昂貴的廢紙：當建築碩士去送外賣

 

昂貴的廢紙：當建築碩士去送外賣

在人類演化的漫長劇場裡，我們正上演著一齣關於「資源錯配」的黑色喜劇。幾十年來，社會集體恐嚇下一代：碩士學位是生存的終極利器，是現代版的獵矛。結果現在，我們看到成千上萬的高等靈長類動物，手裡攥著昂貴的羊皮紙卷，像飢餓的狼群一樣，爭奪一塊乾癟的骨頭：一個偏遠小縣城的基層公職。

官方語境是一場精彩的修辭體操。在那套邏輯裡，只要你一個禮拜送過一件快遞，或者開一小時的滴滴，你就不算「失業」，你叫「靈活就業」。這是一個多麼溫柔的委婉語，把為了生存的掙扎美化成了一種生活的彈性。這就像是把一個翻船的船員，稱為「靈活的航行者」。

歷史告訴我們，當一個文明產出的「精英預備軍」遠遠超過「精英職位」時，社會結構的邊緣就會開始崩潰。當頂尖名校的建築系研究生，以八百比一的比例去搶一個平庸的行政崗位，這不只是行業的寒冬，這是神話的幻滅。那隻所謂的「金飯碗」不只是裂了，它正被熔掉來付房租。

數據背後的真相更為諷刺。透過剔除農村青年和那些乾脆「躺平」的人口，官方維持著那抹粉飾太平的 16.9%。但如果把那三億在城裡找不到活的農民工，以及躲回老家臥室的年輕人算進去，失業率恐怕早已逼近五成。

人性的本能是，當社會契約承諾的獎賞消失，狩獵者的本能就會回歸。只不過這一代的年輕人狩獵的對象不是長毛象，而是外賣 App 上的下單通知。我們花了二十年蓋起了一座座象牙塔，最後才發現，我們忘了把地板蓋得結實一點，好承載那些困在塔裡的人。

鑲金鳥籠的代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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鑲金鳥籠的代價

人類本質上是追求地位的靈長類動物。我們渴望秩序，因為秩序保障生存；但我們也擁有不安分的求知慾，這是創新的動力。兩千年來，中國的 "EAST" 模型——科舉（Exams）、專制（Autocracy）、穩定（Stability）與科技（Technology）——堪稱世上最精密的陷阱。它是一座鑲金的鳥籠，旨在將充滿野性的「裸猿」馴化成唯唯諾諾的文書。

科舉制度的天才之處，不在於選拔人才，而在於「收編」人才。當國家為最聰明的大腦提供皇帝餐桌上的一席之地時，社會的生命力就被成功閹割了。如果能透過讀書擠進那 1% 的統治階級，誰還會想著造反？它將演化中必需的競爭本能，轉化為對古人教條的無限循環背誦。歷史告訴我們，當思想被標準化，科學突破所需的「廣度」就隨之枯萎。你或許能築起更厚實的城牆，但你永遠發明不出飛越城牆的引擎。

過去幾十年的「中國奇蹟」，從來不是專制的勝利，而是一場短暫且絕望的「放風」。藉由借用西方的多樣性與香港的自主權，這個體制才終於讓這群靈長類到戶外撒野。然而，雄性領袖對絕對控制的本能終究難以抑制。2018 年是一個轉折點，鳥籠的大門再次砰然關上。取消任期限制、整肅香港，這都象徵著回歸「單一性」——即對權力核心的病態執著。

我們正在見證集權國家在達爾文演化意義上的死胡同。當一個系統優先選擇穩定而非多樣性時，它會變得極其脆弱。就像一座只種植單一樹種的森林，看似壯麗，實則經不起一場病蟲害。當政權扼殺了曾餵養其增長的多樣性時，它不僅是在終結一個「模式」，更是在確保下一次危機來臨時，再也沒有具備想像力的人能指引出路。

建設者與收稅者：新加坡與英國住房政策的哲學之爭

 

建設者與收稅者：新加坡與英國住房政策的哲學之爭

在全球房地產市場中，新加坡與英國代表了政府干預的兩個極端。這兩個國家的案例展示了政府哲學如何決定中產階級的穩定性。新加坡利用其權力將公民與土地緊密結合；而英國的方法則日益將住房變成一種「榨取」財富的工具，而非遮風避雨的居所。

一、 新加坡：作為「錨點」的政府

在新加坡，政府秉持著「有產民主制」是社會穩定基石的哲學。透過建屋發展局 (HDB)，政府在公民的生活中扮演著「長久陪伴」的角色。

• 國家執行力： 政府擁有 90% 的土地並直接進行建設。他們不只是「規劃」，而是「執行」。

• 金融鎖定： 透過中央公積金 (CPF)，國家強制儲蓄並僅限用於住房，確保公民在經濟上與國家的成長捆綁在一起。

• 社會穩定： 擁有 90% 的住房自有率，政府的成功與公民的資產直接掛鉤。政府輸不起，因為政府本身就是開發商。

二、 英國：作為「榨取者」的政府

相比之下，英國的住房政策已轉向一種優先考慮稅收與監管，而非實際建設的模型。英國政府更像是一個透過稅務和複雜程序來「收路費」的守門人。

• 官僚榨取： 英國政府不直接蓋房，而是建立了一個由「規劃許可」和「第 106 條協議」組成的收費站。這將風險推給了開發商，而國家則從中收取費用，並從反對開發的選民（NIMBY）手中賺取政治資本。

• 資金抽離： 對高薪畢業生徵收高額稅率，且缺乏專門的購房儲蓄機制，使年輕人幾乎不可能湊齊首期。這形成了一個「租金陷阱」，資金從勞動階級流向地主階級與國庫。

• 依賴外資： 英國市場依賴從國際投資者（包括新加坡人）手中「收割」資金來補貼國內的社會住房，導致本地買家在自己的城市中被排擠。

三、 結果：穩定與波動的對決

新加坡的「國家主義」體現在強力建設——政府確保房屋的存在。英國的「國家主義」則體現在重重阻礙——政府確保建築過程極其昂貴，導致只有少數人能生存。如果英國繼續優先考慮短期稅收與監管複雜性，而非長期的建設目標，它將面臨優秀青年人才外流的風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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