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百年來勞工販運的「中轉站」——歷史的迴響與當代警訊

 

香港：百年來勞工販運的「中轉站」——歷史的迴響與當代警訊

近期兩名台灣大學生因海外高薪工作廣告，慘遭販運至柬埔寨從事詐騙，引發社會譁然。事件中提及他們先是前往香港「面試」，再被轉送柬埔寨。作為一名歷史學家，這則新聞讓我立刻聯想到香港自19世紀末以來，在華人勞工遷徙史中所扮演的，一個既是門戶又是「中轉站」的複雜角色——這條歷史的軌跡，在今日依然迴盪著令人不安的警訊。

自19世紀中葉以來，隨著全球經濟的變遷和帝國主義的擴張，「苦力貿易」興盛。當時的中國，飽受內憂外患，大量貧困人口被迫離鄉背井，遠赴海外尋求生計。而當時的香港，作為英國殖民下的自由港，以及地理上與中國大陸緊密相連的地理優勢，很自然地成為了這些勞工出洋的主要集散地和中轉站。

當時的香港，航運發達，歐美與東南亞的船隻頻繁停靠。許多招募者便利用這層便利，在香港設立據點，以看似誘人的高薪廣告，吸引來自廣東、福建等地的中國勞工。他們的目的地五花八門：遠至澳洲的礦場、北美洲與中美洲的鐵路建設工地、南美洲的種植園，近則遍布東南亞的礦區、農場和工廠。這些勞工通常被稱為「契約華工」（或稱「苦力」），他們在簽訂的契約中，往往面臨極為不利的條款，且鮮少理解其中風險。

歷史的陰影在於，這些看似「合法」的契約背後，往往掩蓋著實質上的勞工販運與剝削。許多華工在出發前就被扣押證件、限制人身自由；一旦抵達目的地，更是如同被囚禁的奴隸，被迫從事非人的勞動，生活條件惡劣，甚至遭受虐待。由於交通不便、債務纏身以及當地排華政策等種種因素，絕大多數的苦力終其一生都未能返回故鄉，客死異鄉。香港作為這條剝削鏈條上的一個關鍵節點，儘管本身並非剝削的主謀，卻無疑提供了「門戶之便」。

從歷史的角度回顧，香港作為一個「中轉站」的功能，有時合法，有時則遊走在法律和道德的邊緣。它既是通往「新世界」的希望之門，也成為了通往「苦難深淵」的渡口。今日，當我們看到李姓和林姓大學生被騙至香港後，再被轉運到柬埔寨的網路詐騙中心，遭受武裝看守、限制自由的遭遇，這無疑是對歷史的一種令人心痛的重演。只是昔日的勞工被送去礦場、農場，今日的受害者則被送去電信詐騙園區。

這起事件清晰地提醒我們：歷史的教訓不容遺忘。 香港在過去一個世紀中，曾是大量人口流動的通道，這其中包括了正常的移民，但也難免被不法分子利用，成為人口販運和剝削的「中間站」。儘管時代變遷，販運的形式從實體勞工轉變為網路詐騙，但其利用弱勢群體脫貧的渴望、虛假的高薪誘惑、以及對資訊不對稱的惡意利用，本質上與百年前的苦力貿易如出一轍。

當前正值暑假來臨，學生們求職心切，警方發出警告實屬必要。這不僅是對個人風險的警示，更是對香港這座城市在歷史長河中，所承載的複雜角色的一種無聲提醒。香港的歷史，確實為它賦予了「門戶」的起始角色，而我們應當從中汲取教訓，警惕歷史的「迴響」，避免悲劇再度上演。

智慧的迴響：基辛格與布熱津斯基論哈佛外籍生問題

 在歷史的長廊，兩位美國外交政策的巨擘——亨利·基辛格博士與茲比格涅夫·布熱津斯基教授，再次「相遇」於一場假設的對談中，他們凝視著當前的美國高等教育界，特別是哈佛大學外籍學生所面臨的複雜局面。

基辛格： (輕咳一聲，語氣沉穩) 茲比格納，你看，這哈佛校園裡關於外籍學生的爭議，尤其那些來自東方大國的年輕人，似乎已成為華盛頓與北京之間戰略競爭的新前線。學術自由與國家安全之間的平衡，從來都是微妙的藝術，而非科學。

布熱津斯基： (聲音略帶沙啞，語氣更為銳利) 亨利，你我深知，任何地緣政治的棋局都不會僅限於疆界與軍事。思想的交流、科技的傳播，甚至潛在的影響力滲透，從來都是大國博弈的一部分。美國的開放精神固然值得稱頌，但若因此而失去警惕，便是將自身置於危險之中。我曾多次警示，若不認清挑戰的本質，傲慢與輕忽將是最大的敵人。

基辛格： 的確，國家利益是最高的準則。我們不能無視某些國家利用學術通道，獲取敏感技術或進行情報活動的可能性。然而，美國的實力不僅在於其軍事實力，更在於其吸引全球頂尖人才的能力。若我們過於收緊，將這些潛在的盟友和思想家推向他處，長遠來看，對我們的軟實力亦是一種損害。外交從來都是在相互矛盾的選項中尋求最佳平衡。

布熱津斯基： 平衡固然重要，但底線必須清晰。我們不能讓所謂的「學術自由」成為某些政權進行知識產權盜竊或影響力操作的掩護。冷戰時期，我們對待蘇聯學生亦有其特定的規範。今日之中國，在某些方面，其地緣政治野心與意識形態的控制，較之當年的蘇聯有過之而無不及。我們應當吸引那些真正認同自由民主價值觀的學生，而非為潛在的對手提供便利。

基辛格： 但這也引出另一個問題：如何界定「潛在的對手」？過於寬泛的定義，可能導致我們在潛在的合作者中製造敵人。全球化已將世界緊密相連，即便我們關上大門，知識的流動也不會停止。更重要的是，讓這些年輕人親身體驗美國的社會與價值觀，本身就是一種長期的戰略投資。誰能說，若干年後，這些親身經歷過美國開放與活力的精英，不會在各自的國家中成為理解甚至親近我們的力量？

布熱津斯基： 當然，教育的長期影響力不可小覷。但同時，我們也必須清醒地認識到，這些來自特定背景的精英，其成長環境與思維模式，可能與我們的預期有所不同。我們不能僅憑一廂情願的「軟實力感化」來構建國家安全。重要的是，我們必須具備識別潛在風險的能力，並在必要時採取果斷行動。規則的制定應當精準且具體，避免泛化打擊，同時也絕不容許模糊不清的灰色地帶。

基辛格： 說到底，這歸結於我們是否擁有清晰的國家戰略。如果我們知道自己要往何處去，以及如何應對不同的力量，那麼對待外籍學生的政策，便只是這盤大棋中的一個子。若缺乏整體規劃，任何單點的調整都可能顧此失彼，甚至適得其反。歷史從未停止，複雜性是其常態，而清晰的戰略是應對混沌的唯一途徑。

布熱津斯基： (輕輕嘆息) 是啊，清晰的戰略。這似乎是我們這個時代最稀缺的商品。在一個充斥著短期主義和國內政治考量的世界裡，思考真正的大戰略，並堅持執行，其難度遠超你我在世時。哈佛的外籍生問題，不過是冰山一角，折射出更深層的戰略困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