湄公河畔的低語：六十年代寮國的軍事與外交

 

湄公河畔的低語：六十年代寮國的軍事與外交

1960年代中期的寮國（老撾），其外交局勢如同湄公河的湍流般複雜多變。對於駐紮在永珍的外國使節而言，當時的任務是一場微妙的平衡：既要維持1962年《日內瓦協議》所規定的中立假象，又要應對這片土地日益成為冷戰大國博弈棋盤的現實。理論上寮國是一個中立國，但其領土卻與鄰近越南日益升級的衝突密不可分。

當時永珍的生活呈現出一種奇特的混合感：既有殖民時期的優雅餘韻，又籠罩著戰爭的陰影。外交官們穿梭於法式別墅與官方招待會之間，同時嚴密監控著發生在內陸地區的「秘密戰爭」。北越對胡志明小道的滲透以及美國勢力的深度介入，使得「中立」與其說是政治事實，不如說是外交上的修辭。對情報官員而言，成功取決於能否看透寮國皇室政府的內部內訌，以及地方強權之間不斷變換的效忠關係。

最終，那個時代展現了傳統外交的侷限性。儘管外交電報不斷，高層談判頻繁，寮國的自主權往往在鄰國與全球大國的戰略需求下被犧牲。對於當時在場的人員來說，他們見證了一個安靜而美麗的文化，如何在二十世紀地緣政治的冰冷機器下，被一點一滴地拆解。

以下為對 Sir Henry Miers 關於寮國外交服務口述歷史中具體實例：

1. 寮國中立地位中「愛麗絲夢遊仙境」般的荒誕特質

Miers 將當時的政治局勢描述為超現實的。雖然 1962 年的《日內瓦協議》規定了寮國的中立，但現實中政府是由右派、中立派和共產主義的「寮國愛國戰線」（巴特寮）組成的三方聯合。

• 衛兵細節的實例：即使衝突升級，巴特寮在永珍仍維持著外交存在。Miers 提到，巴特寮在市中心的一個大院裡派駐了一支武裝衛隊，這在本質上是一種「人質」般的存在，而與此同時，他們的同志正在山區與政府軍作戰。

• 蘇發努馮親王（Souvanna Phouma）因素：他強調蘇發努馮親王是不可或缺的「中立派」領袖，他像一座橋樑一樣連結著交戰派系與外國勢力，勉力維持著脆弱的聯盟。

2. 「秘密戰爭」的運作機制

該文件提供了英國大使館如何監控一場在官方立場上「不應存在」的戰爭之內幕。

• 胡志明小道：Miers 回憶北越軍隊如何沿著寮國的「狹長地帶」（Panhandle）南下。儘管北越政府否認其軍隊進入寮國，但英國外交官的任務是核實這些行動，以支持國際管制委員會（ICC）的報告。

• 深入內陸的任務：Miers 經常前往龍坡邦和沙灣拿吉等地。他提到乘坐小型飛機（通常是美國航空 Air America 或大陸航空服務公司）降落在偏遠的跑道，以便訪問難民或當地指揮官，收集有關北越駐軍的情報。

3. 動盪局勢中的外交生活

資料捕捉了高層地緣政治與平凡社交日常之間的奇特並置。

• 1966 年的大洪水：他生動地記敘了湄公河的一場大洪水，淹沒了永珍的大部分地區。外交官們不得不乘坐**獨木舟（pirogues）**在城市中穿梭。他描述了一種荒謬的現象：即使城市已完全沒入水中，正式的社交互動與日常生活仍照常進行。

• 政變文化：Miers 提到了軍事「動亂」的持續威脅。他回憶起城市有時會突然佈滿坦克，外交官們必須辨別這是一場全面的政變，還是僅僅是像馬濤（Thao Ma）這樣不滿的將領在「示威」。

4. 英國作為「共同主席國」的角色

由於英國是日內瓦會議的共同主席國（與蘇聯並列），大使館擁有特殊的地位。

• 與蘇聯的關係：Miers 指出與蘇聯大使館之間有趣的關係。儘管雙方是冷戰對手，但作為共同主席，他們必須維持一定程度的正式合作。然而，他觀察到蘇聯人的處境往往很尷尬，因為他們既要支持北越，又要官方性地維護寮國的中立。

• 與國際管制委員會（ICC）的互動：他提供了與委員會（由印度、加拿大和波蘭組成）合作的例子。他描述了其中的挫折：加拿大代表試圖調查違規行為，而波蘭代表（代表共產集團）則頻繁行使否決權或提交「少數意見報告」，以阻止任何指控北越的調查結果。

5. 社交動態與法國影響力

• 語言與文化：儘管美國勢力龐大，但法語仍是寮國精英階層的「通用語」。Miers 提到，對於任何想與寮國部長或龍坡邦國王進行深入對談的外交官來說，具備法語能力是必不可少的。

• 「永珍泡泡」：他描述了一個小而緊密的外交圈，每個人都對他人的事務瞭若指掌，情資往往是在「體育俱樂部」（Cercle Sportif）小酌時，或是在法式別墅的漫長晚宴中收集而來的。

大衛·邁爾斯爵士生平簡介

大衛·邁爾斯爵士（Sir Henry David Alastair Capel Miers，1937年1月10日生）是一位傑出的英國前外交官。他是 R.D.M.C. 邁爾斯上校之子，曾就讀於溫徹斯特公學與牛津大學，並於1961年正式進入英國外交部開啟其職業生涯。

1966年，他與伊梅爾達·瑪麗亞·艾米利亞·沃特斯（Imelda Maria Emilia Wouters）結婚，育有二子一女。其外交生涯跨越數十年，足跡遍及二十世紀地緣政治最動盪的地區。早期職務包括擔任聯合國大會報告官（1961-63年）以及駐東京外交官（1963-65年）。

其早期生涯中最引人注目的任命之一是派駐寮國永珍（1966-68年）。在印度支那「秘密戰爭」的高峰期，他擔任二等秘書，負責監控北越對胡志明小道的滲透，並在寮國王室政府複雜的「中立派」政治中斡旋。隨後，他返回倫敦擔任外交部政務次官的私人秘書。

邁爾斯爵士在其後期的職業生涯中擔任多項高級職務，包括：

• 駐巴黎（1972年）：正值歐洲一體化的重要時期。

• 駐德黑蘭（1977-79年）：以參贊身份親歷了伊朗伊斯蘭革命。

• 駐黎巴嫩大使（1983-85年）：當時正值黎巴嫩內戰期間。

• 駐希臘大使（1989-93年）及駐荷蘭大使（1993-96年）。

他因對國家的卓越貢獻，於1979年獲頒 CMG（聖米迦勒及聖喬治同袍勳章），並於1985年獲封 KBE（大英帝國爵級司令勳章）成為爵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