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倫貴族的中國象牙塔：福爾敦勳閣下是如何一手催生香港中文大學的

 

英倫貴族的中國象牙塔：福爾敦勳閣下是如何一手催生香港中文大學的

如果你想看清近代殖民地歷史上那種讓人莞爾的黑色幽默，不必去翻什麼深奧的政治檔案，看看香港中文大學是怎麼誕生的就知道了。

在英國殖民統治香港的漫長歲月裡，高等教育長期由英式、全英語教學的香港大學獨佔鰲頭。然而，一場由英國人操刀的教育革命卻在六零年代悄然成形。英國學者、薩塞克斯大學校長約翰·福爾敦（Lord John Fulton）應香港政府邀請，成了中大名正言順的總設計師。他先後發表了影響深遠的《福爾敦報告書》，建議將崇基、新亞、聯合三所專上學院合併為聯邦制大學，更破天荒地提倡以中文作為主要教學語言，大力推動中華文化與學術研究。一九六三年，中大正式立法開學；一九七六年他又重返香港進行體制重組。直到今天，中大學子每天在校園裡的「富爾敦樓」進出，或許很少人會去細想：這座華文高等教育的重鎮，竟然是由一位英國貴族親手畫出藍圖的。

人類演化了幾萬年，遠古部落向來靠著嚴格的族群邊界與獨特的語言符號來辨識敵我，對外來文化的入侵本能性地充滿戒備。

然而，現代帝國史卻充滿了這種絕妙的諷刺。統治者往往得靠著外來的官僚與遠方的學者，來替地方社會搭建保存本土文化與民族認同的舞台。大英帝國當年運籌帷幄時，大概沒料到自己一手推動、融合中西的聯邦制大學，日後會成為孕育在地主體意識與知識份子的核心搖籃。

歷史是一座由無數「帝國親手搭建掘墓工具」的荒誕劇堆起來的檔案館。強權以為自己只是在做行政管理與教育佈局，卻沒想到體制一旦落地生根，便有了自己的靈魂與生命。

下次當你漫步在綠樹成蔭的大學校園裡，看著以英國勳爵命名的建築，卻講著最地道的中文時，不妨想想福爾敦的故事。在這個世界上，歷史最耐人尋味的地方正在於此：有時候，為了留下真正的文明遺產，帝國不得不親手把鑰匙交給未來。

教會大學的浴火重生——從中國內地到香港與臺灣的信仰傳承

 

教會大學的浴火重生——從中國內地到香港與臺灣的信仰傳承

1949年後，中國大陸政權更迭，教會大學被全面收歸國有，外籍教師被迫離開。這些原本由美國、英國與歐洲宗派創辦的學府，如聖約翰大學、燕京大學、東吳大學、金陵大學與輔仁大學等，曾是近代中國教育、醫學與社會思想的重要中心。隨著局勢劇變，美國的「中國基督教大學聯合董事會」(United Board for Christian Higher Education in Asia) 為了保存這些學校的人文精神與教育使命，於五〇年代初在臺灣與香港協助復校與重建。

在臺灣，由南京金陵大學（University of Nanking）、金陵女子大學（Ginling College）、上海聖約翰大學（St. John’s University）、之江大學（Chekiang University）、東吳大學（Soochow University）等師生共同努力下，於1954年在台北創立了**東吳大學（Soochow University）與輔仁大學（Fu Jen Catholic University）**兩所教會大學。前者由美國監理會與衛理公會支持，延續「知行合一」及「敬主愛人」的校訓；後者由天主教會重建，繼承北京輔仁的學術精神與宗教教育理想。兩校皆以私立身份復校，成為戰後台灣高等教育發展的重要支柱。

同時，在香港，美國傳教士及中國基督教教育界人士於1951年成立崇基學院（Chung Chi College），以接納自中國各地來港的教會大學師生。崇基融合了多所教會學府的傳統，包括燕京大學、華西協和大學、之江大學、金陵大學、華南女子文理學院等，遂成為香港中文大學的重要書院之一。它延續了基督教教育中對人格與信仰的重視，也在殖民地教育體系中開創本土化的知識空間。

無論是在臺北的東吳與輔仁，還是在香港的崇基，這些教會大學在流離與重建的歷程中，展現了非凡的韌性。它們不僅重拾學術自由，也為戰後華人世界提供了道德導向與國際視野。正如聖經所言，信仰與知識並非對立，而是在磨難中彼此印證──教會大學的存續，正是這股信念的歷史見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