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策的悖論：馬來西亞土著政策對華人社群商業發展的意想不到之果

政策的悖論：馬來西亞土著政策對華人社群商業發展的意想不到之果

摘要

馬來西亞自1971年推行新經濟政策（New Economic Policy, NEP），其核心「土著政策」（Bumiputera Policy）旨在提升馬來人及其他原住民在經濟領域的地位，以解決種族間的經濟不平衡問題。儘管政策的初衷是促進社會公平與國家團結，但其在教育、公共服務及商業領域的傾斜性扶持措施，卻對非土著社群，特別是華人社群，產生了深遠且意想不到的後果。本文將探討土著政策如何間接迫使華人社群將其才華與抱負轉向私人商業領域，從而在一定程度上促成了部分華人企業家的崛起與財富積累，形成了一種政策設計上的悖論。

1. 引言

馬來西亞是一個多元種族國家，其社會結構與經濟發展深受歷史、殖民遺產及種族政治的影響。1969年「五一三事件」後，馬來西亞政府於1971年推出了新經濟政策（NEP），旨在通過「消除貧困」和「重組社會」兩大目標來解決種族間的經濟不平衡，特別是提升馬來人（土著）的經濟地位。這項政策在教育、公共服務、企業股權、商業執照及政府合同等多個領域給予土著優先權。

然而，任何大規模的社會工程政策都可能產生非預期的結果。儘管土著政策在一定程度上確實提升了馬來人的經濟參與度，但其對非土著社群，尤其是佔經濟活動重要部分的華人社群，也產生了顯著的「意想不到的後果」。本文將聚焦於這一政策如何間接推動華人社群轉向商業領域，並在某些情況下促成了其財富的積累，從而呈現出政策目標與實際效果之間的複雜互動。

2. 土著政策的目標與機制

新經濟政策（NEP）的核心目標是建立一個更公平的社會，通過在20年內將土著在企業股權中的佔比提升至30%，並增加土著在專業領域和現代經濟部門的參與，來減少種族與經濟功能之間的關聯。為實現此目標，政府實施了一系列傾斜性措施：

• 教育領域： 實施大學入學配額制，給予土著學生優先錄取權；提供更多的政府獎學金。

• 公共服務： 在公務員招聘中，土著佔據絕大多數職位，限制了非土著的晉升空間。

• 企業與商業： 規定上市公司必須預留一定比例的股權給土著；在政府合同、商業執照及土地分配中給予土著優先權或優惠。

• 金融扶持： 設立土著信託基金、提供低息貸款等，支持土著企業發展。

這些政策旨在為馬來人創造更多機會，縮小與華人及印度人社群在經濟上的差距。

3. 意想不到的後果：華人社群的商業轉向

儘管土著政策旨在提升馬來人的經濟地位，但其對非土著社群，特別是華人社群，產生了顯著的推動效應，使其在政府設定的框架之外尋求發展。

3.1 公共領域機會的受限

土著政策的實施，直接限制了華人社群在傳統上被視為穩定和有聲望的公共領域的發展空間：

• 公務員體系的排斥： 由於公務員職位長期以來由土著主導，華人畢業生進入公務員體系的機會極為有限，即使進入也面臨晉升瓶頸。這使得許多華人人才不得不將目光投向私人部門。

• 公共高等教育的門檻： 大學入學配額制導致華人學生在進入公立大學時面臨更高的競爭壓力。即使成績優異，也可能因配額限制而無法進入心儀的學科或大學。這促使部分華人家庭將子女送往海外留學（導致人才外流），或轉向費用更高的本地私立大學，而另一些則直接進入職場或創業。

• 特定專業領域的限制： 在一些與政府項目或執照密切相關的專業領域，非土著也可能面臨隱性或顯性的障礙。

3.2 商業領域的「被迫」與「自願」選擇

面對公共領域機會的縮減，華人社群的才華與抱負自然而然地被引導至私人商業領域。這既是一種「被迫」的適應，也是一種「自願」的選擇，根植於華人社群的歷史與文化特徵：

• 歷史商業傳統： 馬來西亞華人自移民以來，便在商業、貿易、礦業和農業等領域扮演重要角色，積累了豐富的商業經驗和網絡。

• 家族企業與社群網絡： 華人社群內部存在強大的家族企業文化和宗親、地緣、行業協會等社群網絡，這些網絡成為資金、信息和人才流動的重要渠道，為新創企業提供了寶貴的支持。

• 自力更生的精神： 面對體制性的限制，華人社群更傾向於強調自力更生和在市場中尋找機會。

• 填補市場空白： 在政府資源傾向於土著企業的背景下，華人企業往往需要在競爭更激烈的非受保護市場中尋找利基，或專注於效率、創新和國際化，以彌補政策上的劣勢。

4. 政策悖論：部分華人社群的財富積累

這種將才華與資本重定向至私人商業領域的趨勢，導致了一個意想不到的結果：部分華人企業家在馬來西亞經濟中積累了顯著的財富，並建立了龐大的商業帝國。

• 私人領域的崛起： 華人企業在製造業、貿易、零售、房地產、建築、金融服務及科技等非政府主導的私人經濟領域取得了顯著成就。許多馬來西亞的頂級富豪和大型企業集團，其創始人或主要股東均為華人。

• 效率與創新驅動： 由於缺乏政府的直接扶持，華人企業往往更注重效率、成本控制、市場導向和技術創新，以在競爭激烈的市場中生存和發展。這種市場導向的壓力，反而可能催生更具競爭力的企業。

• 全球化網絡： 馬來西亞華人與全球華人社群，特別是東南亞地區的華人企業家，保持著緊密的商業聯繫，這為他們提供了更廣闊的市場和投資機會，進一步促進了財富的積累。

這形成了一個政策上的悖論：旨在提升土著經濟地位的政策，卻在客觀上強化了部分華人社群在私人經濟領域的實力。儘管政策的本意是平衡財富分配，但其在特定領域的限制，反而激發了受限社群在其他領域的潛力，導致了財富在不同族群間以非預期的方式重新分配和積累。

5. 政策的複雜性與多重影響

值得注意的是，這種「意想不到的後果」並非單一且普遍。

• 族群內部的差異： 並非所有華人社群都因此致富，族群內部也存在顯著的貧富差距。

• 土著企業的成長： 土著政策確實扶持了一批成功的馬來企業家和中產階級，提升了馬來人在現代經濟中的參與度。

• 人才流失： 政策的限制也導致了大量非土著（包括華人、印度人）高技能人才的外流，對馬來西亞的長期人才儲備和經濟競爭力構成挑戰。

• 社會凝聚力： 政策在促進部分經濟目標的同時，也因其種族劃分性質，持續引發關於社會公平、國家認同和族群關係的爭議，對社會凝聚力構成潛在挑戰。

6. 結論

馬來西亞的土著政策是國家發展進程中一項影響深遠的社會工程。儘管其初衷是為了解決歷史遺留的經濟不平衡問題，但其在實施過程中對非土著社群，特別是華人社群，產生了「意想不到的後果」。政策對華人社群在公共服務和公共教育領域的限制，間接促使他們將其才華、精力和資源更集中地投入到私人商業領域，並在其中取得了顯著的成功和財富積累。

這一現象揭示了政策設計的複雜性：旨在糾正不平衡的政策，可能在無意中激發受限社群在其他領域的潛力，從而產生與原定目標相悖或至少是未曾預料到的結果。對於任何試圖通過政策干預來重塑社會經濟結構的國家而言，馬來西亞土著政策的經驗提供了一個重要的案例研究，提醒決策者在追求特定目標時，必須充分預見並評估政策可能帶來的多重、複雜且有時是悖論式的長期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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