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無上限」簽證遇上疲於奔命的官僚體系——英國如何失去對合法移民的掌控

 當「無上限」簽證遇上疲於奔命的官僚體系——英國如何失去對合法移民的掌控

過去二十年，英國設計了多種沒有明確數量上限的簽證途徑，後來成為大規模、幾乎無制衡移民流入的主要來源。

第一個關鍵轉折是 2004 年後東歐八國加入歐盟所帶來的自由流動。當時工黨政府選擇不設過渡性配額，假定大部分勞工會前往德國等其他經濟體，因此在政策上沒有寫入硬性「人數上限」。來自東歐的淨流入遠超預期，但由於自由流動屬於「權利導向」而非「配額導向」，在脫歐前幾乎沒有行政上的「總掣」。​

其後，引入積分制使多個簽證類別在實務上處於「無上限」狀態，尤其是學生、家庭與工作路徑。國際學生可攜眷屬，而整體人數沒有總量控制；配偶／家庭簽證則屬需求驅動而非配額制，一度推高家庭類簽證至歷史高位。決策者往往將這些路徑視為在經濟或道德上「自我正當化」，把人數管理交給薪金門檻與合規審查，而非明確的年度限額。

部分具體方案更凸顯前端設計薄弱與官僚文化的結合。例如 Tier 1（企業家）簽證在 2019 年被關閉，官方結論是大量申請涉及薄弱甚至造假的商業計劃，實際創新與就業成效有限；監管不足，而內政部在大規模審核企業真實性方面力不從心。 季節工及臨時工路徑的規模亦迅速擴張，與 2019 年相比增幅約九成，但執法能力的疑慮始終存在。

為何備受批評、效率低落的內政部仍能簽出如此龐大的簽證數量？多份檢視報告指出，一旦路徑存在，只要申請形式上符合規則，多數案件的默認結果就是「批准」，即使個案處理緩慢且錯誤頻仍。積壓、分流不善與「不合格」文化可以同時存在於高核准率之中；複雜與拖延傷害的是個別申請人，但在官員以「清案量」為主要績效指標下，總體簽發量仍不斷攀升。

更深層的問題在於結構：歷屆政府以經濟、外交或權利為目標，刻意迴避政治上敏感的硬性限額，卻又依賴一個本就疲弱的官僚體系來營運實質「無上限」的制度，當合法移民人數創新高時又轉而責怪該體系。除非在政策層面先正面回答「要多少人」這個問題，而不只是設計資格與權利，任何新路徑都可能重演——開口無上限，由一個從未被打造用來控制總量的系統來管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