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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6年4月22日 星期三

貼錢打工:一場披著「科研」皮的集體勒索

 




貼錢打工:一場披著「科研」皮的集體勒索

香港初創界最近演了一齣醜劇。三和生物科技(ALiA BioTech)結業,欠薪十五個月,金額高達兩千四百萬。這不只是經營不善,這是一場利用人性弱點進行的殘酷實驗。

從歷史的角度看,這跟古代那些修築皇陵卻拿不到工錢的工匠沒什麼兩樣,只是現代版的監工換成了穿西裝、講大數據的「行政總裁」。德斯蒙德·莫里斯在研究人類行為時曾指出,人類有一種對「部落集體目標」的盲目執著。這間公司的管理層顯然是心理操縱的高手,他們用「新資金即將到位」這種廉價的胡蘿蔔,吊著一群專業人士整整一年。

最荒謬的是,竟然有員工「貼錢打工」,自掏腰包幫公司買器材、墊支機票。這已經不是勤奮,這是一種病態的集體催眠。管理層看準了高薪族不甘心放棄的心態,利用「沉沒成本」將他們牢牢鎖在快沉沒的船上。

最後的散場方式更是將無恥演繹到了極致:一條 WhatsApp 訊息,拍拍屁股走人,還要員工去申請破產欠薪保障基金。這就是典型的商業流氓邏輯:贏了是我的遠見,輸了由納稅人埋單。政府勞工處的所謂「警告信」,在這些精明的社會捕食者眼裡,不過是廢紙一張。

這件事給我們唯一的教訓是:在那些滿口「改變世界」的口號背後,往往藏著一顆最原始、最自私的掠食者之心。當一個老闆開始跟你談夢想而拒絕談薪水時,他不是在帶你飛,他是在準備把你賣了。


2026年4月19日 星期日

老細」:權力的諧音與歷史的幽靈



「老細」:權力的諧音與歷史的幽靈

歷史最諷刺的地方在於,我們花了一輩子時間為「老細」拼命,卻連這個詞怎麼來的都搞不清楚。

最近坊間流傳一種說法,認為「老細」源自日佔時期的「世帶主」(Setai-nushi)。這種論調聽起來很有「大歷史」的重量:彷彿我們今天的社畜生活,不過是當年殖民統治遺留下的回聲。把老闆比作日本軍政府派來的戶主,這符合某種憤世嫉俗的浪漫——我們不只是在上班,我們是在被「管轄」。

可惜,歷史往往比傳說枯燥。雖然 Se-tai-nushi 跟「老細」唸起來確實有幾分相似,但在語言演化的邏輯上,這更像是穿鑿附會。

更可信的真相,往往藏在人性對階級的病態執著裡。早期的粵語稱呼老闆為「老世」,意指那人「見過世面」,是在社會上有頭有臉的人物。人類永遠需要仰望權力,我們必須把那個掌握錢袋子的人,塑造成一個比我們更「懂世界」的長輩。至於後來為什麼加個「細」字,或許是為了口語的圓滑,也或許是某種心理補償,把高高在上的「世界」縮小一點,好讓日子過得去。

從政治到商場,權力的本質從未改變,改變的只是包裝。無論是當年的「世帶主」,還是今天的「CEO」,本質上都是人類在尋求某種秩序與依附。我們渴望有人帶領,卻又在背後嘲弄這份依附。

歷史不是教科書上的年份,而是我們舌尖上的殘留。當你下次跟著眾人喊一聲「老細」時,你喊的可能不是一個職位,而是一段被扭曲的記憶,或是人性中那份抹不掉的、對強者的卑微與反諷。說到底,管他是日本官員還是資深前輩,薪水入帳才是真的。

2026年4月17日 星期五

海上的守望者:孤獨的官僚哨所

 

海上的守望者:孤獨的官僚哨所

燈塔常被浪漫化為希望與指引的象徵,但在香港歷史中,它們首先是冷酷且具功能的帝國物流節點。正如夏其龍(Louis Ha)與丹·華特斯(Dan Waters)在研究中所述,這些「大海的哨兵」是出於貿易的殘酷必要性而建。1869年蘇伊士運河開通後,香港無法承受那些珍貴貨物——以及隨之而來的稅收——沉入南中國海。

人性陰暗的一面在管理人員的等級制度中展露無遺。一個多世紀以來,燈塔服務正是殖民階層化的小型縮影。一邊是歐洲籍的管理員,通常是帶著對孤獨的偏好而退休的水手;另一邊則是承擔繁重體力活的「本地」員工。那是一段「寂寞與孤立」的生活,主要的敵人不是風暴,而是那種身為龐大航運機器中微小齒輪的窒息感與心理負擔。

從「人力」時代到「自動化」時代的過渡中,存在著一種諷刺的憤世嫉俗。我們用太陽能板和遠端感應器取代了燈塔守護者——那些在孤獨守望中贏得人們「心靈共鳴」的人。政府意識到,機器不會感到無聊,不會要求更好的宿舍,也不會寫信抱怨配給品。歷史證明,只要人類可以被更高效、更沒脾氣的工具取代,這份職業的「浪漫」就會率先被拋棄。如今,這些高塔成了空洞的紀念碑,提醒著我們曾有一段時期,安全需要一個人類的靈魂在黑暗中保持清醒。


燃燒瓶的藝術:香港與混沌的共舞

 

燃燒瓶的藝術:香港與混沌的共舞

2019年那段潮濕的日子裡,香港成了一個冷酷政治實驗的活體實驗室:一個「軟性」威權政體在硬化成鑽石之前能撐多久?而要粉碎穩定的幻象,又需要多少個汽油彈?。這場反送中運動不單是一場抗議,它是對「大陸化」最直接且絕望的反應——這是一個單一政黨國家對這座城市靈魂所進行的「慢動作劫持」 

最初白衣如海的和平遊行,迅速演變成了「和平」與「暴力」雙重動態的兩極現實 。一方面是公民社會破紀錄的巨型集會;另一方面則是激進化的青年所執行的「策略性暴力」 。這場局勢的諷刺之處在於政府的反應——或說根本沒有反應。當百萬人走上街頭,特首林鄭月娥卻躲進了「制度性失靈」的堡壘,拆毀了本應傾聽民意的機制 

人性陰暗的一面在此展露無遺,特別是在「721元朗襲擊」中,一種疑似「國家與黑幫聯手」的現象浮現——黑社會與國家行為者據稱在對付手無寸鐵的公民時共同起舞 。這不僅觸犯了法律,更撕毀了社會契約 。歷史教訓我們,當一個政權失去了「表現合法性」並拒絕給予「程序公正」時,它剩下的唯一貨幣就是鎮壓 

最終,這場運動成了一場由社交媒體推動的去中心化「民粹運動」,將城市變成了快閃突襲與縱火的劇場 。這是一場在商場與地鐵站上演的「文明衝突」 。教訓很簡單:你無法靠胡椒噴霧噴走合法性危機。最終,你得到的只是一個被「終結」而非被「穩定」的城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