永珍圍城戰：星座飯店下的烽火寮國

1960年12月，向來以佛教節慶與糯米酒聞名的「檀香之城」永珍（Vientiane），從寧靜的行政中心驟然轉變為冷戰對峙的暴力中心。這場發生於1960年12月13日至16日的永珍之戰，是數月政治動盪後的殘酷頂點，對陣雙方分別是中立派兼親共勢力，以及受美國支持的右翼軍隊。在這場混亂的核心，星座飯店（Constellation Hotel）成為了最具代表性的建築，它既是戰火襲擊的目標，也象徵著被捲入衝突者的避難所。

分裂的首都

這場衝突的導火線在於兩位軍事強人的權力爭奪：一位是在八月政變中控制首都的傘兵上尉貢勒（Kong Le），另一位則是在南部集結部隊、親美的實權人物富米·諾薩萬（Phoumi Nosavan）將軍。隨著中立派首相梭發那·富馬親王流亡柬埔寨，權力真空迅速被外國勢力填補。蘇聯發動大規模空運，向貢勒提供105毫米榴彈砲、120毫米迫擊砲及北越顧問支援。與此同時，富米將軍在美製坦克與泰國增援的掩護下向首都推進，旨在扶植文翁親王為新任領袖。

星座飯店：記者樞紐與砲火目標

在為期三天的圍城期間，星座飯店（外國媒體戲稱為「便秘飯店」）是國際新聞的情報中心。這座飯店由法裔華裔企業家莫里斯·卡瓦萊里（Maurice Cavalerie）經營，是當時報導這場「秘密戰爭」的外國記者的主要住所與通訊站。

隨著巷戰加劇，坦克在街道橫衝直撞，飯店直接淪為砲火目標。據記載，共有五枚砲彈擊中了這座搖晃的建築。飯店內部，婦女和兒童縮在吧台後哭泣，建築物隨之震動；屋頂的水箱被機槍擊穿，導致多間客房積水。儘管危急，卡瓦萊里仍堅持保護賓客，甚至在附近的美國大使館遭焚毀時，他依然是新聞工作者們的導師與朋友。

破壞與餘波

戰鬥將永珍變成了一片廢墟。迫擊砲彈擊中寺廟，身穿橘色袈裟的僧侶被迫躲在石佛像後尋求庇護。當富米將軍的部隊於12月16日奪回城市時，街道上佈滿了碎玻璃、變形的車輛以及估計200至600名遇難者的遺體。

雖然富米與文翁政權立即獲得了美國的承認並宣告勝利，但貢勒部隊撤退至戰略要地石缸平原（Plain of Jars），這僅預示著一場更長久、更具破壞性的鬥爭才剛開始。「寮國之戰」已從一場地方性的政變演變為持續十五年的漫長代理人戰爭。

莫里斯·卡瓦萊里：一位法國人眼中的1960年代老撾

1960年代的老撾，是一個懸在歷史邊緣的國度。這個內陸小國在大國角力之間求生：東有中國與越南，西連泰國與緬甸，而遠方的美國與蘇聯則在背後推動棋局。就在這動盪的時代，一位名叫 莫里斯·卡瓦萊里（Maurice Cavalerie） 的法國人，靜靜地見證了一段脆弱而深沉的和平。

他來到老撾時，法國殖民的旗幟早已降下。不同於前一代的殖民官員，卡瓦萊里不是為了統治，而是為了體驗與理解。他代表著那群懷舊卻覺醒的歐洲知識分子——被東方吸引，卻又意識到自己已不再是歷史的中心。

1960年代初的老撾，名義上中立，實際上分裂。王室派、共產派與中間派各據山河，外國勢力暗流湧動。卡瓦萊里身處其中，既關注政治局勢，也融入民間生活。他與僧侶對談，與官員飲茶，也走入市場與鄉村，觀察這個國家如何在冷戰的陰影下尋找自己的節奏。

他筆下的老撾充滿矛盾——外表寧靜，內裡緊繃。湄公河緩緩流過，年輕學子談論國家前途，婦女開始參與城市經濟；而天空上，不時掠過外國飛機的聲音。那是純真與警覺並存的時代。

卡瓦萊里的觀察記錄（雖不廣為人知）卻給後人留下生動畫面。他寫老撾不是戰場，而是一個有血有肉、有悲有笑的地方——人們懂得「活在當下」，即使命運無常，也以微笑面對世界的變化。這份淡然，也許正是老撾文化最深的力量。

當十年結束，戰火逐漸蔓延，卡瓦萊里離開了老撾，但他的見證仍存在於文字之中。他象徵著一種溫和的交流方式——不是主宰，也不是干預，而是一種理解與尊重。

在那個被意識形態撕裂的時代中，他用靜默的方式提醒世人：歷史的真實，不僅在戰爭與決策，也在那些用心觀察、以情感記錄的人身上。透過莫里斯·卡瓦萊里的眼，我們看見了一個被時代推擠的國家，一段即將消逝的單純，一種仍在尋找自我聲音的亞洲。

 

永珍之戰：夾在東西方之下的撕裂國家

永珍（Vientiane）又稱「檀香之城」，歷史上以其溫和的子民與佛教節慶聞名；然而在1960年12月，這裡淪為冷戰對峙的暴力舞台 。這場衝突代表了寮國兩大政治勢力的決定性對抗：親共左派與親美右派 。

衝突之路

自八月政變以來，這座行政首都一直由貢勒（Kong Le）上尉及其傘兵營控制 。當貢勒佔領城市時，該國其他大部分地區仍掌握在寮國強人——親美的富米·諾薩萬（Phoumi Nosavan）將軍手中 。當持中立立場的首相梭發那·富馬親王（Souvanna Phouma）放棄調停嘗試並逃往柬埔寨後，脆弱的和平隨之瓦解，留下了權力真空 。

升級與外援

雙方的戰線在外部利益的推動下不斷強化：

• 左派： 貢勒引進了2,000名共產黨巴特寮（Pathet Lao）游擊隊以增強守軍 。他從蘇聯大使亞歷山大·阿布拉莫夫（Aleksandr Abramov）處獲得了關鍵軍事裝備，包括105毫米榴彈砲、120毫米迫擊砲，以及教導寮國人使用新武器的北越顧問 。

• 右派： 富米·諾薩萬將軍在南部的沙灣拿吉（Savannakhet）組織了政治反擊，國民議會在當地任命文翁親王（Boun Oum）為新首相 。在美製坦克與武器的支援下，富米的部隊通過水路、步行與空運向永珍推進 。

永珍圍城戰

隨後而來的為期三天的戰鬥將首都變成了戰場。坦克在街道上四處開火，迫擊砲彈落在飯店、大使館與商店 。美國大使館被焚毀，星座飯店（Constellation Hotel）遭到砲擊，平民躲在吧台下哭泣 。在混亂中，難民隊伍沿著湄公河河岸逃往泰國尋求安全 。

戰爭的變幻莫測在街道上顯而易見；士兵們只要簡單地更換臂章顏色就能變換陣營——紅色代表貢勒派系，白色代表富米將軍 。

餘波與脆弱的勝利

到了週末，富米將軍的部隊奪回了控制權 。永珍滿目瘡痍，估計有200人死亡，街道上散布著瓦礫碎片與火葬的柴堆 。儘管文翁親王的新政府立即獲得了美國的支持，但這場勝利依然岌岌可危 。撤退的巴特寮部隊發布命令要求「強力發展游擊戰」，預示著雖然城市之戰已結束，但國家的鬥爭遠未平息 。

湄公河畔的低語：六十年代寮國的軍事與外交

 

湄公河畔的低語：六十年代寮國的軍事與外交

1960年代中期的寮國（老撾），其外交局勢如同湄公河的湍流般複雜多變。對於駐紮在永珍的外國使節而言，當時的任務是一場微妙的平衡：既要維持1962年《日內瓦協議》所規定的中立假象，又要應對這片土地日益成為冷戰大國博弈棋盤的現實。理論上寮國是一個中立國，但其領土卻與鄰近越南日益升級的衝突密不可分。

當時永珍的生活呈現出一種奇特的混合感：既有殖民時期的優雅餘韻，又籠罩著戰爭的陰影。外交官們穿梭於法式別墅與官方招待會之間，同時嚴密監控著發生在內陸地區的「秘密戰爭」。北越對胡志明小道的滲透以及美國勢力的深度介入，使得「中立」與其說是政治事實，不如說是外交上的修辭。對情報官員而言，成功取決於能否看透寮國皇室政府的內部內訌，以及地方強權之間不斷變換的效忠關係。

最終，那個時代展現了傳統外交的侷限性。儘管外交電報不斷，高層談判頻繁，寮國的自主權往往在鄰國與全球大國的戰略需求下被犧牲。對於當時在場的人員來說，他們見證了一個安靜而美麗的文化，如何在二十世紀地緣政治的冰冷機器下，被一點一滴地拆解。

以下為對 Sir Henry Miers 關於寮國外交服務口述歷史中具體實例：

1. 寮國中立地位中「愛麗絲夢遊仙境」般的荒誕特質

Miers 將當時的政治局勢描述為超現實的。雖然 1962 年的《日內瓦協議》規定了寮國的中立，但現實中政府是由右派、中立派和共產主義的「寮國愛國戰線」（巴特寮）組成的三方聯合。

• 衛兵細節的實例：即使衝突升級，巴特寮在永珍仍維持著外交存在。Miers 提到，巴特寮在市中心的一個大院裡派駐了一支武裝衛隊，這在本質上是一種「人質」般的存在，而與此同時，他們的同志正在山區與政府軍作戰。

• 蘇發努馮親王（Souvanna Phouma）因素：他強調蘇發努馮親王是不可或缺的「中立派」領袖，他像一座橋樑一樣連結著交戰派系與外國勢力，勉力維持著脆弱的聯盟。

2. 「秘密戰爭」的運作機制

該文件提供了英國大使館如何監控一場在官方立場上「不應存在」的戰爭之內幕。

• 胡志明小道：Miers 回憶北越軍隊如何沿著寮國的「狹長地帶」（Panhandle）南下。儘管北越政府否認其軍隊進入寮國，但英國外交官的任務是核實這些行動，以支持國際管制委員會（ICC）的報告。

• 深入內陸的任務：Miers 經常前往龍坡邦和沙灣拿吉等地。他提到乘坐小型飛機（通常是美國航空 Air America 或大陸航空服務公司）降落在偏遠的跑道，以便訪問難民或當地指揮官，收集有關北越駐軍的情報。

3. 動盪局勢中的外交生活

資料捕捉了高層地緣政治與平凡社交日常之間的奇特並置。

• 1966 年的大洪水：他生動地記敘了湄公河的一場大洪水，淹沒了永珍的大部分地區。外交官們不得不乘坐**獨木舟（pirogues）**在城市中穿梭。他描述了一種荒謬的現象：即使城市已完全沒入水中，正式的社交互動與日常生活仍照常進行。

• 政變文化：Miers 提到了軍事「動亂」的持續威脅。他回憶起城市有時會突然佈滿坦克，外交官們必須辨別這是一場全面的政變，還是僅僅是像馬濤（Thao Ma）這樣不滿的將領在「示威」。

4. 英國作為「共同主席國」的角色

由於英國是日內瓦會議的共同主席國（與蘇聯並列），大使館擁有特殊的地位。

• 與蘇聯的關係：Miers 指出與蘇聯大使館之間有趣的關係。儘管雙方是冷戰對手，但作為共同主席，他們必須維持一定程度的正式合作。然而，他觀察到蘇聯人的處境往往很尷尬，因為他們既要支持北越，又要官方性地維護寮國的中立。

• 與國際管制委員會（ICC）的互動：他提供了與委員會（由印度、加拿大和波蘭組成）合作的例子。他描述了其中的挫折：加拿大代表試圖調查違規行為，而波蘭代表（代表共產集團）則頻繁行使否決權或提交「少數意見報告」，以阻止任何指控北越的調查結果。

5. 社交動態與法國影響力

• 語言與文化：儘管美國勢力龐大，但法語仍是寮國精英階層的「通用語」。Miers 提到，對於任何想與寮國部長或龍坡邦國王進行深入對談的外交官來說，具備法語能力是必不可少的。

• 「永珍泡泡」：他描述了一個小而緊密的外交圈，每個人都對他人的事務瞭若指掌，情資往往是在「體育俱樂部」（Cercle Sportif）小酌時，或是在法式別墅的漫長晚宴中收集而來的。

大衛·邁爾斯爵士生平簡介

大衛·邁爾斯爵士（Sir Henry David Alastair Capel Miers，1937年1月10日生）是一位傑出的英國前外交官。他是 R.D.M.C. 邁爾斯上校之子，曾就讀於溫徹斯特公學與牛津大學，並於1961年正式進入英國外交部開啟其職業生涯。

1966年，他與伊梅爾達·瑪麗亞·艾米利亞·沃特斯（Imelda Maria Emilia Wouters）結婚，育有二子一女。其外交生涯跨越數十年，足跡遍及二十世紀地緣政治最動盪的地區。早期職務包括擔任聯合國大會報告官（1961-63年）以及駐東京外交官（1963-65年）。

其早期生涯中最引人注目的任命之一是派駐寮國永珍（1966-68年）。在印度支那「秘密戰爭」的高峰期，他擔任二等秘書，負責監控北越對胡志明小道的滲透，並在寮國王室政府複雜的「中立派」政治中斡旋。隨後，他返回倫敦擔任外交部政務次官的私人秘書。

邁爾斯爵士在其後期的職業生涯中擔任多項高級職務，包括：

• 駐巴黎（1972年）：正值歐洲一體化的重要時期。

• 駐德黑蘭（1977-79年）：以參贊身份親歷了伊朗伊斯蘭革命。

• 駐黎巴嫩大使（1983-85年）：當時正值黎巴嫩內戰期間。

• 駐希臘大使（1989-93年）及駐荷蘭大使（1993-96年）。

他因對國家的卓越貢獻，於1979年獲頒 CMG（聖米迦勒及聖喬治同袍勳章），並於1985年獲封 KBE（大英帝國爵級司令勳章）成為爵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