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設者與收稅者：新加坡與英國住房政策的哲學之爭
在全球房地產市場中，新加坡與英國代表了政府干預的兩個極端。這兩個國家的案例展示了政府哲學如何決定中產階級的穩定性。新加坡利用其權力將公民與土地緊密結合；而英國的方法則日益將住房變成一種「榨取」財富的工具，而非遮風避雨的居所。
一、 新加坡：作為「錨點」的政府
在新加坡，政府秉持著「有產民主制」是社會穩定基石的哲學。透過建屋發展局 (HDB)，政府在公民的生活中扮演著「長久陪伴」的角色。
國家執行力： 政府擁有 90% 的土地並直接進行建設。他們不只是「規劃」，而是「執行」。
金融鎖定： 透過中央公積金 (CPF)，國家強制儲蓄並僅限用於住房，確保公民在經濟上與國家的成長捆綁在一起。
社會穩定： 擁有 90% 的住房自有率，政府的成功與公民的資產直接掛鉤。政府輸不起，因為政府本身就是開發商。
二、 英國：作為「榨取者」的政府
相比之下，英國的住房政策已轉向一種優先考慮稅收與監管，而非實際建設的模型。英國政府更像是一個透過稅務和複雜程序來「收路費」的守門人。
官僚榨取： 英國政府不直接蓋房，而是建立了一個由「規劃許可」和「第 106 條協議」組成的收費站。這將風險推給了開發商，而國家則從中收取費用，並從反對開發的選民（NIMBY）手中賺取政治資本。
資金抽離： 對高薪畢業生徵收高額稅率，且缺乏專門的購房儲蓄機制，使年輕人幾乎不可能湊齊首期。這形成了一個「租金陷阱」，資金從勞動階級流向地主階級與國庫。
依賴外資： 英國市場依賴從國際投資者（包括新加坡人）手中「收割」資金來補貼國內的社會住房，導致本地買家在自己的城市中被排擠。
三、 結果：穩定與波動的對決
新加坡的「國家主義」體現在強力建設——政府確保房屋的存在。英國的「國家主義」則體現在重重阻礙——政府確保建築過程極其昂貴，導致只有少數人能生存。如果英國繼續優先考慮短期稅收與監管複雜性，而非長期的建設目標，它將面臨優秀青年人才外流的風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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