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宋鼎革之變：域外史家論綱
夫唐宋之際，自八世紀末葉迄十三世紀初，華夏之邦，歷亘古未有之巨變。域外史家，尤以扶桑「京都學派」與歐美漢學巨擘，覃思精研，論述宏富，開人耳目，實增吾輩於歷史流變之識。
一、 內藤氏「宋代近世」之肇論
日本史學大家內藤湖南，於一九二二年首倡「宋代近世說」，以為大唐之末，中世之局已終；而大宋之興，近世之基乃立。
其論綱要者三：
政治之革： 門閥士族勢衰，君主之權益張，中央集權制益固。
社會之變： 庶族地主借科舉而興，代舊日世襲貴胄，階層流轉日盛。
文化之趨： 貴族之風轉為平民之雅（士人文化），濂洛關閩之學（理學）應運而生。
其弟子宮崎市定，踵其後，益重經濟轉型，謂宋代之近世，以商賈繁盛、分工精細、錢幣流通為要徵。
二、 西學漢儒之佐證與商榷
歐美漢學界，於此論多有採納，亦有發覆。
經濟之重論： 美人馬克·埃爾文（Mark Elvin）著《中國往昔之模式》，力倡唐宋鼎革乃經濟史之巨擘。詳述宋世技術之精進、工商之速興、都邑之繁華。然亦提出**「高水平陷阱」**之說，以釋宋後經濟何以未能持續突破。
士紳之研： 羅伯特·哈特韋爾（Robert Hartwell）之作影響尤甚，以煤鐵之產、財政治事之專、士大夫精英之流變，實證唐宋之變。強調地方經濟之勃發與統治階層社會基礎之更易。
科舉之思辨： 亦有學者如郝若貝（Robert Hymes），質疑科舉於社會升遷之效。以為科舉乃流之表，非流之因，其論足令人深思，引發辯駁。
三、 異議與反思之聲
然「唐宋變革論」雖宏大，亦受多方詰難：
西學之桎梏： 有謂此論或泥於歐羅巴「古世—中世—近世」之窠臼，強飾華夏之史。
連續性之辯： 論者或強調歷史之連綿不絕，謂唐之所蓄，宋乃大成；宋之所蘊，後世乃承，不宜截然斷之。又有杉山正明等，主張囊括遼、金、西夏等域，以多元中心之視角審視全局，毋囿於漢族一隅。
時序之疑： 有考證以為，若干被視作宋代特有之變（如土地私有、基層關係），或發於更早或更晚，其演進複雜，非一時之功。
結語
域外史家對唐宋變革之論，肇於內藤氏之「近世說」，繼以西學之精微考證，開闢宋史研究之新境。此論挑戰舊時史觀，敦促吾輩以開闊之胸襟，重察華夏歷史之殊異與常道。辯難雖未休止，然此跨文化之交流與互鑒，方為史學精進之本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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