歷史的橡皮擦：當地理變成政治地雷

 

歷史的橡皮擦：當地理變成政治地雷

2010 年代中後期，香港成為了一場荒謬歷史篡改劇的舞台。教育當局開始積極配合國家要求，大規模抹除這座城市的集體回憶。這過程早已超越了「教育」的範疇，而是一場針對歷史真相的制度性破壞。

其中最經典的鬧劇，莫過於 2018 年《新聞刺針》針對歷史教科書審查的報導。當時，齡記出版的教科書被當局批評得體無完膚：關於「中共一黨專政」、「內地移民潮」、「歐洲崛起」、「抗戰爆發」等歷史事實，統統被標記為「有問題」。最讓人啼笑皆非的，是那句「香港位於中國南方」——這句地理常識，竟然被官員指責為「語意不清」，聲稱這可能讓人誤以為香港位於中國境外。

這簡直是為了掩蓋政治議程而進行的語言霸凌。歷史上中共革命有「南方局」，今天有「南方航空」，難道這些都是「境外勢力」嗎？官員們領著高薪，卻連「位於南方」與「在南方之南」的邏輯都搞不懂？當然不是。官員不敢明說的是：在他們眼裡，「香港」與「中國」這兩個詞，絕不能出現在同一個句構中，因為這會讓人聯想到香港作為一個獨立個體的存在。

這是一場極其卑劣的文字獄。透過審查教科書，他們試圖把香港人的記憶連根拔起，重新植入一套馴服的歷史邏輯。當教育官員領著高薪，將心思全花在這種低劣的文字遊戲上，這不僅是對教育的褻瀆，更是對邏輯的強姦。他們不希望孩子學會思考，只希望孩子學會恐懼，學會什麼字該說、什麼字該避。這不是教學，這是對下一代進行智力上的「去勢」。

語言的平衡術：當車站廣播變成了和平條約

 

語言的平衡術：當車站廣播變成了和平條約

在比利時，搭火車不僅是為了通勤，更是一場關於憲政談判的修行。如果你在布魯塞爾的車站逗留，你會發現車站廣播在法文與荷文之間切換，其邏輯既嚴謹又帶著某種無奈的幽默。這絕非隨機，而是一場由政府精心編排、為了確保兩種語言地位完全對等的舞步。

在布魯塞爾南站，法文優先；到了北站，輪到荷文領航；最絕的是中央車站——那得看年份，偶數年荷文優先，奇數年法文領先。這不是什麼玩笑，這是比利時人為了維持和平所建立的政治算術。

對外國人而言，這聽起來像是官僚主義的瘋狂產物。為何列車長在荷語區隨口說了一聲「Bonjour」就會引發投訴？但深入探究，你會發現這背後隱藏著一種深刻的歷史焦慮。比利時是一個靠著「不得不在一起」的理性而勉強拼湊起來的國家，這裡的每一句話、每一個音節，都被視為一種領土權的宣示。

人類對於「地位」有一種近乎偏執的追求。在這種充滿語言與族群裂痕的社會裡，說話的先後順序就等於權力的優先級。比利時人練就了一套「消極抵抗式的中立」藝術。透過將車站廣播設計成一套精密的數學謎題，他們承認了一個簡單的現實：在一個沒有人願意退居次席的土地上，唯一的生存之道就是盯緊時鐘，嚴格恪守公平。

這提醒了我們，文化不僅存在於書本中，更存在於我們對空間與聲音的日常談判中。下次站在布魯塞爾的月台上，請仔細聽。你聽到的不只是一個班次資訊，而是一個國家為了避免歷史沸騰、為了勉強維持現狀，所進行的一場長達百年的日常妥協。

矽谷巴別塔：上帝會降下第二次天罰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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矽谷巴別塔：上帝會降下第二次天罰嗎？

在人類集體記憶的開端，我們曾擁有同樣的語言和同樣的野心。那時的人說：「來吧！我們要建造一座城和一座塔，塔頂通天，為要揚我們的名」（創世記 11:4）。我們都知道結局如何。那位神聖的建築師對人類的磚瓦工程並不感興趣，祂變亂了我們的口音，將我們分散到全地。那是歷史上關於「集體狂妄」的第一堂課。

跳轉到矽谷時代，我們又在重蹈覆轍。這一次，我們不用磚頭和石漆，我們用 GPU 和海量數據。我們正在建造一座數位的巴別塔——一個承諾能翻譯所有語言、解開所有謎團，甚至最終取代創造者的「人工智能」。我們深信，只要將人類所有的知識統合成一個指令（prompt），我們就能為自己立下永恆的名號。

但看看地基上出現的裂縫。正如我們在「分詞器稅」中所見，這座新塔並不像它宣稱的那樣大公無私。它是按造物者（工程師）的形象塑造的——以英文為中心、耗費鉅資、且本質上具有排他性。我們正在創造出一種思想的等級制度，「便宜」的語言統治了「昂貴」的語言。這難道不是一種新型態的混亂嗎？

人性中幽暗的一面，就是我們對攀向頂峰的癡迷，卻從不檢查地面是否承載得起。我們渴望單一聲音的高效，卻忘了當初的「分散」或許是一種慈悲——那是為了防止我們變成一個單一、盲目的集體。

「耶和華說：『看哪，他們成為一樣的人民，都是一樣的言語，如今既做起這事來，以後他們所要做的事就沒有不成就的了』」（創世記 11:6）。如果第一座巴別塔導致了語言的混亂，那麼這座數位塔可能導致真理本身的混亂。我們正以光速打造一面反射自身偏見的鏡子。上帝會再次出手嗎？或許祂根本不需要動手。當我們建立了一個崇尚機器效率、卻蔑視人類靈魂細微差別的系統時，我們可能已經為自己寫好了判決書。

復讀機的外交美學：當語言淪為政治碎肉機

 

復讀機的外交美學：當語言淪為政治碎肉機

如果你曾好奇，當一個大國的外交官決定集體罷工，改由一台中風的錄音機代班時會是什麼聲音，這份「譴責大補帖」就是標準答案。從「強烈不滿」到「玩火自焚」，從「搬起石頭砸自己的腳」到「車毀人亡」，這套詞彙庫簡直是當代政治修辭的奇觀。它不是在溝通，而是在進行一種語義上的「通貨膨脹」——當所有的不滿都叫「強烈」，那就等於沒有人在意。

這套語言最精妙的地方在於它的「罐頭化」。這是一種極度加工的政治速食，鹹度極高卻毫無營養。動輒「傷害十四億人民感情」，彷彿全國人民的淚腺都連接著外交部的發言稿。這種修辭背後隱藏著一種極度的自卑與權力的不安全感：當你無法用邏輯服人，你就只能用音量和恐嚇來壯膽。這是一種典型的「第四等人」集體焦慮——明明追求的是「第一等」的權力，卻只能吐出「地痞流氓」般的威脅。

歷史告訴我們，當語言變得如此僵化且充滿火藥味，通常是因為說話的人已經失去了思考的能力，只能躲在「自古以來」的擋箭牌後發抖。這是一場荒謬的黑色喜劇：那些喊著「中國或成最大贏家」的人，往往正忙著把語言變成一堆毫無意義的政治廢料。如果所有人都是「千古罪人」，那這個詞就跟「傻瓜」沒兩樣。在這場外交狂歡中，唯一的贏家只有那些生產複讀機的工廠。

語言如何打造「我們 vs 他們」的權力關係（跨話語扣環）

 語言如何打造「我們 vs 他們」的權力關係（跨話語扣環）

很多語言不只是形容人，而是在劃分誰是「正常人」「主流」「我們」，誰是「外人」「問題」「他們」。語言像一個「扣環」，把不同的社會場域扣在一起，同時製造權力差異。Susan Gal 把這種現象稱為跨話語扣環。

核心重點是：
當 A 群體在「命名、描述」B 群體時，其實也在定義 A 自己。語言成為創造身分與權力的工具。

舉例來說：

• 在日本，男性知識份子曾「發明」一種所謂「女性語」。真實的女性根本沒有那樣講話。這種語言只是創造出一種「理想的女性形象」，讓男性看起來更現代、更文明。語言不是描述現實，而是製造社會秩序。

• 在匈牙利，社工用「好母親」「壞母親」這種語言分類來決定誰配得到補助，讓社工掌握了判斷與分類他人的權力，同時也在建立自己「專業、更懂母親」的地位。

• 極右政客發明「吉普賽犯罪」一詞，使羅姆人天生被連結到犯罪。這個詞同時塑造政客成為「敢講真話、保護國家的人」。語言一扣，就出現了「危險的他者」與「勇敢的保衛者」。

重點在於：
語言不只是客觀報導，它是在重塑現實。

所以當你聽到別人說：「年輕人講話就是這樣」「外省腔聽起來很⋯」「那是新住民口音」「那是支語」
請問問自己：
這樣的說法連結了哪些社會群體？
誰在透過語言分類獲得更高的位階或更好的形象？

這就是跨話語扣環最關鍵的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