電影裡的歷史盲區：為什麼古裝與移民片總是把複雜的現實拍成童話

 

電影裡的歷史盲區：為什麼古裝與移民片總是把複雜的現實拍成童話

如果你想看清當代影視作品如何把波瀾壯闊的歷史歲月簡化成廉價的情緒按摩，不必去管什麼影評人的誇讚，看看那些描繪華人下南洋的文藝電影就知道了。

以一個離散流亡的故事為例。主角為躲避國民黨抓丁而逃亡海外，這當作開端本無不可。但電影演到一九四九年之後，主角為什麼從此再也回不去家鄉，導演卻選擇集體失語。那段冷戰鐵幕的落下、大農村的一窮二白、大躍進與文革的血雨腥風，通通被當成空氣直接蒸發。於是，留在家鄉的老婆人生變成了一片空白，莫名其妙就老了，孩子莫名其妙就長大了，數十年的人間煉獄彷彿不曾存在。更荒謬的是，設定上妻子明明是地主的女兒，為了追求真愛跟窮小子私奔，但在後來的階級鬥爭與文革狂潮中，她家經歷了什麼？她作為地主階級的後代、叛逆私奔的女兒，面對整個時代的絞殺，其內心應該有著何等深邃、扭曲而複雜的心理張力，電影卻連一個眼神都懶得給。

這種歷史失格的毛病，到了南洋本地角色的塑造上更加變本加厲。片中的女主角謝南枝本該是個土生華人（峇峇娘惹），但電影硬生生把她拍得跟新客華人毫無二致，甚至成了男主角的附屬品。真正的土生華人擁有強烈的在地認同、獨特的文化主體性與自己的籍貫方言，對他們而言，「回唐山」根本是新客才有的鄉愁，土生華人是不會把中國當作理所當然的祖國的。電影卻把謝南枝不識漢字處理成一種可憐的「缺陷」，而她學習中文的「再華化」過程順理成章得像上美妝課一樣毫無掙扎。

更別提東南亞的華文教育之所以在當時遭到嚴厲打壓，是因為中共建政後，華文不幸與共產主義畫上了等號，再加上冷戰時期華文毫無經濟價值、各國正處於新國族主義建構期，推廣在地「國語」才是政治正確。然而電影裡的華語腔調，竟然是濃濃的當代北京腔，而不是夾雜著閩粵方言與南洋土語的時代原音。

最讓人如坐針針的，是電影裡那種滿溢出來的狹隘民族主義：非我族類，其心必異。主角在馬來亞被英國殖民者毆打（導演甚至穿越時空，讓本該在一九六〇年就死掉的主角活在連國名都還沒確立的馬來西亞），泰國警察全成了冷血壓迫者，甚至安排一個印度商人無緣無故縱火陷害。事實上，在東南亞的多元族群社會裡，同為底層移民的華人和印度人更多時候是互助通婚，大規模衝突多發生在不同籍貫的華人幫派或華人與原住民族群之間。主角把印度人打成重傷殘廢，竟然還對鏡頭說坐兩年牢很值得，這種「只要我有理，暴力就是正義」的粗暴意識形態，在大銀幕上簡直讓人尷尬癌發作。

人類演化了幾萬年，大腦始終習慣把世界二分為「我們這幫好人」和「外面那群壞人」，用簡單的敵我矛盾來規避現實的複雜。

然而，歷史從來不是一場非黑即白的英雄漫畫。真實的離散華人史，是一部充滿認同焦慮、政治夾縫、文化碰撞與血淚求生的悲喜劇。

下次當你走進戲院，看著那些把宏大歷史削骨去肉、只剩下廉價愛恨情仇的商業大片時，不妨想想那些被導演直接神隱的文革歲月與南洋風土。在這個世界上，最高級的謊言往往不是憑空捏造，而是用溫情脈脈的糖衣，把歷史最殘酷的複雜性剃得乾乾淨淨，只為了餵飽觀眾廉價的自戀。

香港：百年來勞工販運的「中轉站」——歷史的迴響與當代警訊

 

香港：百年來勞工販運的「中轉站」——歷史的迴響與當代警訊

近期兩名台灣大學生因海外高薪工作廣告，慘遭販運至柬埔寨從事詐騙，引發社會譁然。事件中提及他們先是前往香港「面試」，再被轉送柬埔寨。作為一名歷史學家，這則新聞讓我立刻聯想到香港自19世紀末以來，在華人勞工遷徙史中所扮演的，一個既是門戶又是「中轉站」的複雜角色——這條歷史的軌跡，在今日依然迴盪著令人不安的警訊。

自19世紀中葉以來，隨著全球經濟的變遷和帝國主義的擴張，「苦力貿易」興盛。當時的中國，飽受內憂外患，大量貧困人口被迫離鄉背井，遠赴海外尋求生計。而當時的香港，作為英國殖民下的自由港，以及地理上與中國大陸緊密相連的地理優勢，很自然地成為了這些勞工出洋的主要集散地和中轉站。

當時的香港，航運發達，歐美與東南亞的船隻頻繁停靠。許多招募者便利用這層便利，在香港設立據點，以看似誘人的高薪廣告，吸引來自廣東、福建等地的中國勞工。他們的目的地五花八門：遠至澳洲的礦場、北美洲與中美洲的鐵路建設工地、南美洲的種植園，近則遍布東南亞的礦區、農場和工廠。這些勞工通常被稱為「契約華工」（或稱「苦力」），他們在簽訂的契約中，往往面臨極為不利的條款，且鮮少理解其中風險。

歷史的陰影在於，這些看似「合法」的契約背後，往往掩蓋著實質上的勞工販運與剝削。許多華工在出發前就被扣押證件、限制人身自由；一旦抵達目的地，更是如同被囚禁的奴隸，被迫從事非人的勞動，生活條件惡劣，甚至遭受虐待。由於交通不便、債務纏身以及當地排華政策等種種因素，絕大多數的苦力終其一生都未能返回故鄉，客死異鄉。香港作為這條剝削鏈條上的一個關鍵節點，儘管本身並非剝削的主謀，卻無疑提供了「門戶之便」。

從歷史的角度回顧，香港作為一個「中轉站」的功能，有時合法，有時則遊走在法律和道德的邊緣。它既是通往「新世界」的希望之門，也成為了通往「苦難深淵」的渡口。今日，當我們看到李姓和林姓大學生被騙至香港後，再被轉運到柬埔寨的網路詐騙中心，遭受武裝看守、限制自由的遭遇，這無疑是對歷史的一種令人心痛的重演。只是昔日的勞工被送去礦場、農場，今日的受害者則被送去電信詐騙園區。

這起事件清晰地提醒我們：歷史的教訓不容遺忘。 香港在過去一個世紀中，曾是大量人口流動的通道，這其中包括了正常的移民，但也難免被不法分子利用，成為人口販運和剝削的「中間站」。儘管時代變遷，販運的形式從實體勞工轉變為網路詐騙，但其利用弱勢群體脫貧的渴望、虛假的高薪誘惑、以及對資訊不對稱的惡意利用，本質上與百年前的苦力貿易如出一轍。

當前正值暑假來臨，學生們求職心切，警方發出警告實屬必要。這不僅是對個人風險的警示，更是對香港這座城市在歷史長河中，所承載的複雜角色的一種無聲提醒。香港的歷史，確實為它賦予了「門戶」的起始角色，而我們應當從中汲取教訓，警惕歷史的「迴響」，避免悲劇再度上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