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變革還是漣漪？檢視英格蘭和威爾士水務行業的擬議改革

 

是變革還是漣漪？檢視英格蘭和威爾士水務行業的擬議改革

備受矚目的喬恩·坎利夫爵士長達465頁的報告已出爐，內容提議對英格蘭和威爾士的水務行業進行徹底改革，包括廢除現行的經濟監管機構 Ofwat。儘管環境大臣史蒂夫·里德宣稱將成立一個新的單一監管機構，以「阻止過去的弊端」，但質疑聲浪不斷，許多運動人士將這些建議斥為「變革的幻象」，甚至是「給豬塗口紅」。核心問題在於：如果不能在關鍵績效指標（KPI）的設計中根本性地融入「利益攸關」（Nassim Nicholas Taleb 提出），並運用系統思維避免所有意想不到的後果，那麼這份報告很可能無濟於事，消費者將繼續遭受服務不佳（如糟糕的供水）和財務負擔（如高額費用）的雙重打擊。

解散 Ofwat 並建立一個新的統一監管機構的宣告，旨在解決公眾對水務表現不佳和基礎設施投資不足的普遍不滿。然而，新機構中將保留許多 Ofwat 的現有員工，這立即引發了對擬議改革真實程度的質疑。運動人士迅速指出，該報告有意迴避了將水務部門國有化的可能性，而許多人認為這是真正改革的關鍵。

雪上加霜的是，喬恩·坎利夫爵士本人也警告說，為資助急需的基礎設施投資，水費很可能飆升，未來五年內可能比通脹高出30%。儘管英國水務公司老闆大衛·亨德森對這份報告表示歡迎，稱其「正是我們所需要的」，但他卻巧妙地將過去投資不足的責任歸咎於即將被廢除的監管機構。

批評者強調，這些擬議改革中缺失的關鍵環節，是如何建立機制以真正使水務公司的利益與消費者利益保持一致。納西姆·尼古拉斯·塔勒布所倡導的「利益攸關」概念，主張通過共享風險來實現問責制。如果新的監管框架未能嵌入這一原則——例如，將高管獎金與水質的實際改善、漏水率的降低和公平定價直接掛鉤，而非僅僅是抽象的財務指標——那麼消費者受苦的循環就不太可能被打破。

此外，對水務行業這樣一個複雜系統進行任何重大重組，都需要深入理解系統思維。如果沒有仔細規劃每項擬議變革可能產生的連鎖反應，那麼在試圖解決舊問題的同時，極有可能產生新的、意想不到的問題。如果新的KPI設計未能充分考慮系統內部的相互依賴關係，公司可能會為了優化某個指標而犧牲其他指標，導致消費者持續獲得次優結果。

總而言之，儘管這份報告標誌著政治層面已意識到水務行業根深蒂固的問題，但其最終成功取決於超越表面組織變革的能力。真正的改革需要徹底重新思考問責制的執行方式、績效的衡量方式以及整個系統的相互作用。如果沒有行業的「利益攸關」和全面的系統思維來預防意想不到的後果，那麼承諾的「阻止過去的弊端」可能只是一場海市蜃樓，讓消費者繼續承受糟糕服務和高昂費用的雙重衝擊。

民族主義浪潮下的經濟韌性：菲律賓政策對華人社群商業發展的塑造與意想不到後果

民族主義浪潮下的經濟韌性：菲律賓政策對華人社群商業發展的塑造與意想不到後果

摘要

菲律賓華人社群在該國的社會經濟結構中扮演著獨特而複雜的角色。與馬來西亞和印度尼西亞不同，菲律賓在後殖民時期雖然沒有推行像「土著政策」或「新秩序」那樣直接且系統性的種族平權或同化政策，但其在20世紀中葉興起的「菲律賓人優先」（Filipino First）經濟民族主義政策，卻對華人社群產生了深遠的「意想不到的後果」。這些政策旨在限制外國（包括被視為「外國人」的華人）對本國經濟的控制，卻在客觀上促使華人社群將其才華與資本更集中地投入到私人商業領域，並在其中展現出驚人的韌性與持續的經濟主導地位。本文將深入探討「菲律賓人優先」政策的機制、其對華人社群的影響，以及這些政策如何間接鞏固了華人家族企業在菲律賓經濟中的核心地位，形成一種政策目標與實際結果之間的複雜互動。

1. 引言

在東南亞多元種族的國家中，華人社群的經濟角色及其與當地政府和土著社群的關係，一直是學術研究和政策討論的焦點。馬來西亞的「土著政策」和印度尼西亞的「新秩序」時期對華人的歧視性同化政策，都導致了華人社群在政治文化上受壓，卻在私人商業領域取得顯著成功的「意想不到的後果」。菲律賓的情況則呈現出另一種獨特的模式。儘管菲律賓沒有推行直接的種族平權政策，但其在獨立後實施的「菲律賓人優先」經濟民族主義政策，同樣對華人社群的發展路徑產生了關鍵影響。

本文旨在分析「菲律賓人優先」政策的背景、內容及其對菲律賓華人社群的影響。我們將探討這些政策如何透過限制「外國人」的經濟活動，間接推動了華人社群更深層次地紮根於私人商業領域，並在其中展現出卓越的適應能力和經濟韌性，最終鞏固了其在菲律賓經濟中的核心地位。這種政策與其非預期結果之間的複雜互動，為理解國家建設、族群關係和經濟發展提供了寶貴的案例。

2. 菲律賓華人社群的歷史背景與「菲律賓人優先」政策

菲律賓華人的歷史可追溯至西班牙殖民時期，他們作為商人、工匠和勞工，在菲律賓的經濟發展中扮演了不可或缺的角色。儘管在殖民時期遭受過歧視、隔離和周期性的暴力，但華人社群憑藉其商業網絡和勤奮精神，逐漸積累了財富。與此同時，華人與菲律賓土著之間的通婚也形成了龐大的混血族群（mestizo），這在一定程度上促進了華人文化的在地化和社會融合。

然而，在菲律賓於1946年獨立後，隨著民族主義思潮的興起，一股旨在奪回經濟主權的運動逐漸形成。在20世紀50年代至60年代，時任總統卡洛斯·加西亞（Carlos P. Garcia）推行了著名的「菲律賓人優先」（Filipino First）政策。這項政策的核心目標是：

• 經濟民族化： 限制外國資本和外國人對菲律賓經濟關鍵部門的控制，特別是在零售貿易、進出口、資源開採和製造業等領域。

• 扶持本土企業： 通過政府採購、信貸優惠、進口管制和外匯分配等手段，優先支持菲律賓公民和企業。

儘管該政策表面上針對所有「外國人」，但由於華人社群在零售和貿易領域的突出地位，且當時許多華人尚未取得菲律賓國籍，該政策在實踐中對華人企業產生了最直接和最顯著的影響。

3. 意想不到的後果：華人社群的經濟韌性與私人部門主導

「菲律賓人優先」政策的實施，對華人社群造成了衝擊，但其結果卻是複雜且常常是悖論性的：

3.1 迫使華人社群深化本土化與歸化

面對政策的限制，華人社群採取了多種策略來應對，其中最主要的是：

• 加速歸化： 大量華人為了規避「外國人」身份帶來的經濟限制，積極申請菲律賓國籍。這使得他們在法律上成為「菲律賓人」，從而能夠繼續在受保護的行業中經營。

• 深化文化融合： 華人社群進一步擁抱菲律賓文化，包括語言、宗教（天主教）和生活方式，以減少與主流社會的隔閡。這種文化上的融合，為其經濟活動提供了更順暢的社會環境。

• 建立政治聯繫： 華人企業家意識到在菲律賓經商，與政治精英建立良好關係的重要性。這導致了一些華人企業與政治人物之間的複雜聯盟，甚至在馬可仕（Marcos）時代，一些華人企業家成為了「裙帶資本主義」的受益者或參與者。

3.2 鞏固私人商業領域的主導地位

由於政策限制了華人在某些特定行業的發展，並使他們難以進入公共服務部門（這也非其傳統強項），華人社群的才華和資本被進一步引導並集中到私人商業領域。這種「擠壓效應」反而強化了華人企業在以下方面的優勢：

• 家族企業的擴張與多元化： 華人家族企業在零售、批發、製造、房地產、金融、電信和公用事業等領域不斷擴張和多元化經營。他們憑藉其靈活的經營模式、強大的家族網絡和對市場變化的快速反應能力，在激烈的競爭中脫穎而出。

• 效率與創新驅動： 在沒有政府直接扶持的情況下，華人企業必須更加注重效率、成本控制和市場需求，以確保其競爭力。

• 形成龐大商業集團： 許多當今菲律賓最大的企業集團，如SM集團（SM Investments Corporation）、JG頂峰控股（JG Summit Holdings）、LT集團（LT Group, Inc.）等，其創始人或核心家族均為華人。這證明了華人社群在應對政策挑戰時所展現出的驚人經濟韌性。

這種現象形成了一個政策上的悖論：旨在限制「外國人」經濟影響力的民族主義政策，卻在客觀上促成了華人社群在私人經濟領域的持續主導和財富積累。他們透過適應、歸化和深化商業網絡，成功地在既定政策框架下找到了生存和繁榮的道路。

4. 政策的複雜性與長期影響

儘管「菲律賓人優先」政策在一定程度上推動了本土民族資本的發展，但其對華人社群的影響是複雜的，並帶來了長期遺產：

• 社會融合的雙面性： 華人社群在文化上的高度融合和歸化，使得他們在社會層面比其他東南亞國家的華人更為「菲律賓化」。然而，經濟上的突出地位與歷史上的歧視，仍使其在某些時刻面臨族群間的緊張關係。

• 裙帶資本主義的形成： 政策的不透明性和對政治關係的依賴，促使一些華人企業家與政治權力結合，導致了裙帶資本主義的發展，這對菲律賓的長期經濟發展和公平競爭環境產生了負面影響。

• 經濟結構的固化： 華人資本在私人部門的強大地位，以及土著精英在政治領域的持續影響，共同構成了菲律賓獨特的政治經濟格局。

5. 結論

菲律賓的「菲律賓人優先」政策是國家建設過程中，經濟民族主義與族群經濟互動的一個典型案例。儘管該政策旨在限制「外國人」的經濟影響力，但其對華人社群產生了「意想不到的後果」：它迫使華人社群加速本土化和歸化，並將其才華與資本更集中地投入到私人商業領域。在這一過程中，華人社群展現了卓越的經濟韌性，不僅成功應對了政策挑戰，反而鞏固了其在菲律賓經濟中的主導地位。

這一經驗揭示了政策設計的複雜性：旨在實現特定目標的政策，可能因其對不同社群的差異化影響，而產生與預期相悖的結果。菲律賓的案例表明，即使沒有像馬來西亞或印度尼西亞那樣直接的種族歧視政策，經濟民族主義也可能透過間接的方式，塑造特定族群的經濟行為模式，並在長期內重塑國家的經濟格局。這為理解多元社會中政策的複雜性、族群的適應性以及國家發展的非線性路徑提供了重要的啟示。

壓迫下的韌性：印尼歧視性政策對華人社群經濟發展的複雜影響

 

壓迫下的韌性：印尼歧視性政策對華人社群經濟發展的複雜影響

摘要

在印度尼西亞的歷史進程中，華人社群長期扮演著特殊的角色。特別是在蘇哈托的「新秩序」時期（1966-1998），政府推行了一系列旨在同化並限制華人影響力的政策，包括禁止華文教育、壓制文化表達、強制改名以及在公共領域的排斥。這些政策的意圖是削弱華人作為一個獨立族群的身份認同，並限制其在國家政治與經濟中的影響力。然而，本文將探討這些歧視性政策所導致的複雜且常常是悖論性的「意想不到的後果」：儘管在政治與文化上備受壓制，華人社群卻在私人商業領域展現出驚人的經濟韌性與持續的主導地位，並在一定程度上加劇了族群間的經濟張力。

關鍵詞

印尼華人，歧視政策，新秩序，同化政策，意想不到的後果，族群經濟，商業韌性，歷史遺產，社會張力，蘇哈托

1. 引言

印度尼西亞是一個擁有龐大華人社群的多元民族國家，其與土著（pribumi）社群之間的關係充滿了歷史的複雜性。自殖民時期以來，華人便因其商業活動而在經濟中佔據顯著地位。然而，這種經濟角色也常使其成為社會矛盾和政治動盪的替罪羊。特別是在蘇哈托將軍的「新秩序」統治時期，一系列針對華人的政策被制度化，其核心目標是推動華人的同化，並削弱他們在經濟和社會中的獨特影響力。

這些政策包括嚴格限制華文教育、禁止公開的華人文化活動、鼓勵甚至強迫華人改用印尼姓名，以及將華人排除在公共服務部門之外。從表面上看，這些措施旨在削弱華人社群的集體認同與經濟基礎。然而，本文將論證，這些歧視性政策在帶來預期結果的同時，也產生了深刻的「意想不到的後果」：它們迫使華人將其精力與資源更集中地投入到私人商業領域，從而促成了華人資本在印尼經濟中的持續主導，並在一定程度上加劇了社會內部的經濟不平等與族群緊張關係。

2. 新秩序時期的歧視性政策與其意圖

蘇哈托的「新秩序」政權（1966-1998）對華人社群採取了系統性的同化和壓制政策。這些政策旨在透過以下方式來「解決」所謂的「華人問題」：

• 文化與語言的同化：

  • 全面禁止華文學校，迫使所有華人子女接受印尼語教育。

  • 嚴禁華文報刊、書籍及一切華文公共標識。

  • 禁止公開舉行華人傳統文化與宗教活動，如農曆新年慶典、舞獅、元宵節等。

  • 強烈鼓勵甚至強制華人改用印尼姓名，以消除其族群標識。

• 政治與公共領域的排斥：

  • 華人被系統性地排除在公務員體系、軍隊和國有企業高層之外，難以進入國家權力核心。

  • 限制華人參與政治組織和選舉。

• 經濟控制與「土著優先」：

  • 雖然不像馬來西亞那樣有明確的股份配額，但政府在貸款、執照和政府合同方面傾向於扶持土著企業。

  • 廣泛存在的「阿里-巴巴」（Ali-Baba）合作模式：華人（Baba）提供資本和商業運營能力，土著（Ali）利用其政治關係和獲取政府資源的便利。這種模式雖然為華人提供了生存空間，但也顯示了他們在制度上的脆弱性。

這些政策的根本意圖是通過去華人化和將華人邊緣化，來鞏固蘇哈托政權的穩定性，並解決其認為的「華人經濟壟斷」與「非忠誠」問題。

3. 意想不到的後果：經濟韌性與私人部門主導

儘管在政治和文化上遭受壓制，但這些政策卻在經濟領域產生了複雜且常常是悖論性的後果：

3.1 迫使華人轉向私人商業

由於公共服務部門和政府扶持的產業對華人關閉，華人社群的才華、抱負和資本被引導至更具開放性和競爭性的私人商業領域。這種「擠壓效應」促使華人將其精力更集中地投入到：

• 家族企業的強化： 華人社群強大的家族紐帶和宗親網絡成為其商業發展的基石，提供資金、信息和人力資源。

• 多元化經營： 他們在製造業、零售、貿易、金融、房地產等幾乎所有私人經濟領域深耕細作，尋找並填補市場空白。

• 「阿里-巴巴」模式的利用： 儘管是歧視的產物，但這種合作模式也為華人企業提供了必要的政治保護和進入市場的通道，使他們能夠在複雜的商業環境中運營。

3.2 鞏固經濟主導地位

諷刺的是，儘管面臨歧視，但華人社群在經濟上的影響力並未被削弱，反而可能因其專注於私人經濟而得到強化。許多印尼最大的企業集團（konglomerat）和最富有的個人，都源自華人家族。他們在沒有政府直接扶持的情況下，憑藉其商業 acumen、效率和網絡，在市場中脫穎而出。這種現象形成了一個悖論：旨在限制華人經濟影響力的政策，卻在客觀上促成了華人資本在私人經濟領域的持續甚至增強的主導地位。

3.3 加劇社會張力與脆弱性

然而，這種經濟上的成功是在政治邊緣化和文化壓制背景下實現的，這也導致了更深層次的社會問題：

• 被視為替罪羊： 華人社群的經濟顯著性，加之其政治上的脆弱性，使其成為社會不滿和經濟危機時最容易被攻擊的目標。

• 大規模的反華暴動： 歷史上，印尼多次爆發針對華人的暴力事件，最為慘烈的是1965-66年和1998年蘇哈托倒台前後的大規模反華暴動，造成了嚴重的生命和財產損失。這直接反映了政策所造成的族群間經濟鴻溝與社會信任缺失。

4. 後蘇哈托時代的改革與遺產

自1998年蘇哈托政權垮台後，印尼進入民主轉型時期，對華人的歧視政策被逐步廢除：

• 文化復興： 華文教育和華人文化活動得以恢復，農曆新年被列為全國性假日。

• 法律平等： 歧視性法規被廢除，華人在法律上獲得與其他公民平等的權利。

• 政治參與： 華人開始更積極地參與政治和公共生活，儘管其在政治權力層面仍不成比例。

然而，新秩序時期數十年的政策影響深遠，其「遺產」仍在持續：

• 文化斷層： 雖然華文教育和文化復興，但許多中年和青年華人由於過去的禁令，對華文和傳統文化了解有限。

• 結構性不信任： 族群間的社會信任需要時間修復，歷史的創傷依然存在。

• 經濟結構： 華人資本在私人部門的既有地位仍然穩固，這仍然是印尼經濟結構的一個顯著特徵。

5. 結論

印尼在蘇哈托時期對華人實施的歧視性政策，是國家試圖通過政治手段塑造社會經濟結構的一個典型案例。這些政策旨在同化華人並削弱其經濟影響力，但卻產生了極為複雜且常常是悖論性的「意想不到的後果」：華人社群在被排除於公共領域之外後，反而將其能量更集中地釋放到私人商業領域，並在此取得了顯著的經濟成功。然而，這種成功是在政治脆弱性和社會緊張的背景下實現的，最終導致了毀滅性的反華暴動。

印尼的經驗為其他多民族國家提供了重要的啟示：歧視性政策不僅會導致人權問題和文化損失，其經濟影響也可能與預期背道而馳，甚至引發更嚴重的社會矛盾。雖然後蘇哈托時代的改革糾正了許多不公，但歷史遺產的影響仍在持續。理解這種複雜性，對於促進一個真正包容、公平和穩定的社會至關重要。