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族主義浪潮下的經濟韌性：菲律賓政策對華人社群商業發展的塑造與意想不到後果

民族主義浪潮下的經濟韌性：菲律賓政策對華人社群商業發展的塑造與意想不到後果

摘要

菲律賓華人社群在該國的社會經濟結構中扮演著獨特而複雜的角色。與馬來西亞和印度尼西亞不同，菲律賓在後殖民時期雖然沒有推行像「土著政策」或「新秩序」那樣直接且系統性的種族平權或同化政策，但其在20世紀中葉興起的「菲律賓人優先」（Filipino First）經濟民族主義政策，卻對華人社群產生了深遠的「意想不到的後果」。這些政策旨在限制外國（包括被視為「外國人」的華人）對本國經濟的控制，卻在客觀上促使華人社群將其才華與資本更集中地投入到私人商業領域，並在其中展現出驚人的韌性與持續的經濟主導地位。本文將深入探討「菲律賓人優先」政策的機制、其對華人社群的影響，以及這些政策如何間接鞏固了華人家族企業在菲律賓經濟中的核心地位，形成一種政策目標與實際結果之間的複雜互動。

1. 引言

在東南亞多元種族的國家中，華人社群的經濟角色及其與當地政府和土著社群的關係，一直是學術研究和政策討論的焦點。馬來西亞的「土著政策」和印度尼西亞的「新秩序」時期對華人的歧視性同化政策，都導致了華人社群在政治文化上受壓，卻在私人商業領域取得顯著成功的「意想不到的後果」。菲律賓的情況則呈現出另一種獨特的模式。儘管菲律賓沒有推行直接的種族平權政策，但其在獨立後實施的「菲律賓人優先」經濟民族主義政策，同樣對華人社群的發展路徑產生了關鍵影響。

本文旨在分析「菲律賓人優先」政策的背景、內容及其對菲律賓華人社群的影響。我們將探討這些政策如何透過限制「外國人」的經濟活動，間接推動了華人社群更深層次地紮根於私人商業領域，並在其中展現出卓越的適應能力和經濟韌性，最終鞏固了其在菲律賓經濟中的核心地位。這種政策與其非預期結果之間的複雜互動，為理解國家建設、族群關係和經濟發展提供了寶貴的案例。

2. 菲律賓華人社群的歷史背景與「菲律賓人優先」政策

菲律賓華人的歷史可追溯至西班牙殖民時期，他們作為商人、工匠和勞工，在菲律賓的經濟發展中扮演了不可或缺的角色。儘管在殖民時期遭受過歧視、隔離和周期性的暴力，但華人社群憑藉其商業網絡和勤奮精神，逐漸積累了財富。與此同時，華人與菲律賓土著之間的通婚也形成了龐大的混血族群（mestizo），這在一定程度上促進了華人文化的在地化和社會融合。

然而，在菲律賓於1946年獨立後，隨著民族主義思潮的興起，一股旨在奪回經濟主權的運動逐漸形成。在20世紀50年代至60年代，時任總統卡洛斯·加西亞（Carlos P. Garcia）推行了著名的「菲律賓人優先」（Filipino First）政策。這項政策的核心目標是：

• 經濟民族化： 限制外國資本和外國人對菲律賓經濟關鍵部門的控制，特別是在零售貿易、進出口、資源開採和製造業等領域。

• 扶持本土企業： 通過政府採購、信貸優惠、進口管制和外匯分配等手段，優先支持菲律賓公民和企業。

儘管該政策表面上針對所有「外國人」，但由於華人社群在零售和貿易領域的突出地位，且當時許多華人尚未取得菲律賓國籍，該政策在實踐中對華人企業產生了最直接和最顯著的影響。

3. 意想不到的後果：華人社群的經濟韌性與私人部門主導

「菲律賓人優先」政策的實施，對華人社群造成了衝擊，但其結果卻是複雜且常常是悖論性的：

3.1 迫使華人社群深化本土化與歸化

面對政策的限制，華人社群採取了多種策略來應對，其中最主要的是：

• 加速歸化： 大量華人為了規避「外國人」身份帶來的經濟限制，積極申請菲律賓國籍。這使得他們在法律上成為「菲律賓人」，從而能夠繼續在受保護的行業中經營。

• 深化文化融合： 華人社群進一步擁抱菲律賓文化，包括語言、宗教（天主教）和生活方式，以減少與主流社會的隔閡。這種文化上的融合，為其經濟活動提供了更順暢的社會環境。

• 建立政治聯繫： 華人企業家意識到在菲律賓經商，與政治精英建立良好關係的重要性。這導致了一些華人企業與政治人物之間的複雜聯盟，甚至在馬可仕（Marcos）時代，一些華人企業家成為了「裙帶資本主義」的受益者或參與者。

3.2 鞏固私人商業領域的主導地位

由於政策限制了華人在某些特定行業的發展，並使他們難以進入公共服務部門（這也非其傳統強項），華人社群的才華和資本被進一步引導並集中到私人商業領域。這種「擠壓效應」反而強化了華人企業在以下方面的優勢：

• 家族企業的擴張與多元化： 華人家族企業在零售、批發、製造、房地產、金融、電信和公用事業等領域不斷擴張和多元化經營。他們憑藉其靈活的經營模式、強大的家族網絡和對市場變化的快速反應能力，在激烈的競爭中脫穎而出。

• 效率與創新驅動： 在沒有政府直接扶持的情況下，華人企業必須更加注重效率、成本控制和市場需求，以確保其競爭力。

• 形成龐大商業集團： 許多當今菲律賓最大的企業集團，如SM集團（SM Investments Corporation）、JG頂峰控股（JG Summit Holdings）、LT集團（LT Group, Inc.）等，其創始人或核心家族均為華人。這證明了華人社群在應對政策挑戰時所展現出的驚人經濟韌性。

這種現象形成了一個政策上的悖論：旨在限制「外國人」經濟影響力的民族主義政策，卻在客觀上促成了華人社群在私人經濟領域的持續主導和財富積累。他們透過適應、歸化和深化商業網絡，成功地在既定政策框架下找到了生存和繁榮的道路。

4. 政策的複雜性與長期影響

儘管「菲律賓人優先」政策在一定程度上推動了本土民族資本的發展，但其對華人社群的影響是複雜的，並帶來了長期遺產：

• 社會融合的雙面性： 華人社群在文化上的高度融合和歸化，使得他們在社會層面比其他東南亞國家的華人更為「菲律賓化」。然而，經濟上的突出地位與歷史上的歧視，仍使其在某些時刻面臨族群間的緊張關係。

• 裙帶資本主義的形成： 政策的不透明性和對政治關係的依賴，促使一些華人企業家與政治權力結合，導致了裙帶資本主義的發展，這對菲律賓的長期經濟發展和公平競爭環境產生了負面影響。

• 經濟結構的固化： 華人資本在私人部門的強大地位，以及土著精英在政治領域的持續影響，共同構成了菲律賓獨特的政治經濟格局。

5. 結論

菲律賓的「菲律賓人優先」政策是國家建設過程中，經濟民族主義與族群經濟互動的一個典型案例。儘管該政策旨在限制「外國人」的經濟影響力，但其對華人社群產生了「意想不到的後果」：它迫使華人社群加速本土化和歸化，並將其才華與資本更集中地投入到私人商業領域。在這一過程中，華人社群展現了卓越的經濟韌性，不僅成功應對了政策挑戰，反而鞏固了其在菲律賓經濟中的主導地位。

這一經驗揭示了政策設計的複雜性：旨在實現特定目標的政策，可能因其對不同社群的差異化影響，而產生與預期相悖的結果。菲律賓的案例表明，即使沒有像馬來西亞或印度尼西亞那樣直接的種族歧視政策，經濟民族主義也可能透過間接的方式，塑造特定族群的經濟行為模式，並在長期內重塑國家的經濟格局。這為理解多元社會中政策的複雜性、族群的適應性以及國家發展的非線性路徑提供了重要的啟示。

路徑依賴的遺產：馬來西亞土著政策對華人商業發展的塑造與持續影響

 

路徑依賴的遺產：馬來西亞土著政策對華人商業發展的塑造與持續影響

摘要

馬來西亞於1971年推行的新經濟政策（New Economic Policy, NEP），以其核心的「土著政策」（Bumiputera Policy）為基礎，旨在透過積極的平權行動來重塑社會經濟結構，以提升馬來人及其他原住民的經濟地位。然而，這項政策的實施不僅帶來了預期的結果，也產生了顯著的「意想不到的後果」，特別是對非土著社群，尤其是華人社群的影響——在政府設置的障礙下，他們反而被推向了私人商業領域，並在其中積累了可觀的財富。本文將援引「路徑依賴」（Path Dependency）理論，深入剖析土著政策作為一個關鍵歷史時刻所建立的制度路徑，如何因其內部的自我強化機制而難以逆轉，並在這一路徑上衍生出對華人社群經濟行為的塑造作用，最終形成長期且複雜的經濟與社會格局。

1. 引言

公共政策的制定與實施，往往是一個複雜且充滿變數的過程。其結果不僅受制於政策目標和執行手段，更常受到歷史脈絡、既有制度以及社會行為者回應的影響。在馬來西亞，自1971年實施的新經濟政策（NEP）及其核心的土著政策，便是理解這一複雜性的典型案例。該政策旨在透過傾斜性扶持，糾正馬來人與非馬來人（尤其是華人）之間的經濟不平衡。然而，一個廣為人知的「意想不到的後果」是，該政策在某些方面反而間接促成了華人社群在私人商業領域的蓬勃發展與財富積累。

本文旨在運用「路徑依賴」（Path Dependency）理論，深入探討這一看似悖論的現象。路徑依賴理論認為，特定時間點的初始選擇或事件，會觸發一系列自我強化的過程，使得後續的選擇空間受限，甚至鎖定在某種特定軌跡上，即使該軌跡在長期可能並非最優。我們將論證，土著政策不僅建立了有利於土著群體的制度路徑，也同時在這一路徑上，形塑了華人社群的經濟行為模式，使其在既有政策框架下尋求生存與發展，從而形成一種難以輕易改變的經濟生態。

2. 路徑依賴理論的解析

路徑依賴理論強調時間順序與非線性變化的重要性，其核心觀點是：過去的選擇或偶然事件，會對現在及未來的發展產生持續性且不可逆的影響。其關鍵機制包括：

• 報酬遞增（Increasing Returns）： 一旦某種制度或技術被選定，其採用成本可能隨著時間遞減，或其受益者會越來越多，從而使其更具吸引力，難以被替代。

• 轉換成本（Switching Costs）： 從現有路徑轉向新路徑所需的成本（經濟、政治、社會成本）過高，使得即使存在更好的替代方案，也難以實現轉變。

• 學習效應與認知鎖定（Learning Effects & Cognitive Lock-in）： 人們在特定路徑中積累經驗和知識，形成特定的思維模式和認知框架，使得跳脫原有模式變得困難。

• 制度性慣性（Institutional Inertia）： 一旦建立的法律、組織和規範體系會產生自身的慣性，對變革產生阻力。

• 網絡外部性（Network Externalities）： 特定路徑的參與者越多，其價值越大，使得新加入者也傾向於選擇該路徑。

這些機制共同作用，使得初始選擇即便非最優，也能夠自我強化並鎖定未來的發展方向。

3. 馬來西亞的關鍵歷史時刻：NEP作為路徑的發端

1969年的「五一三事件」是馬來西亞歷史上一個決定性的關鍵時刻。它暴露了種族間經濟差距的嚴重性及其引發的社會矛盾，促使政府採取了激進的政策干預。新經濟政策（NEP）正是在這一背景下應運而生，它並非一個短期應對，而是一個旨在進行深層次社會經濟結構重組的長期策略。

NEP的實施，包括在教育、公務員體系、企業股權、商業執照及政府合同等方面的土著優先政策，實質上就是啟動了一條新的「制度路徑」。這條路徑旨在透過國家力量的干預，加速土著在現代經濟領域的參與和財富積累。

4. 路徑的展開：預期與非預期後果的共存

在這條由NEP所定義的制度路徑上，產生了兩類截然不同的後果：

4.1 預期後果：土著經濟地位的提升

NEP確實成功地提升了馬來人在經濟領域的地位。大量土著進入公務員體系，形成龐大的土著中產階級；土著在企業股權中的佔比顯著提高（儘管未完全達到30%的目標）；並培養了一批土著企業家。這些成果透過國有企業、政府機構和扶持計劃等具體機制，不斷自我強化，形成了一個龐大的受益群體和一套龐雜的執行體系。

4.2 意想不到的後果：華人社群的商業推動

然而，土著政策對非土著社群，特別是華人社群，構成了系統性的「推擠」效應。由於在公務員體系、公立大學入學和某些受政府保護的行業中面臨配額和優先權的限制，華人社群的精英和普通成員不得不將其才華、資本和精力轉向政策干預較少的私人商業領域。

這種轉向，結合華人社群既有的商業傳統、家族網絡、勤奮文化以及與海外華人社群的聯繫，導致了：

• 加速進入私人部門： 限制了在公共部門的發展，迫使華人專注於私營企業。

• 強化創業精神： 在缺乏體制性保護的情況下，華人企業必須依靠市場效率、創新和靈活變通來生存和發展。

• 積累顯著財富： 在製造業、零售、地產、金融和服務業等領域，華人企業家取得了巨大成功，形成了眾多大型企業集團。

這正是路徑依賴的體現：既定的政策路徑在限制一個群體選擇的同時，也無意中將其「鎖定」到另一條次優（但在此情境下相對有效）的發展路徑上。華人社群在「被排除」於受保護的路徑之外後，反而透過自身的適應和創新，在非受保護的市場中開闢出新天地，並因此積累了財富。這種財富積累並非政策的直接目標，而是華人社群在既定路徑限制下的一種「適應性回應」。

5. 路徑的持續性：為何難以改變？

儘管土著政策引發了諸多爭議，包括人才流失、效率低下、尋租行為以及對國家團結的影響，但其核心原則至今仍未被根本性動搖。這正是路徑依賴機制在發揮作用：

• 既得利益者（Increasing Returns）： 政策已經培養了龐大的土著中產階級、依賴政策扶持的企業家以及為執行政策而設立的龐大官僚體系。這些群體形成了強大的既得利益，任何試圖改變政策的嘗試都會遇到來自他們的強烈反彈。

• 高轉換成本（Switching Costs）： 擺脫現有政策框架，轉向完全以市場和需求為基礎的政策，將意味著巨大的政治風險、社會動盪以及重新分配既有利益的挑戰。

• 認知鎖定（Cognitive Lock-in）： 數十年的政策實施，已經在很大程度上塑造了馬來西亞人對種族關係、經濟公平和國家建設的理解。對許多人而言，土著政策已成為國家認同和民族權益的象徵，難以動搖。

• 制度性慣性（Institutional Inertia）： 圍繞土著政策建立的法律法規、政府機構和執行機制已根深蒂固，要改變這些結構需要巨大的政治意願和協調成本。

因此，即使有聲音呼籲改革，政策的調整也往往只是修修補補，而非根本性的範式轉移。

6. 結論

馬來西亞的土著政策是路徑依賴理論在國家發展中的一個典型例證。1969年的關鍵時刻確立了一條旨在提升土著經濟地位的制度路徑。這條路徑不僅實現了部分預期目標，也意外地促使華人社群在非受保護的私人商業領域蓬勃發展，積累了可觀財富。這種「意想不到的後果」並非政策失敗的單一證據，而是政策在既定路徑中，與社會行動者複雜互動的產物。

該政策的持續存在及其難以根本性改變的困境，深刻體現了路徑依賴的強大力量。既得利益、高轉換成本和根深蒂固的認知框架共同鎖定了馬來西亞的政策軌跡。理解這種路徑依賴性，對於分析馬來西亞多元社會的政治經濟動態，以及為其他尋求社會經濟轉型的國家提供經驗借鑒，都具有重要的啟示意義。這也警示我們，政策制定者在設計大規模社會工程時，必須充分考慮其可能引發的複雜回饋循環和長期路徑鎖定效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