藝術的絞肉機：當你的青春成了他人的神話
我們都愛看「成長」的故事，只要被掛在曬衣繩上供大眾觀賞的不是我們自己的內衣褲。紀錄片《給十九歲的我》引發的駭人爭議，撕下了紀錄片界那層溫文儒雅的面具，露出了冷酷的真相：在所謂「遠見導演」的眼裡，一個活生生的人，不過是等待加工的「素材」。
將此片與英國的《人生七年》（Up Series）相比，簡直是將一場慢火實驗比作一場高速車禍。阿普特（Michael Apted）鏡頭下的人尚有幾十年的時間去消化對攝影機的怨懟，而英華女學校的女孩們則是遭遇了令企業掠奪者都自嘆不如的「目標蔓延」（Mission Creep）。原本說好是校內籌款的「內部計畫」，轉眼間變成了商業大片。
校方的辯詞是「法律同意書」。這真是最犬儒的擋箭牌。十年前，當這些孩子還在換乳牙時，父母簽了字。但任何理解人性與歷史的人都知道，權力最喜歡那種超越時空限制的契約。拿2012年的簽名來為2023年的公開曝光辯護，這不叫「藝術勇氣」，這叫「法條霸凌」。
在香港電影金像獎上，聯合導演郭偉倫那句「先拍了再說，先剪了再說，先上映了再說」，聽起來不像藝術宣言，倒更像海盜的分贓黑話。這意味著只要「作品」夠偉大，受訪者的心理創傷只是必要的抵押品。在數位時代，這等同於終身監禁。不像《人生七年》的前輩們能消失在互聯網前的迷霧中，這些女孩的青春崩潰已被索引化、SEO化，永不磨滅。
歷史教訓告訴我們，那些宣稱在記錄「真相」的人，往往最不吝於為了敘事而犧牲個人。我們犧牲了私人靈魂的神聖性，換取一張觀看他人痛苦的前排門票，還美其名曰「歷史價值」。這不是紀錄片，這是一座高雅的全景監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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