巴特寮在永珍仍維持著外交存在。Miers 提到，巴特寮在市中心的一個大院裡派駐了一支武裝衛隊，這在本質上是一種「人質」般的存在，而與此同時，他們的同志正在山區與政府軍作戰。

• 蘇發努馮親王（Souvanna Phouma）因素：他強調蘇發努馮親王是不可或缺的「中立派」領袖，他像一座橋樑一樣連結著交戰派系與外國勢力，勉力維持著脆弱的聯盟。

2. 「秘密戰爭」的運作機制

該文件提供了英國大使館如何監控一場在官方立場上「不應存在」的戰爭之內幕。

• 胡志明小道：Miers 回憶北越軍隊如何沿著寮國的「狹長地帶」（Panhandle）南下。儘管北越政府否認其軍隊進入寮國，但英國外交官的任務是核實這些行動，以支持國際管制委員會（ICC）的報告。

• 深入內陸的任務：Miers 經常前往龍坡邦和沙灣拿吉等地。他提到乘坐小型飛機（通常是美國航空 Air America 或大陸航空服務公司）降落在偏遠的跑道，以便訪問難民或當地指揮官，收集有關北越駐軍的情報。

3. 動盪局勢中的外交生活

資料捕捉了高層地緣政治與平凡社交日常之間的奇特並置。

• 1966 年的大洪水：他生動地記敘了湄公河的一場大洪水，淹沒了永珍的大部分地區。外交官們不得不乘坐**獨木舟（pirogues）**在城市中穿梭。他描述了一種荒謬的現象：即使城市已完全沒入水中，正式的社交互動與日常生活仍照常進行。

• 政變文化：Miers 提到了軍事「動亂」的持續威脅。他回憶起城市有時會突然佈滿坦克，外交官們必須辨別這是一場全面的政變，還是僅僅是像馬濤（Thao Ma）這樣不滿的將領在「示威」。

4. 英國作為「共同主席國」的角色

由於英國是日內瓦會議的共同主席國（與蘇聯並列），大使館擁有特殊的地位。

• 與蘇聯的關係：Miers 指出與蘇聯大使館之間有趣的關係。儘管雙方是冷戰對手，但作為共同主席，他們必須維持一定程度的正式合作。然而，他觀察到蘇聯人的處境往往很尷尬，因為他們既要支持北越，又要官方性地維護寮國的中立。

• 與國際管制委員會（ICC）的互動：他提供了與委員會（由印度、加拿大和波蘭組成）合作的例子。他描述了其中的挫折：加拿大代表試圖調查違規行為，而波蘭代表（代表共產集團）則頻繁行使否決權或提交「少數意見報告」，以阻止任何指控北越的調查結果。

5. 社交動態與法國影響力

• 語言與文化：儘管美國勢力龐大，但法語仍是寮國精英階層的「通用語」。Miers 提到，對於任何想與寮國部長或龍坡邦國王進行深入對談的外交官來說，具備法語能力是必不可少的。

• 「永珍泡泡」：他描述了一個小而緊密的外交圈，每個人都對他人的事務瞭若指掌，情資往往是在「體育俱樂部」（Cercle Sportif）小酌時，或是在法式別墅的漫長晚宴中收集而來的。

大衛·邁爾斯爵士生平簡介

大衛·邁爾斯爵士（Sir Henry David Alastair Capel Miers，1937年1月10日生）是一位傑出的英國前外交官。他是 R.D.M.C. 邁爾斯上校之子，曾就讀於溫徹斯特公學與牛津大學，並於1961年正式進入英國外交部開啟其職業生涯。

1966年，他與伊梅爾達·瑪麗亞·艾米利亞·沃特斯（Imelda Maria Emilia Wouters）結婚，育有二子一女。其外交生涯跨越數十年，足跡遍及二十世紀地緣政治最動盪的地區。早期職務包括擔任聯合國大會報告官（1961-63年）以及駐東京外交官（1963-65年）。

其早期生涯中最引人注目的任命之一是派駐寮國永珍（1966-68年）。在印度支那「秘密戰爭」的高峰期，他擔任二等秘書，負責監控北越對胡志明小道的滲透，並在寮國王室政府複雜的「中立派」政治中斡旋。隨後，他返回倫敦擔任外交部政務次官的私人秘書。

邁爾斯爵士在其後期的職業生涯中擔任多項高級職務，包括：

• 駐巴黎（1972年）：正值歐洲一體化的重要時期。

• 駐德黑蘭（1977-79年）：以參贊身份親歷了伊朗伊斯蘭革命。

• 駐黎巴嫩大使（1983-85年）：當時正值黎巴嫩內戰期間。

• 駐希臘大使（1989-93年）及駐荷蘭大使（1993-96年）。

他因對國家的卓越貢獻，於1979年獲頒 CMG（聖米迦勒及聖喬治同袍勳章），並於1985年獲封 KBE（大英帝國爵級司令勳章）成為爵士。

加速的崩塌：評估二戰後大英帝國的迅速衰落

 

加速的崩塌：評估二戰後大英帝國的迅速衰落

第二次世界大戰（二戰）結束後，大英帝國的崩塌是現代全球歷史上最為顯著和迅速的轉變之一。在1945年後的短短二十年內，英國瓦解了一個建立超過三個世紀、曾統治全球四分之一人口的帝國。

I.  迅速衰落的原因

衰落並非源於單一的失敗，而是多種因素的匯合，所有這些都因二戰的獨特環境而加速：

1. 經濟耗盡： 二戰使英國破產。該國損失了四分之一的國民財富，累積了巨額債務（特別是通過《租借法案》欠下美國的債務），戰後立即需要依靠大規模貸款才能生存。管理和保衛全球帝國的財政負擔變得不可持續。

2. 超級大國的崛起： 全球舞台很快被兩個新的超級大國——美國（US）和蘇聯（USSR）所主導。兩者在意識形態上都反對傳統的歐洲殖民主義。美國積極向英國施壓要求其非殖民化，將帝國視為自由貿易和全球穩定的障礙。

3. 自由的承諾： 英國為「民主」和「自由」而戰。這種言論激發了亞洲和非洲的民族主義和獨立運動。至關重要的是，英國在東南亞（例如，新加坡）被日本擊敗，打破了歐洲種族和軍事優越性的神話，使得殖民統治的回歸在政治上成為不可能。

4. 蘇伊士危機（1956）： 這一事件是英國全球權力決定性的象徵性終結。當英國、法國和以色列因蘇伊士運河問題介入對抗埃及時，美國公開譴責了這一行動，並以金融制裁相威脅，迫使英國撤兵。這一刻證實了英國不再能夠獨立於其新的美國主宰者而行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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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  歷史上類似的帝國迅速衰落

雖然沒有一次崩潰是完全相同的，但歷史上提供了大規模帝國在外部壓力和內部緊張下迅速瓦解或崩塌的例子：

帝國	權力巔峰時期	迅速衰落的觸發/時期	崩潰的核心原因
羅馬帝國（西羅馬）	公元 1-2 世紀	公元 5 世紀（公元 476 年最終結束）	持續的蠻族入侵、經濟通貨膨脹、內部政治不穩和過度擴張。
西班牙帝國	16 世紀	19 世紀（1808-1825 年）	由歐洲的拿破崙戰爭觸發，導致拉丁美洲各地爆發獨立運動，而西班牙無力鎮壓。
蘇聯（USSR）	1945–1989 年	1989–1991 年	經濟停滯、意識形態失敗、美國冷戰軍備競賽的壓力，以及內部民族主義起義（特別是在柏林牆倒塌後）。

在每個案例中，一場重大的外部衝擊（戰爭、金融崩潰、入侵）暴露了帝國潛在的結構性弱點，從而導致了連鎖式的失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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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I.  反事實推論：像法國一樣投降？

如果英國在戰爭初期就向德國投降，它是否會保留帝國並繼續成為一個與美國平起平坐的全球大國？

答案絕大多數是否定的。早期投降可以保留帝國的前提，忽略了當時正在發揮作用的根本政治和結構性力量：

• 德國的意圖： 戰敗的英國不會被希特拉允許維持其帝國。德國的戰略目標是全球統治；大英帝國的資產（特別是海軍和戰略港口）將被軸心國奪取或控制。英國政府將淪為一個傀儡政權，其帝國會被一點點移交給德國、日本和義大利。

• 非殖民化的本質： 非殖民化並非由戰爭引起，而只是由戰爭加速了。民族主義運動在1930年代就已強大。如果英國投降，印度、埃及和其他地方的獨立運動只會轉而對抗新的殖民主子（德國/日本），或者利用權力真空宣佈獨立，而英國將因過於虛弱和政治妥協而無法阻止。

• 經濟現實： 即使沒有欠下美國的債務，英國的經濟基礎設施也已老化，其工業過時，它仍會是一個被美國以及潛在的勝利（且高度軍事化）的德國所超越的二流國家。美國憑藉其未受破壞的工業和巨大的資源，無論英國的戰爭結果如何，都註定會成為全球經濟和文化的霸權。

結論： 通過參與二戰，英國贏得了政治和道德資本，使其在帝國瓦解時仍能佔有一席之地，創建了英聯邦（Commonwealth）並與美國保持「特殊關係」。一次恥辱的早期投降只會導致帝國暴力而徹底的崩潰，使英國成為一個被拋棄的國家，沒有特殊關係，很可能成為一個更大的歐洲大國（德國）的附庸，或被新興的美蘇冷戰勢力所瓜分。

從密碼學到議會：曼寧厄姆-布勒女男爵（Baroness Manningham-Buller）的非凡職業生涯

 

🕰️ 從密碼學到議會：曼寧厄姆-布勒女男爵（Baroness Manningham-Buller）的非凡職業生涯

曼寧厄姆-布勒女男爵（Baroness Eliza Manningham-Buller）——前英國軍情五處（MI5）處長、現任上議院終身貴族——她的職業生涯以應對 20 世紀末和 21 世紀初最嚴峻的安全與科學挑戰而聞名。她的歷程，從教學到英國情報界的高峰，再轉向醫學科學領域，為公眾服務、國家安全和全球威脅提供了獨特的視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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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報世家的傳承

女男爵的道路受到了她家庭在政府和情報背景的微妙影響。她的父親曾擔任哈羅德·麥克米倫政府的檢察總長，但或許更不尋常的是，她的母親在二戰期間從事秘密情報工作：她飼養信鴿。這些信鴿被空投到被佔領的法國，將綁在腳踝上的情報帶回。其中一隻信鴿後來被記錄為帶回了關於德國 V2 飛彈 Peenemünde 試驗場 的關鍵情報，這隻鳥也因此獲得了「狄更獎章」（Dickin Med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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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軍情五處的三個十年：從愛爾蘭共和軍到 9/11

曼寧厄姆-布勒女男爵的職業生涯主要集中在她在軍情五處（MI5）的 33 年任期。

• 初期與愛爾蘭共和軍（IRA）： 她於 1974 年加入該部門，最初誤以為自己是加入了國防部的獨立部門。一個關鍵的早期職務是在 1992 年，她從華盛頓特區被召回，開始一個新的部門，專注於收集愛爾蘭共和軍臨時派（Provisional IRA）在英國本土活動的情報。她注意到警方對職責轉移最初的不滿，但強調了她的組織在「和平進程」中所扮演的角色，包括鼓勵政府並了解共和軍臨時派的意圖。

• 危機中的領導力： 她於 1997 年至 2002 年擔任副處長，隨後於 2002 年至 2007 年擔任處長。她的處長任期涵蓋了伊斯蘭恐怖主義不斷升級的時期。她在 9/11 僅一年後上任，她和她的同事們抽象地「預料」到了這一事件，但其規模是前所未有的。

• 法治原則： 在整個職業生涯中，她強調了法治在情報工作中的極端重要性。儘管她承認過去在北愛爾蘭犯下的錯誤，但她堅稱法律框架是「進行情報工作的基礎」，確保侵犯個人隱私的權力受到管制、授權、相稱且必要。

全球安全中的決定性時刻

女男爵的經驗為重要的歷史事件提供了獨特的見解：

• 古巴導彈危機 vs. 1983 年： 儘管許多人認為古巴導彈危機是冷戰中最危險的時刻，但她強調了 1983 年 的風險，當時俄羅斯人將北約的一次演習誤解為一次先發制人的核打擊。她認為，來自俄羅斯人的情報，以及「解開演習、化解局勢」的能力，避免了一場可能發生的災難性核戰爭。

• 洛克比空難（1988 年）： 她密切參與了洛克比空難的調查，在悲劇發生後不久就在當地一所學校設立了情報小組。她為調查的最終結論進行了辯護，指出了確鑿的證據：從炸彈中回收的一個電路板來自一批賣給利比亞人的貨物，而從爆炸地點附近回收的衣物則指向了馬耳他的關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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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威脅：氣候、中國與科技

離開軍情五處後，女男爵擔任 威爾康信託基金會 的主席，專注於科學和全球健康，將注意力轉向現代威脅：

• 氣候變化： 她認為氣候變化是 英國面臨的最大威脅，預測其對水資源、疾病、食物短缺和大規模移民的影響將是巨大且破壞穩定的。

• 軟實力受損： 在應對中國的全球影響力（如「一帶一路」倡議）時，她警告說，西方削減對外援助和退出世界，正在製造一個真空。她認為，軟實力——透過英國廣播公司國際頻道（BBC World Service）、援助以及排雷慈善機構——對於維持影響力至關重要，可以防止競爭對手趁虛而入。

• 科技的黑暗面： 她對「互聯網上的恐怖」表達了深切的憂慮，特別是兒童能在手機上接觸到關於酷刑和謀殺等令人震驚的圖像，這引發了人們對發育未完全的心靈可能受到的影響的深刻擔憂。

無形之刃與破壞之拳：論「爛仔交」與「超限戰」在歷史中的體現

 

無形之刃與破壞之拳：論「爛仔交」與「超限戰」在歷史中的體現

在人類歷史的長河中，衝突與競爭從未止息。然而，這些衝突的模式並非一成不變。有些是粗獷、直接、不顧一切的「爛仔交」；另一些則是隱蔽、複雜、全方位的「超限戰」。雖然兩者在「不擇手段」上有所交集，但其規模、動機、策略與影響力卻截然不同。本文將深入探討這兩種衝突模式的歷史脈絡與實例。

一、「爛仔交」：市井間的生存法則與無序暴力

「爛仔交」一詞源於香港粵語，形象地描述了一種毫無章法、不顧規矩、甚至帶有無賴性質的打鬥或爭鬥方式。它通常發生在個人、小團體或幫派之間，目的多是為了爭奪地盤、利益、或解決私人恩怨。其核心特徵在於「不守規則」和「不計後果」，往往導致最直接、最原始的暴力衝擊。

歷史上的「爛仔交」縮影：

• 幫派鬥爭與街頭械鬥 (19世紀末至20世紀中葉)： 在許多城市的發展初期，特別是華人社區如舊金山、紐約唐人街，以及香港本土，盛行著各式各樣的幫派（如三合會、洪門分支）。這些幫派為了控制賭檔、妓院、走私等灰色產業，經常發生大規模的街頭械鬥。他們使用的武器多為刀械、木棍、甚至自製土槍，打鬥方式兇狠、血腥，常常波及無辜，完全體現了「爛仔交」的無規則和不擇手段。例如，19世紀末20世紀初舊金山唐人街的「堂口之戰」，便是不同幫派為爭奪地盤而爆發的一系列暴力衝突。
• 文革時期的武鬥 (1966-1976年 中國大陸)： 文化大革命期間，中國各地出現了大規模的「武鬥」。不同派系的紅衛兵、造反派組織為了奪權、爭奪資源，彼此之間毫無顧忌地使用暴力，甚至動用槍械、坦克、大炮等武器。這些武鬥的特點是沒有明確的交戰規則，往往演變成混亂、血腥的群體性暴力事件，對社會秩序造成了極大的破壞。這種情況雖然是政治動機，但其執行層面的混亂、失序和無視任何底線，與「爛仔交」的本質極為相似。

「爛仔交」反映的是一種在特定環境下，社會規範瓦解或權力真空時，人類原始競爭本能的展現。它缺乏宏觀的戰略部署，卻在微觀層面呈現出極致的破壞力。

二、「超限戰」：國家意志下的全面滲透與非傳統博弈

相對於「爛仔交」的粗獷與即興，「超限戰」則是一種高度策略化、複雜且由國家主導的戰爭模式。這一概念由中國軍事理論家喬良和王湘穗在1999年出版的《超限戰》一書中提出，它主張戰爭已不再局限於傳統的軍事對抗，而是延伸到政治、經濟、金融、文化、科技、資訊、法律、心理甚至生物等所有領域。其核心思想是「超越一切界限和限度的戰爭」，旨在透過多領域、非傳統手段，削弱對手，最終達到戰略目標。

「超限戰」的歷史例證：

• 冷戰時期的美蘇對抗 (20世紀中葉至末期)： 冷戰可謂是「超限戰」的早期縮影。美蘇兩大陣營避免直接軍事衝突，但卻在意識形態、軍備競賽、太空競賽、代理人戰爭、經濟制裁、文化輸出、間諜活動和心理戰等多個領域展開激烈較量。例如：
  • 經濟戰： 美國對蘇聯及其盟友實施技術禁運和經濟制裁。
  • 文化與心理戰： 透過廣播電台（如自由歐洲電台）向鐵幕國家傳播西方價值觀，煽動異議。
  • 科技戰： 美蘇在核武器、太空技術等領域的競賽，不僅是軍事實力展現，更是綜合國力的較量。
  • 代理人戰爭： 在朝鮮半島、越南、阿富汗等地扶持代理人進行區域衝突，避免直接開戰。 這些都體現了「超限戰」中「以非軍事手段達到軍事目的」的精髓。
• 當代的地緣政治博弈 (21世紀初至今)： 隨著全球化和資訊科技的發展，「超限戰」的概念在當代國際關係中變得更加顯著。
  • 網路攻擊與資訊戰： 國家級的駭客組織對關鍵基礎設施發動攻擊，竊取情報，散佈假資訊，影響他國選舉（例如對美國大選的干預指控）。
  • 經濟脅迫與貿易戰： 利用關稅、貿易壁壘、技術限制等手段，對他國經濟施加壓力，迫使其讓步（例如中美貿易戰）。
  • 法律戰與輿論戰： 透過國際法庭、聯合國等平台，以及控制媒體和社交網絡的輿論，爭奪國際話語權和影響力。
  • 滲透與影響力行動： 透過資助政治團體、控制關鍵產業、影響學術界和媒體等方式，在目標國家內部建立親己勢力，進行潛移默化的影響（例如影片中提到的控制港口設施和滲透學術界）。

三、「爛仔交」與「超限戰」的異同

特徵 / 概念	爛仔交 (流氓打架)	超限戰 (Unrestricted Warfare)
主體	個人、小團體、幫派	國家、國家級實體
目的	解決私人恩怨、爭奪小規模利益、洩憤	實現國家戰略目標、削弱或擊敗競爭對手
規模	局部、有限	全面、跨領域、全球性
手段	暴力、恐嚇、直接衝突，不擇手段	經濟、科技、文化、資訊、心理、法律、金融等所有非軍事手段，甚至結合軍事威懾
組織性	低，多為臨時起意或鬆散組織	高，經過精心策劃、系統部署和長期執行
規則	幾乎沒有，無視道德與法律	聲稱沒有任何規則和底線，超越傳統戰爭倫理與法律框架
影響	社會局部混亂、治安惡化，生命財產損失	國家綜合實力消長、地緣政治格局重塑、國際秩序變化

共同點： 兩者都存在「不守規則」和「不擇手段」的特徵，都追求達到自身目的而不受常規限制。在某些極端情況下，「爛仔交」的混亂與暴力性質也可能被「超限戰」的發動者所利用，作為削弱社會穩定的一種手段。

根本差異： 根本的區別在於其「戰略意圖」和「行為主體」。爛仔交是底層、自發性的衝突，其目的是短視而有限的；超限戰則是一種由國家意志驅動，為實現宏大政治目標而進行的、系統性、全方位的博弈。一個是街頭的無序衝動，另一個則是實驗室裡精心調配的致命毒藥。

結語

從歷史的視角看，「爛仔交」與「超限戰」揭示了人類衝突的兩極。前者是人類原始暴力衝動的體現，後者則是現代國家競爭的極致演繹。理解這兩種模式，有助於我們更全面地認識歷史上與當前世界中的衝突本質，從而更好地應對未來的挑戰。面對日益複雜的國際局勢，我們不僅需要警惕傳統軍事威脅，更要洞察那些隱蔽於各個領域，以非傳統方式進行的「無形之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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