學歷泡沫：高等教育的集體幻滅

 

學歷泡沫：高等教育的集體幻滅

我們花了大半個世紀打造了一座高等教育的聖殿，卻在今天猛然發現，這座神壇背後空無一物。根據最新的英國社會態度調查（British Social Attitudes），英國民眾對大學學歷價值的信心已經跌至歷史谷底。不到十年的時間裡，認為學位「值得」的人數直接砍半；三分之一的英國人公開承認，大學教育既耗時又燒錢，完全不值一顧，這一比例比起 2018 年幾乎翻了一倍。

這不僅僅是一場信心危機，這是一場學歷泡沫的集體破滅。多年來，我們向年輕人推銷著一個美麗的謊言：以為學位是通往精英階級的黃金門票。我們盲目擴張招生規模，把大學從追求真理的殿堂，變成了中產階級的保姆中心，同時還讓一代人背負了難以翻身的債務。

人性中最陰暗的弱點，在這場騙局中展露無遺。我們是渴望符號的部落動物，而學位成了現代社會最昂貴的標籤。我們誤以為那張證書就是能力的保證，卻忘了現實世界的審計從不留情。當職場充斥著過剩的文憑，而學費成長速度遠遠拋開薪資漲幅時，謊言終於被戳破。

我們終於意識到，我們花了大把銀子換來的，只是一張證明自己能在學校體制內虛耗四年、忍受官僚體制的廢紙。我們為了虛榮的校名，犧牲了學徒制的紮實與謀生技能的磨練。當一個國家的三分之一人口都認為他們的「教育」是一場失敗的投資，這不只是對政策的抨擊，更是對這場集體詐騙的覺醒。大學體制已成為我們集體盲從的墓碑，而清醒過來的公眾，終於開始轉身離去。

閒置的家：英國家庭的經濟與精神撤退

 

閒置的家：英國家庭的經濟與精神撤退

英國國家統計局（ONS）最新的數據揭露了一個令人心驚的真相：英國的家庭結構正在崩解。今年第一季，全英國「全家無人工作」的失業家庭比例飆升至 14.4%。換句話說，每七個家庭中，就有一個正處於完全停滯的狀態——沒有人工作，沒有人繳稅，沒有人參與社會的生產運作。這是兩年來的最高紀錄，而這絕非偶然，這是社會契約瓦解的訊號。

長久以來，家庭是生產的基石；我們工作，我們交換，我們維持著社會的流動。但如今，我們正見證著「閒置家庭」的制度化。當人性與勞動的必要性脫鉤，它自然會陷入熵增——也就是混亂與退化。我們建立了一個過於完善的福利官僚體系，完善到足以讓人「無憂無慮」地活著，但也完善到足以扼殺一個人奮鬥的本能。如果待在家裡就能支撐生存，誰還願意忍受通勤的擠迫、上司的苛責，或市場的動盪？

從歷史觀點看，一個逐漸遠離勞動文化的社會，不會變得更「輕鬆」，只會變得更脆弱。一個不再生產、不再創造的文明，終究是在啃食自己的根基。我們正看著英國轉變成一座「旁觀者之國」，個人奮鬥的渴望被對體制的消極依賴所取代。

當七分之一的家庭退出了經濟遊戲，這不僅是失業問題，這是集體志向的蒸發。這是一場安靜的災難，在無數個客廳裡悄悄上演。我們忘記了為什麼起床，忘記了參與社會的責任。當一個社會不再為了明天而戰，它剩下的，就只是在安逸中走向緩慢的凋零。這不是什麼社會福利的勝利，這是對人類進取心的一場殘酷諷刺。

消失的勞動力：香港正在變成一座「閒人」之城

 消失的勞動力：香港正在變成一座「閒人」之城

根據政府統計處的數據，香港最新的失業率維持在 3.7% 的「漂亮」數字，官員們總愛拿它來粉飾太平。然而，只要把數據翻開來看，真相簡直驚心動魄：目前的總就業人數僅剩 364.8 萬，比起 2018 年少了足足 23.4 萬人。這意味著什麼？意味著當你走在街上，每見到 10 個人，其中就有超過一半的人是沒有工作的。香港的勞動參與率，如今已淪落到在全球名列前茅的「吊車尾」。

這不僅僅是一場經濟統計學上的意外，而是一場深沉的社會撤退。幾十年來，推動這座城市前進的，是那種近乎瘋狂的打拼與野心。但現在，這台發動機熄火了。當二十多萬人以驚人的速度從勞動力市場蒸發，我們看到的不是什麼「疫後復甦」，而是一個城市集體志向的崩解。

人性中陰暗的一面，總是在這種集體性的消極中找到棲息地。我們正在見證一種「退出文化」的勝利：那種曾經支撐社會運作的「付出即有收穫」的契約，正在被集體性的躺平所取代。無論是因為提早退休、移民，還是人們冷眼算計後發現辛苦工作已毫無意義，結果都一樣：我們正在變成一座幽靈之城。

歷史告訴我們，文明的衰亡往往不是一聲巨響，而是透過集體目標的慢速蒸發。當社會上絕大多數人都停止參與生產未來，那些還在負重前行的少數人，終將被這份沉重的社會成本壓垮。我們正逐漸成為一座城市的觀眾，舒適地坐在沙發上，看著自己的衰退。如果你想知道一個失去競爭力的社會是什麼模樣，看看四周吧——那些空蕩的辦公桌、寂靜的車間，以及街頭閒散的人群，都是一個時代終結後的最後殘骸。

消失的籬笆：當現代靈長類決定老死不相往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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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失的籬笆：當現代靈長類決定老死不相往來

在生物演化的漫長歷史中，人類從來都不是因為熱愛彼此而選擇群居的。在遠古的大草原上，我們的祖先之所以會隔著籬笆與鄰居嘮嗑，絕不是出於什麼高尚的睦鄰美德，而是因為劍齒虎的利齒和敵對部落的長矛逼得他們不得不守望相助。那時候，住在隔壁的猩猩就是你的雷達預警系統，無視鄰居的代價就是淪為野獸的晚餐。

然而，現代都市的生活方式徹底顛覆了這個生存法則。根據「美國生活調查中心」的數據，美國人與鄰居的互動正經歷一場大崩盤：2012年，還有近六成的成年人每週會和鄰居聊上幾句；到了今天，這個比例暴跌到只剩四成。其中，年輕世代的冷漠最為徹底，18到29歲的年輕人裡，只有可憐的兩成五還願意跟鄰居打招呼，而65歲以上的老人則依然維持在五成六。

從行為學的角度來看，這種「冷漠」其實是一場由科技與富裕催生出的集體特權。現代國家機器與跨國科技巨頭，已經完美取代了傳統的鄰里部落。當一隻手機就能幫你把熱騰騰的卡路里送上樓，當國家的法律與警察能保障你的大門不被破壞時，你何必去忍受隔壁鄰居那不可預測的脾氣與尷尬的社交寒暄？我們手裡的螢幕成了一道隱形防護罩，縱容著人類大腦裡那份好逸惡勞的投機本能——我們既想享受集體帶來的安全，又不想付出「與人相處」的社交稅。

但歷史早就給過警告：當最微觀的社會細胞開始壞死，宏大的帝國結構也將搖搖欲墜。正如西羅馬帝國末期，公民對公共廣場徹底失去興趣，紛紛躲進自己孤立的莊園裡，文明的基石便隨之瓦解。今天的年輕人正在用數位化重複這場大撤退。我們把自己關進一格格鋼筋水泥的抽屜裡，對著發光的方塊取暖。我們自以為超越了對社群的依賴，實際上，我們只是在豢養一群越來越脆弱、越偏執的靈長類動物。這群動物關上門享受著孤獨，卻早就忘了該如何與隔壁的同類和平共處。

覓館與生計：晚明塾師之流轉人生

 

覓館與生計：晚明塾師之流轉人生

明季社會變遷劇烈，士子生計亦隨之動盪。塾師之屬，處科舉與館席之間，其職業生涯恆以「覓館」為先，且受「聘期」之限，生活誠為不易 。

塾師之獲職，非徒憑文才，實賴社會信用之擔保 。諸如宗族、師徒、友朋及鄉緣等關係，於覓館之際，動輒扮演薦引與保任之責 。然隨晚明社會競爭日趨激烈，獲職之成本愈增，而席位之穩固益削 。

頻繁之「覓館、失館、再覓館」，遂成晚明塾師之常態 。此種流轉不安，深植「濟讀資生」之念，使其職業精神由「自我實現」轉向「生計考量」 。師道之所以日降，實與此職業地位之脆弱息息相關 。塾師雖勞心於教化，然終未能如他種職業群體，形成內在之聚合，徒留四方奔波之影，見證一代文人之困頓與無奈 

美國變動的浪潮：反智主義、「覺醒文化」的興衰與川普時代的延續

 

美國變動的浪潮：反智主義、「覺醒文化」的興衰與川普時代的延續

理查·霍夫施塔特（Richard Hofstadter）於1963年出版的《美國生活中的反智主義》，至今仍是理解美國社會對知識和專業長久疑慮的基礎著作。在這本巨著問世數十年後，其深刻見解在我們分析此後數十年動盪的歲月，特別是「覺醒文化」（woke culture）的強勢崛起與後來的調整，以及唐納·川普（Donald Trump）經久不衰的政治影響力時，顯得更具意義。這些現象雖然各自獨立，卻與霍夫施塔特的「反智傳統」有著密不可分的關聯，揭示了塑造美國社會的複雜文化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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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智主義的核心本質

霍夫施塔特將反智主義定義為「對心智生活及其代表人物的怨恨和懷疑；以及一種不斷貶低這種生活價值的傾向。」他將其起源追溯至美國的三大文化力量：福音派新教傳統（強調個人經驗而非神學嚴謹）、商業與經濟倫理（重視實際成功而非智力追求），以及民主與民粹主義精神（助長對知識精英的懷疑，轉而推崇「常識」）。這種根深蒂固的不信任感，在面對快速變遷和資訊爆炸的社會時，不斷以新形式浮現，找到了肥沃的滋生土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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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覺醒文化」的興衰與演變

自2010年代起，特別是受到「黑人的命也是命」（Black Lives Matter）和「#我也是」（#MeToo）等運動的影響，「覺醒文化」聲勢日益壯大。這個詞最初源自非洲裔美國人的俚語，意指對社會不公和種族偏見的警醒，後來擴展到對種族、性別、性向等領域系統性不平等的敏銳意識。支持者讚揚其在培養同理心、提高意識和促進社會正義方面的作用，推動在企業到大學等機構中實施多元、平等和包容（DEI）的倡議。

然而，隨著「覺醒文化」的擴張，也引發了巨大的反彈。批評者（包括一些左翼人士）認為，其更為激進和不妥協的表達方式有時導致了「取消文化」（cancel culture）、扼殺了言論自由，並將身份政治置於普遍原則或個人功績之上。對許多人而言，主流機構快速採納「覺醒」術語和概念，往往讓人感到像是被強制規定，進而產生文化過度干預和怨恨感。儘管社會正義的根本問題依然關鍵，但「覺醒」這個詞本身，對許多人來說，已變成一個貶義詞，象徵著被感知到的過度或自上而下的意識形態灌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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川普的崛起與反「覺醒」浪潮

唐納·川普在2010年代中期的崛起及其持續的政治影響力，與這種反「覺醒」情緒以及更廣泛的反智傳統密不可分。川普有效地利用了霍夫施塔特所指出的對精英和機構的既有不信任感。他頻繁嘲諷「專家」、「學者」和「主流媒體」，將他們描繪成脫離美國普通民眾的關切。他的民粹主義言論，深刻觸及了那些感覺被文化和知識界精英所推動的「覺醒」議程所疏遠或貶低的群體的怨恨。

對許多支持者來說，川普未經修飾、常常粗獷的溝通風格，與他們認為的建制派人物過於謹慎或政治正確的語言形成了令人耳目一新的對比。他的政治成功部分得益於他願意直接挑戰主流的「覺醒」敘事，尤其是在種族、性別和國家認同等議題上。「反覺醒之戰」成為核心的動員口號，導致了旨在取消 DEI 計劃和限制教育中某些社會正義話題討論的政策倡議。這顯示出，與反智潮流結盟並將自己定位為反對被感知到的意識形態過度干預的捍衛者，具有巨大的政治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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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來十年潮流是否會再次轉向？

預測文化潮流的未來本質上充滿挑戰，但有幾個因素表明這種潮汐般的起伏將會持續：

1. 世代差異： 較年輕一代在某些情境下通常更優先考慮社會正義而非言論自由，這表明「覺醒」思想（即使這個詞本身可能逐漸淡出）仍將在相當一部分人群中保持影響力。隨著這些世代獲得更多影響力，他們的價值觀將繼續塑造社會機構。

2. 不滿情緒的持續存在： 導致「覺醒」運動的種族不平等、性別差異和經濟焦慮等根本問題並未消失。未來的社會和經濟變遷很容易再次引發對系統性變革的強烈呼籲，可能導致新形式的「覺醒」表達或其核心原則的復甦。

3. 科技加速： 數位環境將繼續放大聲音、形成同溫層，並加速資訊和假資訊的傳播。這種環境極有利於公眾情緒的快速轉變，以及助長「覺醒」和反「覺醒」反應的兩極化。

4. 政治重組： 兩大主要政黨都在努力應對這些文化戰爭。儘管相當一部分選民已對「覺醒」辯論的激烈程度表示厭倦，但這些問題本身已根深蒂固。政治領導人將繼續調整其訊息傳遞方式，而公眾輿論可能會隨著新挑戰和領導者的出現而擺動。

5. 反智主義的常數： 霍夫施塔特的核心論點表明，反智主義是一種反覆出現的特徵，而非暫時的現象。儘管其目標和表達方式可能改變，但對知識權威的潛在懷疑很可能會持續存在。這意味著任何主導的文化運動，無論是「覺醒」還是其反對運動，都將始終容易受到民粹主義反彈的影響，這種反彈會質疑其知識基礎或被感知到的精英主義。

在未來十年，我們不太可能看到「覺醒」思想的完全「衰落」，而更可能是一種持續的演變，或許是一種更細緻、更少對抗性的核心原則公開呈現方式。同時，推動川普崛起的反智潮流仍將是一股強大的力量，能夠動員反對任何被視為新的知識或文化強加。在這些強大力量的動態張力驅使下，美國的鐘擺更有可能繼續大幅擺動，而非穩定地處於中間地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