實驗室裡的兩套標準：為什麼政府定義科學，永遠只看當時缺甚麼藉口？

 

實驗室裡的兩套標準：為什麼政府定義科學，永遠只看當時缺甚麼藉口？

歷史向來是一場充滿黑色幽默的雙重標準大秀，永遠有一群高高在上的官僚，把科學當成隨手拋接的橡皮球，完全取決於今天手上的碼錶按得有多急。看看這幾年間官方對「實驗性醫療」的花式演繹就知道了。幾年前新冠疫情席捲全球時，那些還在臨床試驗階段的疫苗被包裝成拯救全人類的聖水，政府拿著大聲公逼著全民捲起袖子排隊注射，誰敢質疑試驗期太短，立刻被扣上危害社會的大帽子。結果呢？幾年後的今天，當坊間傳出突破性的防癌針消息時，官方口風瞬間一百八十度大轉彎，語重心長地警告大家這還在「實驗階段」，千萬別急著打。這就讓人大開眼界了：同樣是實驗中的新技術，當年迫不及待要人命的是你，如今叫人冷靜的也是你，這套標準到底是照著科學跑，還是看著風向長大的？

人類基因裡對權威的盲從與恐懼，從來沒有在任何公衛危機中缺席過。我們的演化本能深植著對集體生存的焦慮；當執政者敲鑼打鼓製造出一場全城戒備的恐慌時，大腦的理性防線便會瞬間癱瘓，乖乖交出自主權。然而，一旦聚光燈從鎂光燈下移開，面對長年折磨人類的癌症時，官僚體系立刻退回那種多做多錯、少做少錯的鴕鳥姿態，用最嚴謹的「科學審慎」來掩飾行政上的怠惰。我們總愛把政府的防疫與醫療政策想像成追求真理的聖殿，卻忘了政治權力眼中的科學從來不是真理，而是一種用來管理恐懼、撇清責任、隨時可以拿來特許通關的政治工具。

龐大的國家機器向來最懂這套「看菜下飯」的風險管理學。當政治壓力大到需要展現拯救世界的魄力時，甚麼臨床試驗都可以一路綠燈、強迫中獎；當危機過去、沒有鎂光燈盯著時，官僚馬上換上一副保護大眾的慈悲面孔，叫你耐心等待那遙遙無期的審批。

我們總是擅長用最高尚的「公眾健康與安全」去包裝每一次政策的髮夾彎，而文明最辛辣的諷刺在於：一項醫療技術到底是救命仙丹還是危險實驗，往往取決於坐在辦公室裡的長官今天需要甚麼藉口來轉移焦點。

下次當官方又語重心長地勸你對某項新技術保持觀望時，不妨回頭看看當年他們是如何把未經時間考驗的東西強塞進你手臂裡的。在現代政治的荒謬劇場裡，最高級的諷刺永遠不是科學有多麼複雜，而是當權者嘴裡的科學，永遠只為當下的權力服務。

納稅人養兇手全家：當社會福利成了罪惡的避風港

 

納稅人養兇手全家：當社會福利成了罪惡的避風港

如果你想看清當代官僚體系能荒謬到什麼境界，不必去讀什麼黑色幽默小說，看看英國最近這宗讓人匪夷所思的住宅醜聞就夠了。

維克魯姆·迪格瓦（Vickrum Digwa）因為謀殺亨利·諾瓦克（Henry Nowak）而身陷囹圄，這本該是天經地義的法律制裁。然而諷刺的是，他的一家大小卻依然心安理得地住在由納稅人資助的社會住宅裡。面對公眾強烈要求將整戶人家驅逐出境的呼聲，官方卻依舊慢條斯理。當一個與兇殺案脫不了關係的家庭能夠繼續霸佔公共資源時，這已經不只是行政怠惰，更是對全體守法公民最殘忍的羞辱。

這簡直是體制自我閹割的教科書級示範。人類演化瞭幾萬年，遠古部落的求生本能向來簡單粗暴：如果某個成員為族群帶來了毀滅性的暴力與災難，整個群體必然會做出統一而堅決的排斥反應。生存需要底線——你守護部落，才能分享庇護；你踐踏底線，就休想再佔用集體資源。

然而，現代官僚體系卻把這種刻在DNA裡的求生智慧拋到了九霄雲外。為了追求形式上的「政治正確」與機械式的租賃法規，福利國家把社會住宅變成了一項無條件的絕對權利，徹底剝離了任何起碼的公民責任。坐在溫暖辦公室裡的官員們看不到正義的流失，他們只在乎規章制度有沒有走完，完全不在乎那些誠實納稅、辛苦工作的普通人，竟然在不知不覺中成了資助凶手家屬的冤大頭。

我們總愛自詡現代法治已經超越瞭原始的部落正義。但歷史是一部冷酷的檔案館，記載著無數國家和文明的崩解，往往不是因為物質匱乏，而是因為管理階層失去了維護基本是非的勇氣。當公家福利不再與道德和秩序掛鉤，體系本身就成了滋生不公的溫床。

下次當你納悶社會的公平正義到底去了哪裡時，想想那些住在納稅人買單的房子裡、毫髮無傷的兇手家屬。一個國家最深層的危機，往往就是從它開始向全體人民證明：守規矩的人最傻，而踐踏一切的人反而能安穩過日子。

響不停的詐騙電話與永遠打不通的報案專線

 

響不停的詐騙電話與永遠打不通的報案專線

如果你想見識什麼叫作「民間比官方更有效率」，不用去查企業財報，只要對比一下跨國詐騙集團的熱線與英國官方的報案專線就知道了。

香港某地鐵高階主管花了兩年時間，把七千四百萬港幣孝敬給假冒英國匯豐高層的詐騙犯。等到夢醒時分，他慌忙撥打英國的反詐騙舉報中心（Action Fraud）求助。結果呢？電話那頭傳來的只有無盡的忙音與死一般的沉寂。

這簡直是當代荒謬劇的巔峰之作。如果你是個跨國詐騙犯，你的電話線永遠暢通無阻，客服人員全年無休、態度殷勤，天天噓寒問暖，陪你談心直到你把家底掏空為止。這叫「隨叫隨到、客戶至上」。

反觀那些拿著納稅人薪水的國家公務機關呢？當你真正遭遇災難、需要正義的鐵拳從天而降時，官僚體系展現出來的卻是令人髮指的休眠狀態。報案專線永遠在轉接，信箱永遠石沉大海。國家的防衛機制運作起來，比板塊移動還要緩慢。

人類費盡心思發展現代化商業模式，把供應鏈和客戶關係管理優化到極致。諷刺的是，把這一套「以客為尊」的精神發揮得淋漓盡致的，居然不是跨國企業，而是詐騙集團。他們用無微不至的虛假關懷，精準收割了人類骨子裡貪婪與焦慮。

我們總以為自己生活在一個有法治、有保障的文明社會裡，卻忘了現實往往是這副德性：掠奪者早就改用寬頻網路和全天候客服來搶劫，而我們的守護者，卻還在辦公桌前慢條斯理地泡茶，讓受害者在漫長的忙音中獨自崩潰。

駛向荒謬的高鐵：當「正確」成為進步的絆腳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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駛向荒謬的高鐵：當「正確」成為進步的絆腳石

如果你想觀察一個文明如何被自己的「良法美意」給噎死，去看看加州高鐵就知道了。自從2008年選民投票通過以來，預算漲了四倍，錢燒了幾百億，但至今連一寸正式營運的鐵軌都沒鋪上去。這缺的不是錢，也不是技術，而是一種叫作「程序癱瘓」的慢性病。

自由派思想家如艾茲拉·克萊恩（Ezra Klein）與德瑞克·湯普森（Derek Thompson）點出了一個尷尬的真相：現代民主政府正陷入一種零和遊戲的「分大餅」思維。為了確保每一方都滿意，我們在每一項工程上疊加了無數標籤：環保評估、勞工配額、族群包容、社區公聽會。這就像是想蓋一棟房子，卻要求工人必須同時解決失業問題、托育問題還要兼顧物種多樣性。結果？房子還沒動工，預算就已經被律師和遊說團體吃光了。

看看拜登的半導體法案。本意是為了國家安全要蓋晶圓廠，結果裡面塞滿了與晶片無關的要求：承包商要照顧弱勢、要有女性參與、要帶動退役軍人創業。這些目標單獨看都很高尚，但全部疊加在一起，就是一種「否決政體」（Vetocracy）。當每一件事都是重點時，就沒有任何事是重點。

這種「厭惡風險」的文化也侵蝕了科學界。看看諾貝爾獎得主卡塔林·考里科（Katalin Karikó），這位研發mRNA拯救世界的科學家，曾被學術體制邊緣化、降職、甚至趕走。因為現行的獎勵制度只給那些「包容性強、四平八穩」的項目，而不是真正具有破壞性的創新。

難道我們真的不會做事了嗎？並非如此。二戰時的曼哈頓計畫，或是費城I-95公路坍塌後僅用12天就修復的神蹟，都證明了當政府進入「緊急狀態」，暫時拋開那些繁文縟節，並交給像奧本海默那樣強大的專案管理者（PM）去做「取捨」時，美國的爆發力依舊驚人。

人性中有一種偽善：我們往往更在乎程序上的「政治正確」，而非結果上的「真實進步」。但如果我們不找回那種「建造的精神」，不學會如何在眾多目標中做出殘酷的取捨，那麼未來我們擁有的，將只是一堆極度包容、極度環保、卻貴得要命的廢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