馬來西亞土著政策緣何催生華裔富豪

馬來西亞土著政策緣何催生華裔富豪

土著政策（Bumiputra policy），乃馬來西亞政府於一九七一年推行之新經濟政策（New Economic Policy）核心舉措也。其初衷本欲匡正土著（Bumiputra，意為「國土之子」，指馬來族及其他原住民）與非土著（尤指華族，因其在商界居主導地位）間之經濟懸殊。此策蓋為回應一九六九年種族騷亂，旨在均分國富，共襄繁榮。然四十年後，此政策雖立意良善，卻意外造就了一批華裔富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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扶助弱勢之意外後果

土著政策旨在提升土著在企業之持股比例，增加其高等教育之入學機會，並擴展其在專業領域之代表性。具體措施包括大學入學配額、專屬商業執照及政府合約之保留。此策雖在一定程度上催生了土著中產及上流階級，卻也對華裔商界產生了意想不到之影響。

此政策之框架，常迫使華裔企業欲承攬政府高利潤合約或取得商業執照，必與土著個人或實體結成夥伴。此類合作，人稱「阿里-巴巴」模式（Ali-Baba arrangement），其名取自一華裔企業家「阿里」與一土著掛名者「巴巴」，在當時極為常見。此模式下，土著夥伴僅為名義上之所有人，藉其特權地位獲取商機；華裔夥伴則提供資金、技術與管理。此種體系使許多華裔企業得以規避政策限制，進而擴大發展。土著夥伴多半僅收取費用或分紅，不涉入實際營運。此舉雖悖離政策初衷，卻鞏固了既有華裔集團之地位，並為其開啟了新的成長途徑。

此外，政策側重於國家主導之經濟發展，以及執照與合約之分配，遂滋生貪腐與尋租之風。此環境使所有族群中之政商關係者皆獲益匪淺，華裔亦然。彼輩與執政黨或政府要員有密切關係之華裔商人，得以遊刃有餘於政策之繁複，並取得競爭優勢。此更使得財富與權力集中於少數華裔企業家手中，形成一「裙帶資本家」階級。

此政策亦促成一種「經濟外溢」現象。許多富裕華裔家族，因覺土著政策下其長遠經濟前景難測，遂開始將資本轉投海外。此現象，人稱「人才流失」與「資本外逃」，意味著政策本欲在國內重新分配財富，卻反而將一些最具活力與財力的非土著個人與企業推向海外尋求發展。此不僅鞏固了留守者之財富，亦對馬來西亞經濟造成了長遠影響。

總而言之，土著政策雖旨在賦予馬來族群權力，然其複雜之實施與意外之結果，反使一群華裔企業家得以適應並繁榮，有時甚至透過利用政策本身之漏洞而獲利。因此，這個本欲減少族群間財富差距之政策，竟反向催生了馬來西亞一個嶄新、人脈廣闊且富裕之華裔精英階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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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族主義浪潮下的經濟韌性：菲律賓政策對華人社群商業發展的塑造與意想不到後果

民族主義浪潮下的經濟韌性：菲律賓政策對華人社群商業發展的塑造與意想不到後果

摘要

菲律賓華人社群在該國的社會經濟結構中扮演著獨特而複雜的角色。與馬來西亞和印度尼西亞不同，菲律賓在後殖民時期雖然沒有推行像「土著政策」或「新秩序」那樣直接且系統性的種族平權或同化政策，但其在20世紀中葉興起的「菲律賓人優先」（Filipino First）經濟民族主義政策，卻對華人社群產生了深遠的「意想不到的後果」。這些政策旨在限制外國（包括被視為「外國人」的華人）對本國經濟的控制，卻在客觀上促使華人社群將其才華與資本更集中地投入到私人商業領域，並在其中展現出驚人的韌性與持續的經濟主導地位。本文將深入探討「菲律賓人優先」政策的機制、其對華人社群的影響，以及這些政策如何間接鞏固了華人家族企業在菲律賓經濟中的核心地位，形成一種政策目標與實際結果之間的複雜互動。

1. 引言

在東南亞多元種族的國家中，華人社群的經濟角色及其與當地政府和土著社群的關係，一直是學術研究和政策討論的焦點。馬來西亞的「土著政策」和印度尼西亞的「新秩序」時期對華人的歧視性同化政策，都導致了華人社群在政治文化上受壓，卻在私人商業領域取得顯著成功的「意想不到的後果」。菲律賓的情況則呈現出另一種獨特的模式。儘管菲律賓沒有推行直接的種族平權政策，但其在獨立後實施的「菲律賓人優先」經濟民族主義政策，同樣對華人社群的發展路徑產生了關鍵影響。

本文旨在分析「菲律賓人優先」政策的背景、內容及其對菲律賓華人社群的影響。我們將探討這些政策如何透過限制「外國人」的經濟活動，間接推動了華人社群更深層次地紮根於私人商業領域，並在其中展現出卓越的適應能力和經濟韌性，最終鞏固了其在菲律賓經濟中的核心地位。這種政策與其非預期結果之間的複雜互動，為理解國家建設、族群關係和經濟發展提供了寶貴的案例。

2. 菲律賓華人社群的歷史背景與「菲律賓人優先」政策

菲律賓華人的歷史可追溯至西班牙殖民時期，他們作為商人、工匠和勞工，在菲律賓的經濟發展中扮演了不可或缺的角色。儘管在殖民時期遭受過歧視、隔離和周期性的暴力，但華人社群憑藉其商業網絡和勤奮精神，逐漸積累了財富。與此同時，華人與菲律賓土著之間的通婚也形成了龐大的混血族群（mestizo），這在一定程度上促進了華人文化的在地化和社會融合。

然而，在菲律賓於1946年獨立後，隨著民族主義思潮的興起，一股旨在奪回經濟主權的運動逐漸形成。在20世紀50年代至60年代，時任總統卡洛斯·加西亞（Carlos P. Garcia）推行了著名的「菲律賓人優先」（Filipino First）政策。這項政策的核心目標是：

• 經濟民族化： 限制外國資本和外國人對菲律賓經濟關鍵部門的控制，特別是在零售貿易、進出口、資源開採和製造業等領域。

• 扶持本土企業： 通過政府採購、信貸優惠、進口管制和外匯分配等手段，優先支持菲律賓公民和企業。

儘管該政策表面上針對所有「外國人」，但由於華人社群在零售和貿易領域的突出地位，且當時許多華人尚未取得菲律賓國籍，該政策在實踐中對華人企業產生了最直接和最顯著的影響。

3. 意想不到的後果：華人社群的經濟韌性與私人部門主導

「菲律賓人優先」政策的實施，對華人社群造成了衝擊，但其結果卻是複雜且常常是悖論性的：

3.1 迫使華人社群深化本土化與歸化

面對政策的限制，華人社群採取了多種策略來應對，其中最主要的是：

• 加速歸化： 大量華人為了規避「外國人」身份帶來的經濟限制，積極申請菲律賓國籍。這使得他們在法律上成為「菲律賓人」，從而能夠繼續在受保護的行業中經營。

• 深化文化融合： 華人社群進一步擁抱菲律賓文化，包括語言、宗教（天主教）和生活方式，以減少與主流社會的隔閡。這種文化上的融合，為其經濟活動提供了更順暢的社會環境。

• 建立政治聯繫： 華人企業家意識到在菲律賓經商，與政治精英建立良好關係的重要性。這導致了一些華人企業與政治人物之間的複雜聯盟，甚至在馬可仕（Marcos）時代，一些華人企業家成為了「裙帶資本主義」的受益者或參與者。

3.2 鞏固私人商業領域的主導地位

由於政策限制了華人在某些特定行業的發展，並使他們難以進入公共服務部門（這也非其傳統強項），華人社群的才華和資本被進一步引導並集中到私人商業領域。這種「擠壓效應」反而強化了華人企業在以下方面的優勢：

• 家族企業的擴張與多元化： 華人家族企業在零售、批發、製造、房地產、金融、電信和公用事業等領域不斷擴張和多元化經營。他們憑藉其靈活的經營模式、強大的家族網絡和對市場變化的快速反應能力，在激烈的競爭中脫穎而出。

• 效率與創新驅動： 在沒有政府直接扶持的情況下，華人企業必須更加注重效率、成本控制和市場需求，以確保其競爭力。

• 形成龐大商業集團： 許多當今菲律賓最大的企業集團，如SM集團（SM Investments Corporation）、JG頂峰控股（JG Summit Holdings）、LT集團（LT Group, Inc.）等，其創始人或核心家族均為華人。這證明了華人社群在應對政策挑戰時所展現出的驚人經濟韌性。

這種現象形成了一個政策上的悖論：旨在限制「外國人」經濟影響力的民族主義政策，卻在客觀上促成了華人社群在私人經濟領域的持續主導和財富積累。他們透過適應、歸化和深化商業網絡，成功地在既定政策框架下找到了生存和繁榮的道路。

4. 政策的複雜性與長期影響

儘管「菲律賓人優先」政策在一定程度上推動了本土民族資本的發展，但其對華人社群的影響是複雜的，並帶來了長期遺產：

• 社會融合的雙面性： 華人社群在文化上的高度融合和歸化，使得他們在社會層面比其他東南亞國家的華人更為「菲律賓化」。然而，經濟上的突出地位與歷史上的歧視，仍使其在某些時刻面臨族群間的緊張關係。

• 裙帶資本主義的形成： 政策的不透明性和對政治關係的依賴，促使一些華人企業家與政治權力結合，導致了裙帶資本主義的發展，這對菲律賓的長期經濟發展和公平競爭環境產生了負面影響。

• 經濟結構的固化： 華人資本在私人部門的強大地位，以及土著精英在政治領域的持續影響，共同構成了菲律賓獨特的政治經濟格局。

5. 結論

菲律賓的「菲律賓人優先」政策是國家建設過程中，經濟民族主義與族群經濟互動的一個典型案例。儘管該政策旨在限制「外國人」的經濟影響力，但其對華人社群產生了「意想不到的後果」：它迫使華人社群加速本土化和歸化，並將其才華與資本更集中地投入到私人商業領域。在這一過程中，華人社群展現了卓越的經濟韌性，不僅成功應對了政策挑戰，反而鞏固了其在菲律賓經濟中的主導地位。

這一經驗揭示了政策設計的複雜性：旨在實現特定目標的政策，可能因其對不同社群的差異化影響，而產生與預期相悖的結果。菲律賓的案例表明，即使沒有像馬來西亞或印度尼西亞那樣直接的種族歧視政策，經濟民族主義也可能透過間接的方式，塑造特定族群的經濟行為模式，並在長期內重塑國家的經濟格局。這為理解多元社會中政策的複雜性、族群的適應性以及國家發展的非線性路徑提供了重要的啟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