黑市親密：韓戰跨太平洋性經濟導讀

 黑市親密：韓戰跨太平洋性經濟導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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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貞敏（Jeongmin Kim）的《黑市親密：韓戰跨太平洋性經濟》（Black Market Intimacies: The Transpacific Sexual Economy of the Korean War，史丹佛大學出版社，2026）重新定義了我們理解韓戰的方式：它不僅是一場軍事衝突，更是東亞性別與商業交織的關鍵時刻。本書揭示韓國與日本女性與美軍士兵之間涉及金錢與物質的非法交易，如何在戰時與戰後為韓國與日本的區域經濟奠定物質基礎。金貞敏並非將這些交易視為戰爭的邊緣「副作用」，而是證明它們是後二戰東亞「美軍基地資本主義」形成的核心。

金貞敏是曼尼托巴大學歷史系助理教授，她挑戰傳統觀點，即黑市與性經濟位於正式經濟與法律結構之外。她追蹤交易性性行為與軍需商品市場如何緊密交織於官方軍事供應鏈、貨幣系統與佔領政策。透過韓語、日語、英語與美軍檔案的多語言史料，她拼湊出跨國日常交易網絡：韓國女性將駱駝牌毛毯與威士忌帶到首爾市場，沖繩女性交易美軍軍票，以及無數女性在性勞動與中介角色間穿梭，流通戰爭物資與貨幣。

她超越冷戰檔案將性經濟簡化為「賣淫」與「暴力」的框架，恢復女性勞動的活生生經驗——這種勞動對維持美軍存在與當地生計至關重要。《黑市親密》因此提供了一段「親密且全球」的韓戰史，迫使讀者重新思考在戰爭與佔領下，「性親密」與「市場經濟」之間被視為對立的關係。

本書也呼應歐洲相關研究，探討戰爭經濟、性別與軍事資本主義。例如：

• 被佔領的女性：性別、合作與抵抗在納粹佔領區（Claire Eldridge 與 Claire Langhamer 編輯），探討納粹佔領下女性身體與勞動的政治理化。

• 戰爭的代價：性、金錢與美國佔領德國（Maria Höhn），分析二戰後德國美軍基地周邊的性經濟。

• 愛、戰爭與境遇：二戰歐洲女性（Sarah Ansari 與 Elizabeth Buettner），追溯女性工作、親密與生存策略如何塑造戰時與戰後經濟。

• 佔領蘇聯境內的軍妓院（Laura J. Hilton 等），調查東歐二戰期間與戰後的國家管制性經濟。

這些歐洲研究與金貞敏共享對戰爭與佔領重塑性別勞動市場與親密關係的關切，儘管背景不同。它們顯示《黑市親密》是全球軍事主義親密經濟對話的一部分，連結東亞與二十世紀更廣泛的戰爭、性與資本主義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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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產主義：牛津非常短講——權力、承諾與警訊

 共產主義：牛津非常短講——權力、承諾與警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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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產主義仍然是現代世界最具影響力且最具爭議的思想之一，同時也是最常被誤解的概念之一。許多人仍只把它與「平等」口號或蘇聯解體聯繫在一起，卻看不清它其實是一套完整的政治意識形態與統治模式。本書《共產主義：牛津非常短講》以極其精煉的篇幅，將共產主義從理論到實踐的全貌清晰呈現，為讀者提供一本簡潔而全面的導讀。

本書的第一個特色，是拒絕把共產主義簡化為一種經濟制度。作者指出，共產主義其實是一套完整的政治世界觀，建立在「歷史必然性」的信念、「階級鬥爭」的敘事，以及對「革命」與「黨的領導」的正當化之上。透過梳理這條思想脈絡，讀者得以理解，為何共產主義能吸引如此多追隨者，又為何往往會演變成高度集權的政體。

同樣重要的是，作者清楚區分「理想的共產主義」與「現實的共產政權」。原本的共產主義強調解放與平等，但在歷史上，多數實踐案例卻走向一黨統治、國家全面控制社會與壓制異見。本書並非單純譴責這些政權，而是解釋理想與現實之間的落差是如何打開的，以及為何烏托邦式的願景常常滑向威權統治。

本書的核心，是對「權力集中」的深入剖析。作者細緻拆解共產體制如何以「人民」與「集體利益」為名，逐步壓縮個人自由，並建立難以監督與改革的政治結構。透過黨紀、意識形態、監控與宣傳等機制，共產主義往往將權力高度集中在少數領導者手中，使腐敗與濫權成為體制內在的風險，而非偶然的偏差。

本書的導論也為讀者預告了對冷戰後共產主義的討論。即使蘇聯與東歐多數國家解體，仍有幾個大國維持共產黨統治，並在實質上轉向國家資本主義或威權民族主義。作者展示了這些政權如何適應、生存與重塑自身，同時仍保留共產體制的核心特徵。

總體而言，這篇導論將共產主義定位為一種仍在演變的統治實驗，而不僅是過去的歷史遺產。《共產主義：牛津非常短講》既是一本歷史概覽，也是一則警訊：它邀請讀者理解共產主義理想背後的吸引力，同時保持高度警覺，認識到這些理想一旦轉化為制度，可能帶來的權力集中與壓迫風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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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珍圍城戰：星座飯店下的烽火寮國

1960年12月，向來以佛教節慶與糯米酒聞名的「檀香之城」永珍（Vientiane），從寧靜的行政中心驟然轉變為冷戰對峙的暴力中心。這場發生於1960年12月13日至16日的永珍之戰，是數月政治動盪後的殘酷頂點，對陣雙方分別是中立派兼親共勢力，以及受美國支持的右翼軍隊。在這場混亂的核心，星座飯店（Constellation Hotel）成為了最具代表性的建築，它既是戰火襲擊的目標，也象徵著被捲入衝突者的避難所。

分裂的首都

這場衝突的導火線在於兩位軍事強人的權力爭奪：一位是在八月政變中控制首都的傘兵上尉貢勒（Kong Le），另一位則是在南部集結部隊、親美的實權人物富米·諾薩萬（Phoumi Nosavan）將軍。隨著中立派首相梭發那·富馬親王流亡柬埔寨，權力真空迅速被外國勢力填補。蘇聯發動大規模空運，向貢勒提供105毫米榴彈砲、120毫米迫擊砲及北越顧問支援。與此同時，富米將軍在美製坦克與泰國增援的掩護下向首都推進，旨在扶植文翁親王為新任領袖。

星座飯店：記者樞紐與砲火目標

在為期三天的圍城期間，星座飯店（外國媒體戲稱為「便秘飯店」）是國際新聞的情報中心。這座飯店由法裔華裔企業家莫里斯·卡瓦萊里（Maurice Cavalerie）經營，是當時報導這場「秘密戰爭」的外國記者的主要住所與通訊站。

隨著巷戰加劇，坦克在街道橫衝直撞，飯店直接淪為砲火目標。據記載，共有五枚砲彈擊中了這座搖晃的建築。飯店內部，婦女和兒童縮在吧台後哭泣，建築物隨之震動；屋頂的水箱被機槍擊穿，導致多間客房積水。儘管危急，卡瓦萊里仍堅持保護賓客，甚至在附近的美國大使館遭焚毀時，他依然是新聞工作者們的導師與朋友。

破壞與餘波

戰鬥將永珍變成了一片廢墟。迫擊砲彈擊中寺廟，身穿橘色袈裟的僧侶被迫躲在石佛像後尋求庇護。當富米將軍的部隊於12月16日奪回城市時，街道上佈滿了碎玻璃、變形的車輛以及估計200至600名遇難者的遺體。

雖然富米與文翁政權立即獲得了美國的承認並宣告勝利，但貢勒部隊撤退至戰略要地石缸平原（Plain of Jars），這僅預示著一場更長久、更具破壞性的鬥爭才剛開始。「寮國之戰」已從一場地方性的政變演變為持續十五年的漫長代理人戰爭。

莫里斯·卡瓦萊里：一位法國人眼中的1960年代老撾

1960年代的老撾，是一個懸在歷史邊緣的國度。這個內陸小國在大國角力之間求生：東有中國與越南，西連泰國與緬甸，而遠方的美國與蘇聯則在背後推動棋局。就在這動盪的時代，一位名叫 莫里斯·卡瓦萊里（Maurice Cavalerie） 的法國人，靜靜地見證了一段脆弱而深沉的和平。

他來到老撾時，法國殖民的旗幟早已降下。不同於前一代的殖民官員，卡瓦萊里不是為了統治，而是為了體驗與理解。他代表著那群懷舊卻覺醒的歐洲知識分子——被東方吸引，卻又意識到自己已不再是歷史的中心。

1960年代初的老撾，名義上中立，實際上分裂。王室派、共產派與中間派各據山河，外國勢力暗流湧動。卡瓦萊里身處其中，既關注政治局勢，也融入民間生活。他與僧侶對談，與官員飲茶，也走入市場與鄉村，觀察這個國家如何在冷戰的陰影下尋找自己的節奏。

他筆下的老撾充滿矛盾——外表寧靜，內裡緊繃。湄公河緩緩流過，年輕學子談論國家前途，婦女開始參與城市經濟；而天空上，不時掠過外國飛機的聲音。那是純真與警覺並存的時代。

卡瓦萊里的觀察記錄（雖不廣為人知）卻給後人留下生動畫面。他寫老撾不是戰場，而是一個有血有肉、有悲有笑的地方——人們懂得「活在當下」，即使命運無常，也以微笑面對世界的變化。這份淡然，也許正是老撾文化最深的力量。

當十年結束，戰火逐漸蔓延，卡瓦萊里離開了老撾，但他的見證仍存在於文字之中。他象徵著一種溫和的交流方式——不是主宰，也不是干預，而是一種理解與尊重。

在那個被意識形態撕裂的時代中，他用靜默的方式提醒世人：歷史的真實，不僅在戰爭與決策，也在那些用心觀察、以情感記錄的人身上。透過莫里斯·卡瓦萊里的眼，我們看見了一個被時代推擠的國家，一段即將消逝的單純，一種仍在尋找自我聲音的亞洲。

 

永珍之戰：夾在東西方之下的撕裂國家

永珍（Vientiane）又稱「檀香之城」，歷史上以其溫和的子民與佛教節慶聞名；然而在1960年12月，這裡淪為冷戰對峙的暴力舞台 。這場衝突代表了寮國兩大政治勢力的決定性對抗：親共左派與親美右派 。

衝突之路

自八月政變以來，這座行政首都一直由貢勒（Kong Le）上尉及其傘兵營控制 。當貢勒佔領城市時，該國其他大部分地區仍掌握在寮國強人——親美的富米·諾薩萬（Phoumi Nosavan）將軍手中 。當持中立立場的首相梭發那·富馬親王（Souvanna Phouma）放棄調停嘗試並逃往柬埔寨後，脆弱的和平隨之瓦解，留下了權力真空 。

升級與外援

雙方的戰線在外部利益的推動下不斷強化：

• 左派： 貢勒引進了2,000名共產黨巴特寮（Pathet Lao）游擊隊以增強守軍 。他從蘇聯大使亞歷山大·阿布拉莫夫（Aleksandr Abramov）處獲得了關鍵軍事裝備，包括105毫米榴彈砲、120毫米迫擊砲，以及教導寮國人使用新武器的北越顧問 。

• 右派： 富米·諾薩萬將軍在南部的沙灣拿吉（Savannakhet）組織了政治反擊，國民議會在當地任命文翁親王（Boun Oum）為新首相 。在美製坦克與武器的支援下，富米的部隊通過水路、步行與空運向永珍推進 。

永珍圍城戰

隨後而來的為期三天的戰鬥將首都變成了戰場。坦克在街道上四處開火，迫擊砲彈落在飯店、大使館與商店 。美國大使館被焚毀，星座飯店（Constellation Hotel）遭到砲擊，平民躲在吧台下哭泣 。在混亂中，難民隊伍沿著湄公河河岸逃往泰國尋求安全 。

戰爭的變幻莫測在街道上顯而易見；士兵們只要簡單地更換臂章顏色就能變換陣營——紅色代表貢勒派系，白色代表富米將軍 。

餘波與脆弱的勝利

到了週末，富米將軍的部隊奪回了控制權 。永珍滿目瘡痍，估計有200人死亡，街道上散布著瓦礫碎片與火葬的柴堆 。儘管文翁親王的新政府立即獲得了美國的支持，但這場勝利依然岌岌可危 。撤退的巴特寮部隊發布命令要求「強力發展游擊戰」，預示著雖然城市之戰已結束，但國家的鬥爭遠未平息 。

 

幻滅理想的先知：吉拉斯如何預見「新階級」的失敗

米洛萬·吉拉斯（Milovan Djilas）被譽為「共產世界的先知」，他曾是南斯拉夫的高層革命家，後來成為該體制最深刻的內部批判者。他從堅定的信仰者轉變為異議人士，源於他意識到共產理想在其成功之時便已被背叛。

「新階級」的興起

吉拉斯最主要的貢獻在於揭露了「新階級」的存在。他主張共產革命推翻舊秩序後，並未如馬克思預測般消滅階級。相反地，它創造了一個由黨政官員組成的官僚集團，他們透過對國家的絕對控制權，變相擁有了生產資料。

• 目標的腐敗：這個新階級比他們所取代的資本家更加壓迫且貪汙腐化，因為他們擁有不受制衡的權力。

• 系統性的背叛：他們聲稱代表工人階級，實際上卻是透過剝削人民來維持自己的地位與特權。

• 制度化的不平等：在「平等」的偽裝下，統治精英與勞工階級之間的鴻溝反而日益擴大。

必然滑向集權主義

吉拉斯的警告與瑪格麗特·柴契爾等領導人的觀察不謀而合，即中央計劃必然導致人權的被壓制。

• 權力陷阱：當國家控制所有資源，它就獲得了掌控每個人生活的絕對權力。

• 異議的終結：為了保護中央計劃與「新階級」的利益，政權必須廢除言論自由並制度化恐懼感。

• 歷史的失敗：從史達林的大清洗到毛澤東的文化大革命，對生命與社會倫理的漠視，正是那種重視黨紀勝過個人尊嚴的體制下的必然結果。

吉拉斯總結認為，終結這種腐敗的唯一方法是終結一黨專政並還政於民——這一預言最終預示了東歐集團的瓦解。

湄公河畔的低語：六十年代寮國的軍事與外交

 

湄公河畔的低語：六十年代寮國的軍事與外交

1960年代中期的寮國（老撾），其外交局勢如同湄公河的湍流般複雜多變。對於駐紮在永珍的外國使節而言，當時的任務是一場微妙的平衡：既要維持1962年《日內瓦協議》所規定的中立假象，又要應對這片土地日益成為冷戰大國博弈棋盤的現實。理論上寮國是一個中立國，但其領土卻與鄰近越南日益升級的衝突密不可分。

當時永珍的生活呈現出一種奇特的混合感：既有殖民時期的優雅餘韻，又籠罩著戰爭的陰影。外交官們穿梭於法式別墅與官方招待會之間，同時嚴密監控著發生在內陸地區的「秘密戰爭」。北越對胡志明小道的滲透以及美國勢力的深度介入，使得「中立」與其說是政治事實，不如說是外交上的修辭。對情報官員而言，成功取決於能否看透寮國皇室政府的內部內訌，以及地方強權之間不斷變換的效忠關係。

最終，那個時代展現了傳統外交的侷限性。儘管外交電報不斷，高層談判頻繁，寮國的自主權往往在鄰國與全球大國的戰略需求下被犧牲。對於當時在場的人員來說，他們見證了一個安靜而美麗的文化，如何在二十世紀地緣政治的冰冷機器下，被一點一滴地拆解。

以下為對 Sir Henry Miers 關於寮國外交服務口述歷史中具體實例：

1. 寮國中立地位中「愛麗絲夢遊仙境」般的荒誕特質

Miers 將當時的政治局勢描述為超現實的。雖然 1962 年的《日內瓦協議》規定了寮國的中立，但現實中政府是由右派、中立派和共產主義的「寮國愛國戰線」（巴特寮）組成的三方聯合。

• 衛兵細節的實例：即使衝突升級，巴特寮在永珍仍維持著外交存在。Miers 提到，巴特寮在市中心的一個大院裡派駐了一支武裝衛隊，這在本質上是一種「人質」般的存在，而與此同時，他們的同志正在山區與政府軍作戰。

• 蘇發努馮親王（Souvanna Phouma）因素：他強調蘇發努馮親王是不可或缺的「中立派」領袖，他像一座橋樑一樣連結著交戰派系與外國勢力，勉力維持著脆弱的聯盟。

2. 「秘密戰爭」的運作機制

該文件提供了英國大使館如何監控一場在官方立場上「不應存在」的戰爭之內幕。

• 胡志明小道：Miers 回憶北越軍隊如何沿著寮國的「狹長地帶」（Panhandle）南下。儘管北越政府否認其軍隊進入寮國，但英國外交官的任務是核實這些行動，以支持國際管制委員會（ICC）的報告。

• 深入內陸的任務：Miers 經常前往龍坡邦和沙灣拿吉等地。他提到乘坐小型飛機（通常是美國航空 Air America 或大陸航空服務公司）降落在偏遠的跑道，以便訪問難民或當地指揮官，收集有關北越駐軍的情報。

3. 動盪局勢中的外交生活

資料捕捉了高層地緣政治與平凡社交日常之間的奇特並置。

• 1966 年的大洪水：他生動地記敘了湄公河的一場大洪水，淹沒了永珍的大部分地區。外交官們不得不乘坐**獨木舟（pirogues）**在城市中穿梭。他描述了一種荒謬的現象：即使城市已完全沒入水中，正式的社交互動與日常生活仍照常進行。

• 政變文化：Miers 提到了軍事「動亂」的持續威脅。他回憶起城市有時會突然佈滿坦克，外交官們必須辨別這是一場全面的政變，還是僅僅是像馬濤（Thao Ma）這樣不滿的將領在「示威」。

4. 英國作為「共同主席國」的角色

由於英國是日內瓦會議的共同主席國（與蘇聯並列），大使館擁有特殊的地位。

• 與蘇聯的關係：Miers 指出與蘇聯大使館之間有趣的關係。儘管雙方是冷戰對手，但作為共同主席，他們必須維持一定程度的正式合作。然而，他觀察到蘇聯人的處境往往很尷尬，因為他們既要支持北越，又要官方性地維護寮國的中立。

• 與國際管制委員會（ICC）的互動：他提供了與委員會（由印度、加拿大和波蘭組成）合作的例子。他描述了其中的挫折：加拿大代表試圖調查違規行為，而波蘭代表（代表共產集團）則頻繁行使否決權或提交「少數意見報告」，以阻止任何指控北越的調查結果。

5. 社交動態與法國影響力

• 語言與文化：儘管美國勢力龐大，但法語仍是寮國精英階層的「通用語」。Miers 提到，對於任何想與寮國部長或龍坡邦國王進行深入對談的外交官來說，具備法語能力是必不可少的。

• 「永珍泡泡」：他描述了一個小而緊密的外交圈，每個人都對他人的事務瞭若指掌，情資往往是在「體育俱樂部」（Cercle Sportif）小酌時，或是在法式別墅的漫長晚宴中收集而來的。

大衛·邁爾斯爵士生平簡介

大衛·邁爾斯爵士（Sir Henry David Alastair Capel Miers，1937年1月10日生）是一位傑出的英國前外交官。他是 R.D.M.C. 邁爾斯上校之子，曾就讀於溫徹斯特公學與牛津大學，並於1961年正式進入英國外交部開啟其職業生涯。

1966年，他與伊梅爾達·瑪麗亞·艾米利亞·沃特斯（Imelda Maria Emilia Wouters）結婚，育有二子一女。其外交生涯跨越數十年，足跡遍及二十世紀地緣政治最動盪的地區。早期職務包括擔任聯合國大會報告官（1961-63年）以及駐東京外交官（1963-65年）。

其早期生涯中最引人注目的任命之一是派駐寮國永珍（1966-68年）。在印度支那「秘密戰爭」的高峰期，他擔任二等秘書，負責監控北越對胡志明小道的滲透，並在寮國王室政府複雜的「中立派」政治中斡旋。隨後，他返回倫敦擔任外交部政務次官的私人秘書。

邁爾斯爵士在其後期的職業生涯中擔任多項高級職務，包括：

• 駐巴黎（1972年）：正值歐洲一體化的重要時期。

• 駐德黑蘭（1977-79年）：以參贊身份親歷了伊朗伊斯蘭革命。

• 駐黎巴嫩大使（1983-85年）：當時正值黎巴嫩內戰期間。

• 駐希臘大使（1989-93年）及駐荷蘭大使（1993-96年）。

他因對國家的卓越貢獻，於1979年獲頒 CMG（聖米迦勒及聖喬治同袍勳章），並於1985年獲封 KBE（大英帝國爵級司令勳章）成為爵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