顯示具有 國家安全 標籤的文章。 顯示所有文章
顯示具有 國家安全 標籤的文章。 顯示所有文章

2025年9月29日 星期一

從密碼學到議會:曼寧厄姆-布勒女男爵(Baroness Manningham-Buller)的非凡職業生涯

 

🕰️ 從密碼學到議會:曼寧厄姆-布勒女男爵(Baroness Manningham-Buller)的非凡職業生涯

曼寧厄姆-布勒女男爵(Baroness Eliza Manningham-Buller)——前英國軍情五處(MI5)處長、現任上議院終身貴族——她的職業生涯以應對 20 世紀末和 21 世紀初最嚴峻的安全與科學挑戰而聞名。她的歷程,從教學到英國情報界的高峰,再轉向醫學科學領域,為公眾服務、國家安全和全球威脅提供了獨特的視角。


情報世家的傳承

女男爵的道路受到了她家庭在政府和情報背景的微妙影響。她的父親曾擔任哈羅德·麥克米倫政府的檢察總長,但或許更不尋常的是,她的母親在二戰期間從事秘密情報工作:她飼養信鴿。這些信鴿被空投到被佔領的法國,將綁在腳踝上的情報帶回。其中一隻信鴿後來被記錄為帶回了關於德國 V2 飛彈 Peenemünde 試驗場 的關鍵情報,這隻鳥也因此獲得了「狄更獎章」(Dickin Medal)。


在軍情五處的三個十年:從愛爾蘭共和軍到 9/11

曼寧厄姆-布勒女男爵的職業生涯主要集中在她在軍情五處(MI5)的 33 年任期

  • 初期與愛爾蘭共和軍(IRA): 她於 1974 年加入該部門,最初誤以為自己是加入了國防部的獨立部門。一個關鍵的早期職務是在 1992 年,她從華盛頓特區被召回,開始一個新的部門,專注於收集愛爾蘭共和軍臨時派(Provisional IRA)在英國本土活動的情報。她注意到警方對職責轉移最初的不滿,但強調了她的組織在「和平進程」中所扮演的角色,包括鼓勵政府並了解共和軍臨時派的意圖。

  • 危機中的領導力: 她於 1997 年至 2002 年擔任副處長,隨後於 2002 年至 2007 年擔任處長。她的處長任期涵蓋了伊斯蘭恐怖主義不斷升級的時期。她在 9/11 僅一年後上任,她和她的同事們抽象地「預料」到了這一事件,但其規模是前所未有的。

  • 法治原則: 在整個職業生涯中,她強調了法治在情報工作中的極端重要性。儘管她承認過去在北愛爾蘭犯下的錯誤,但她堅稱法律框架是「進行情報工作的基礎」,確保侵犯個人隱私的權力受到管制、授權、相稱且必要。

全球安全中的決定性時刻

女男爵的經驗為重要的歷史事件提供了獨特的見解:

  • 古巴導彈危機 vs. 1983 年: 儘管許多人認為古巴導彈危機是冷戰中最危險的時刻,但她強調了 1983 年 的風險,當時俄羅斯人將北約的一次演習誤解為一次先發制人的核打擊。她認為,來自俄羅斯人的情報,以及「解開演習、化解局勢」的能力,避免了一場可能發生的災難性核戰爭。

  • 洛克比空難(1988 年): 她密切參與了洛克比空難的調查,在悲劇發生後不久就在當地一所學校設立了情報小組。她為調查的最終結論進行了辯護,指出了確鑿的證據:從炸彈中回收的一個電路板來自一批賣給利比亞人的貨物,而從爆炸地點附近回收的衣物則指向了馬耳他的關聯。


新威脅:氣候、中國與科技

離開軍情五處後,女男爵擔任 威爾康信託基金會 的主席,專注於科學和全球健康,將注意力轉向現代威脅:

  • 氣候變化: 她認為氣候變化是 英國面臨的最大威脅,預測其對水資源、疾病、食物短缺和大規模移民的影響將是巨大且破壞穩定的。

  • 軟實力受損: 在應對中國的全球影響力(如「一帶一路」倡議)時,她警告說,西方削減對外援助和退出世界,正在製造一個真空。她認為,軟實力——透過英國廣播公司國際頻道(BBC World Service)、援助以及排雷慈善機構——對於維持影響力至關重要,可以防止競爭對手趁虛而入。

  • 科技的黑暗面: 她對「互聯網上的恐怖」表達了深切的憂慮,特別是兒童能在手機上接觸到關於酷刑和謀殺等令人震驚的圖像,這引發了人們對發育未完全的心靈可能受到的影響的深刻擔憂。


2025年6月6日 星期五

智慧的迴響:基辛格與布熱津斯基論哈佛外籍生問題

 在歷史的長廊,兩位美國外交政策的巨擘——亨利·基辛格博士與茲比格涅夫·布熱津斯基教授,再次「相遇」於一場假設的對談中,他們凝視著當前的美國高等教育界,特別是哈佛大學外籍學生所面臨的複雜局面。

基辛格: (輕咳一聲,語氣沉穩) 茲比格納,你看,這哈佛校園裡關於外籍學生的爭議,尤其那些來自東方大國的年輕人,似乎已成為華盛頓與北京之間戰略競爭的新前線。學術自由與國家安全之間的平衡,從來都是微妙的藝術,而非科學。

布熱津斯基: (聲音略帶沙啞,語氣更為銳利) 亨利,你我深知,任何地緣政治的棋局都不會僅限於疆界與軍事。思想的交流、科技的傳播,甚至潛在的影響力滲透,從來都是大國博弈的一部分。美國的開放精神固然值得稱頌,但若因此而失去警惕,便是將自身置於危險之中。我曾多次警示,若不認清挑戰的本質,傲慢與輕忽將是最大的敵人。

基辛格: 的確,國家利益是最高的準則。我們不能無視某些國家利用學術通道,獲取敏感技術或進行情報活動的可能性。然而,美國的實力不僅在於其軍事實力,更在於其吸引全球頂尖人才的能力。若我們過於收緊,將這些潛在的盟友和思想家推向他處,長遠來看,對我們的軟實力亦是一種損害。外交從來都是在相互矛盾的選項中尋求最佳平衡。

布熱津斯基: 平衡固然重要,但底線必須清晰。我們不能讓所謂的「學術自由」成為某些政權進行知識產權盜竊或影響力操作的掩護。冷戰時期,我們對待蘇聯學生亦有其特定的規範。今日之中國,在某些方面,其地緣政治野心與意識形態的控制,較之當年的蘇聯有過之而無不及。我們應當吸引那些真正認同自由民主價值觀的學生,而非為潛在的對手提供便利。

基辛格: 但這也引出另一個問題:如何界定「潛在的對手」?過於寬泛的定義,可能導致我們在潛在的合作者中製造敵人。全球化已將世界緊密相連,即便我們關上大門,知識的流動也不會停止。更重要的是,讓這些年輕人親身體驗美國的社會與價值觀,本身就是一種長期的戰略投資。誰能說,若干年後,這些親身經歷過美國開放與活力的精英,不會在各自的國家中成為理解甚至親近我們的力量?

布熱津斯基: 當然,教育的長期影響力不可小覷。但同時,我們也必須清醒地認識到,這些來自特定背景的精英,其成長環境與思維模式,可能與我們的預期有所不同。我們不能僅憑一廂情願的「軟實力感化」來構建國家安全。重要的是,我們必須具備識別潛在風險的能力,並在必要時採取果斷行動。規則的制定應當精準且具體,避免泛化打擊,同時也絕不容許模糊不清的灰色地帶。

基辛格: 說到底,這歸結於我們是否擁有清晰的國家戰略。如果我們知道自己要往何處去,以及如何應對不同的力量,那麼對待外籍學生的政策,便只是這盤大棋中的一個子。若缺乏整體規劃,任何單點的調整都可能顧此失彼,甚至適得其反。歷史從未停止,複雜性是其常態,而清晰的戰略是應對混沌的唯一途徑。

布熱津斯基: (輕輕嘆息) 是啊,清晰的戰略。這似乎是我們這個時代最稀缺的商品。在一個充斥著短期主義和國內政治考量的世界裡,思考真正的大戰略,並堅持執行,其難度遠超你我在世時。哈佛的外籍生問題,不過是冰山一角,折射出更深層的戰略困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